赵盾出城时，刚好碰上了刚刚打猎归来的赵穿。赵穿是晋灵公的姐夫，与赵盾是同族，他详细问了事情经过后，劝赵盾道：“你先出去避一避吧，这个昏君由我来收拾。”赵穿经过反复考虑，决定采用曲意逢迎的方法，先取得晋灵公信任，然后再伺机下手。赵穿见到晋灵公后，假意说道：“赵家人犯了罪，就请罢我的职，再治我的罪吧！”晋灵公见自己这个姐夫倒十分诚实，不像赵盾那个死老头，就忙说：“赵盾有罪，怎么好牵连你？你与他不同。”没过几天，赵穿又投其所好，劝晋灵公多选美女，及时行乐。晋灵公一听此事可来了精神，色迷迷地问赵穿：“这美女派谁去选最合适呢？”赵穿说：“这方面屠岸贾可最内行了，他也最懂得主公您的要求。”晋灵公立即把屠岸贾召来，让他火速去办这件“美差”。赵穿巧妙地支走了屠岸贾，搬开了最大障碍，使晋灵公一下子成了个空架子，于是就开始实施计划。当时正值金秋季节，一天，赵穿劝晋灵公到桃园去观赏秋景，说道：“桃园的秋景比春景更加迷人，主公何不去观赏金秋风光呢？”晋灵公一听，忙说：“一提桃园，我确实有好些日子没去了，还真想去玩玩。”赵穿又说：“屠岸贾又不在，国内肯定还会有赵盾的同党，为了安全起见，我给您派一些精明的卫士吧。”晋灵公只知荒淫享乐，觉得赵穿考虑得很周到，就满口同意了。赵穿精选了一批可靠的武士，一道来到了桃园。在晋灵公喝酒赏景时，赵穿历数了晋灵公不君的种种罪行，最后让武士将晋灵公刺死，结束了这个昏君的一生。赵盾听说晋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未出国境就返回国都，拥立晋灵公的叔叔为王，这就是晋成公。
根据古代的观点，君主再昏庸也是不能杀的，臣下杀君主更是不忠不义的表现。所以对于这段历史，很多大臣都避而不谈。赵盾重登相位后，就想看一看，史官董狐究竟是如何记录和评价这件事的。于是就把太史令董狐找来，询问他有关情况。董狐把大事记录给赵盾，让他亲自看。赵盾看到上面写着“秋七月，赵盾弑其君”，并且得知这件事在朝廷上已经做了公布，以示笔伐。看完之后，赵盾十分生气，他将竹简一摔，对董狐说：“晋灵公死的时候我不在朝中，谁都知道，先君不是我杀的，你怎么能说是我杀的呢？你这样乱写，是诬蔑朝廷命官，是要杀头的。你们这些史官怎么让我承担罪名呢？”董狐不慌不忙地回答：“你身居相位，经逃亡而没有走出国境，你那时虽不在国都，但现在身为国家大臣，却从未追究过杀君之人的罪责，因此，如果说你不是这件事的主谋，那是谁也不会相信的。这不是你的责任，又是谁的责任呢？”赵盾一听，觉得也是这么回事，但他为了自己的面子，还是说：“你修改一下吧，改了对大家都有好处。”董狐严肃地说：“作为一个史官，我的职责就是真实地记录历史。而史书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来不得半点虚假，否则就是对后人的欺骗。你让我为了个人私利去改写史书，这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丢了脑袋，对于我而言是件小事，但丢掉了作为一个史官应有的节操，就是大事了。”听了董狐的一番话，赵盾被打动了，叹息说：“《诗经》上都说‘因为我怀恋君主，所以给自己带来忧伤’。大概说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吧！”他没再说什么，并且以后也不曾为难过董狐。
孔子评论这件事时说，董狐没有错，他是一位好史官，据法直书而不加隐讳；赵盾也没有错，他是一位贤明的大臣，为了法度而蒙受恶语，真是可惜啊！如果赵盾逃跑出了国境，就可以免除弑君之名了。当时的史官与后世大有不同，他们既典史册，又充秘书，即协助君臣执行治国的法令条文。传宣王命、记功司过是他们的具体职责，兼有治史和治政的双重任务，实际就是具有褒贬臧否大权的文职大臣。当时记事的“书法”依礼制定，礼的核心在于维护君臣大义，赵盾不讨伐弑君乱臣，失了君臣大义，故董狐定之以弑君之罪。对此，孔子大加赞扬，称董狐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后世据以称之为“良狐”，以表褒美之意。这是因为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权臣掌握国命，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以礼义为违合的书法原则，早已失去了它的威严，坚持这一原则，并非都能受到赞扬，而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齐国太史就因写了权臣崔杼的“弑君”之罪，结果弟兄二人接连被杀。董狐书法不隐的诚信精神已为后世正直史官坚持不懈地继承下来，成为我国史德传统中最为高尚的道德情操。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笔的含义逐渐摆脱了以礼义违合为内容的书法局限，从司马迁开始，赋予了它“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具备了唯物史观的实质。这一传统为后代进步史学家弘扬发展，编著出许多堪称信史的著作，是我国史著中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