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晓得他从长安出来之后，除在成都草堂的数年外，一径东奔西跑，未尝过过舒适的日子。这样的田园生活，总算是比较安宁的了，而且他在夔州，有的是“香稻三秋末，平畴百顷间”，比之当初的“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的景况，总该算是极大的改进。但是不知为什么，他觉得夔州仍旧不能安居，他只说“我今不乐思岳阳，身欲奋飞病在床”，却没有说出“不乐”的缘故——或者飘泊生涯是诗人的本性所喜罢？
次年（大历三年）正月，他竟以“不乐”的缘故去夔出峡，但结果是“入舟翻不乐，解缆独长吁”。三月，到江陵，而这理想中的江陵，也似乎不甚可恋，因为他只感着“年年非故物，处处是穷途”，于是竟不知“更欲投何处”了。但他终于不待过秋便“飘然去此都”而到公安（故城在湖北公安东北）。
居公安自秋及暮冬，所得的经验是——
“旅知交态，淹留见俗情。衰颜聊自哂，小吏最相轻。”
由公安晓发，南往岳州（湖南岳阳），在“潇湘洞庭白雪中”度过残岁。次年（大历四年）正月，由岳州至潭州（湘潭）。我们读他的《清明二首》之二云：“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想见此老暮年的景况，真堪鼻酸！
未几，由潭州至衡州（衡阳），值夏苦热，因复回潭州。时欲归襄汉，不果。自是率舟居。次年（大历五年）春，在长沙逢李龟年，有诗云——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李龟年是长安的乐工，尝入宫供奉，目击开元、天宝盛时京师的状况。此时相遇，彼此白头，自会话及当年遗事。想又曾引起我们这位垂暮诗人的无限伤感。
四月，臧玠乱作，他因避乱再入衡州，本想到郴州（郴县）依舅氏崔伟，因至耒阳，泊方田驿。
关于杜甫的卒时和卒地，因为史家记载之不同，遂引起注家不决的聚讼。《新唐书》本传云——
大历中，出瞿塘，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灸、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
《旧唐书》本传云——
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甫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九。
《旧唐书》之“永泰二年”，其谬已不待辩；盖杜甫之因避臧玠乱而入衡州，已属不容疑义；而臧玠之乱是大历五年四月的事，他何能在四年前先死呢？关于他的卒地，二书都说是耒阳，元稹的《墓志》则言——
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九。
后来仇兆鳌以元稹作《墓志》在旧史之前，因谓“牛肉白酒”之说不足信，而断定杜甫之卒“当在潭岳之交，秋冬之际”。钱谦益则以为《史》《志》并不抵触，而信杜甫“卒于耒阳，殡于岳阳”。而或者又谓“耒、岳两地悬绝，更隔洞庭一湖；卒此殡彼，理不可信”。我们生千载后，既再找不出新鲜的证据，对于这样的聚讼，便属无法可以解决。好在无论他卒于耒阳或卒于岳阳，对于我们这位可怜诗人穷愁客死的事实，似乎没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也就不必深究了。我们晓得他人生的最后十三年，尽是在飘泊中度过的；而读他的“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两句，便可见他到死都是不会忘长安的。
以上是杜甫生平事迹的概略。我们从此可见他是一个和政治及社会接触极密的诗人。政治和社会上无论哪种现象，都能给他以一种深刻的印象，而成为他写诗的冲动和题材。他绝对不像那种明哲保身的隐遁主义者，也决不像那种否定一切的超世主义者。他只认得“现实”，他没有一般诗人的那种理想境界。他认定现实是不能避免的，所以从不想去寻觅他的桃花源，也从不肯苟且安乐，而甘心跟现实奋斗到底。所以然者，因为他是一个道地的儒家信徒，他对于儒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以及当年孔子毕生遑遑、席不暇暖的那种态度，都能切实地体会、笃信而实践。而其所以能成一个真正的儒家信徒，则又因他具有一种博大、深厚、普遍、充实的同情心之故。这种同情心是他人生的秉性，决不是虚伪的做作。我们从他的诗中可以读到他对君国，对朋友，对妻子，对兄弟，以至对路人，对一草一木……处处所流露的这种同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