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后期，想做节度使有一个“捷径”，那就是“走后门”——向宦官行贿赂。说了千万好话，又送千万钱财，才能得到一个节度使的称号。由此可见宦官的权力。宦官权力之大，能够左右皇帝，把持朝政，这在我国历史上是一种怪现象。
宦官就是服侍皇帝和掌管宫廷事务的太监。前面讲到的东汉和后面的明朝，都曾出现过“宦官专权”。
在唐初，宦官人数不多，地位不高，权力不大，仅限于掌管宫廷事务。到了唐玄宗时，宦官人数激增，权势日重。其中位居三品、五品的竟达一千多人。玄宗晚年只顾享乐，宠信高力士，让他参与军国大事。四方进奏文表，先由高力士处理，玄宗只处理重大事情。许多朝中大臣，连李林甫、杨国忠都得巴结他。高力士令人刮目相看，当时还是太子的肃宗称呼他“二兄”，诸王公主称呼他“阿翁”，驸马称呼他“爷”。虽然如此，高力士还没专权，只是窃权和弄权。玄宗入蜀后，肃宗迫于舆论，把他流放黔南。
宦官能够专权，主要是皇帝让他们掌握了军权，他们可以反过来制约皇帝。前面提到的鱼朝恩，军权在手，他就敢放肆地说：“天下事有不由我乎！”肃宗宠信宦官李辅国。肃宗以太子李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李辅国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事，兵符、军号都由司马掌管，那就是说调兵遣将、前进后退都由司马决定，大元帅只是个空壳。所以李辅国才敢放胆说：“大家（指皇帝肃宗）但内面坐，外事听老奴处置。”德宗时，神策军正式任命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统率，其他禁军也归宦官掌握。宦官典掌禁军，从此成为制度。后来，神策军人数达十五万以上，完全控制了长安及其周围地区，皇帝已处于宦官权力的卵翼之下。
宦官制定国策、赏罚朝臣、进退将相，皇帝的生死废立也捏在宦官手中。顺宗以后有皇帝十人，除了哀宗由朱温拥立以外，都由宦官拥立。僖宗称呼大宦官田令孜为“阿父”，田令孜称呼僖宗为“门生天子”，他有牢骚时就说僖宗是“负心天子”。宦官对皇帝如有不满，皇帝就可能被谋杀，顺宗、敬宗、文宗以及很有些作为的宪宗李纯都死于宦官之手。文武群臣为谋求升迁，大多得走贿赂宦官的“后门”。
禁军大将们为了贿赂宦官，求封节度使，常常因财力不足而向巨室富商借贷巨款，到镇之后，为了还偿债务，就加紧搜刮民脂民膏，当时被人讥称“债帅”。
唐朝的“宫市”，也直接源于宦官。宦官担任宫市使，这个差使就是为皇宫采购各种物品。他们经常横行长安东西两市，肆行掠夺或强行购买，有的低付其值，有的分文不给。这些被称为“白望”或“五坊小儿”的掮客，专以放鹰走狗打猎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宦官和其所领禁军贪婪无比，京郊地区的良田美地、甲舍名园几乎被他们占去一半。
唐朝后期的皇帝不好做。受武臣之逼，交权给宦官，以控制武臣；不久又受宦官之逼，又与朝臣相谋，以图宦官。朝臣与宦官经常发生冲突，历史上称为“南衙北司”之争。
南衙设立在皇城，因位于宫城之南，故称南衙，是朝廷官僚的衙门（办事处）；北司设立在宫城，因位于皇城之北，故称北司，是宦官的办事机构。
公元805年，德宗死，顺宗继位，改元永贞。顺宗任用旧臣王叔文、王疲并起用韦执宜为宰相。他们与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组成政治上的革新派，共谋削夺宦官兵权，抑制地方割据势力以加强皇权。史称“永贞革新”。革新派首先革除了宫市和五坊小儿，严禁贿赂。不久即起用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以韩泰为其行军司马，以图逐步收夺宦官的兵权。这一计划被宦官识破，未能贯彻执行，结果王叔文被杀，王啤⒘宗元、刘禹锡等被贬。仅经历一百四十六天的永贞革新失败。
三十年后，唐文宗预感到他的下场与宪宗、敬宗可能一样，会死于宦官之手。为了铲除心腹之患，他擢用李训和郑注。李、郑吸取过去的教训，首先贬逐与宦官相勾结的宰相李德裕等人，又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铲除了部分势力。李训做宰相后，他晋升郑注为凤翔节度使，企图用内应外合的办法来消灭宦官。但李训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
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李训诈称大明宫金吾左杖院的石榴树降有甘露。甘露，是甜美的露水，天降甘露象征着天下太平。李训并说，已经察看过了，但真伪难定。文宗就下令左、右中尉尹士良、鱼弘志带领宦官去验证。李训事先设伏，企图乘此机会将宦官一网打尽。不料仇士良发觉有伏兵，急忙挟持着文宗退回宫中，随后，伏兵齐上，杀死未来得及逃走的宦官数十人。不久，中央禁军出动，在城内大肆搜捕，宦官借此机会杀朝臣数百人，朝中为之一空。这次“甘露之变”，李训、郑注均遭害，南衙又以失败而告终。
在以后的七十多年里，宦官一直把持军政大权，一直持续到昭宗在位时的公元903年。宰相崔胤谋诛宦官，引宣武节度使朱温为援。朱温率兵入长安，共计杀死宦官七百多人，派至各地的监军也被就地处斩，彻底解决了唐肃宗以来一百多年宦官专权的问题。宦官的势力虽被消灭了，但唐朝的末日也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