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吸取了西汉末年大臣贵戚专权的教训，采取了“退功臣而进文吏”的政策。建国后，他大赏功臣，封了三百六十五个功臣，其中功劳最大的有“云台二十八将”，他们都被封为列侯，给予了很高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但绝大多数功臣不能参与朝政，只有邓禹、李通、贾复三人可以参加议论军国大事。这三人知道皇帝不希望他们久掌重权，自动退让。李通是光武帝的妹夫，官居大司空，但他在权力面前退避三舍，不伸手，装糊涂，长期称病不视事。邓禹、贾复主动要求削减兵权，学习儒家经典，不问朝政。刘秀在限制大臣权力的同时，依靠官秩较低的官员。东汉初年设有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三公”。建武二十七年，改大司马为太尉，大司徒、大司空均去“大”字。三公不掌握实权，日常政务由尚书台处理。尚书台的主官是尚书令，俸禄一千石，相当于大县的县令。副职为尚书仆射，下设六曹，设尚书六人，分管六曹事务。他们的俸禄六百石，相当于中小县的县长。尚书台直接听命于皇帝，中央一切政策都出自尚书台。正如仲长统所说：“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皇帝的权力空前加强了，有效防止了大臣专权的危险。
与此同时，对诸侯王和外戚的权势也加以限制，防止类似西汉时诸侯王对抗中央的事件发生。建武二十四年(48年)，刘秀重申西汉时阿附藩王法，严禁宗室诸王交通宾客，培植党羽。不久，沛王客刘鲤(更始皇帝刘玄子)纠集同伙谋杀刘盆子兄刘恭。案发后，光武帝大怒，下令郡县搜捕诸王宾客，处死了上千人。外戚阴识的宾客违法，光武帝听任大臣将其处死。湖阳公主的家奴仗势杀人，洛阳令董宣当着公主的面将家奴捕杀。湖阳公主要求皇帝严惩董宣，光武帝不但不严惩，还给予董宣奖励。光武帝和明帝两朝，都屡兴大狱，惩办王侯宾客。此外，对外戚防范很严，严禁他们干预政事。
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的各项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明帝时即出现了“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石)三十(钱)，牛羊被野”的富庶景象。中元二年(57年)即光武帝去世之年人口为二千一百万，到和帝元兴元年(105年)，全国人口达五千三百多万，垦田面积为七百三十多万顷，大体上接近西汉时的最高水平。
由于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社会渐趋于安定，东汉时的农业生产比西汉有了提高。现在，北方出土的东汉铁农具辍锸、锄、镰、铧等，数量很多，大大超过西汉。
东汉时期，手工业生产力与农业一样，比西汉时提高了。桂阳郡的耒阳出铁，东汉初年，他郡人常聚集于此地冶铸；卫飒任桂阳太守，“上起铁官、罢斥私铸，凡所增入五百余万”。
东汉初年，杜诗在产铁地南阳任太守，他推广水力鼓风用的水排，用力少，见功多，是冶铁技术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
光武帝深知儒学是封建统治者的重要精神支柱，所以他特别提倡讲经论理，从儒生中选拔人才。早在“宫室未饰，干戈未休”的建武五年，他就着手建立太学，设置博士，让他们各以“家法”传授诸经。他对于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人，多方搜求，重礼征聘，表示他对封建名节的表彰，以期达到天下归心的目的。他曾以特礼相待隐居不仕的严光，表明了他统治方法的高明。
严光，字子陵，余姚人，是东汉有名的隐士。他少年时曾与刘秀一同游学。刘秀当皇帝以后，严光便更名改姓，隐居起来。刘秀一心想找到他，派人四处寻访。后来在山东找到他；便派人用安车厚礼前去请他。一连请三次，严光无奈，只得随使前往。进京之后，刘秀派人给他安排住处，送去床褥，又派太官早晚给他送饭。严光虽人在京城却心在隐居。刘秀亲驾前来，严光卧床不起。刘秀走到他床边，拍着他的肚子说：“子陵啊，我难道不能用你帮助我治理国家吗？”严光闭眼不答，过了半天，才慢慢睁开眼睛，对刘秀说：“想当初，唐尧治理天下，而巢父淡于名利，成为著名隐士。士人有其志向，为什么要以势相逼呢！”刘秀无法只得叹息而去。这件事传开后，自然对刘秀更有利。
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豪强，他靠着自己的地主武装，才得以扩大势力，最后抢得了皇帝的宝座。南阳、河北的刘植、耿纯以私兵随刘秀，成为东汉开国勋臣，他们在病危时都指定子侄代统营众，不愿放弃私家武装。在农民起义军所至地区，豪强地主多聚众自保，待机渔利，如刘秀母舅南阳樊宏作营堑以待刘秀；京兆第五伦聚宗族邻里依险固守，抗拒赤眉；南阳豪族冯鲂“聚宾客，招豪杰，作营堑，以待所归”。这些豪强地主都先后归附刘秀，成为刘秀的有力支柱。
由于光武帝时就对豪强地主妥协退让，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豪强地主的势力进一步扩张起来，在东汉王朝，土地兼并非常疯狂。
当时，豪强地主占有土地的数量是惊人的。光武帝外戚阴家有田七万余亩，济南王刘康除占有封国、拥有大量租税收入外，还占有私田八万余亩，奴婢一千四百人。除贵族外，官僚、商人也占有大量土地。这些豪强地主对于所占有的土地，大多采取田庄的经营形式。他们在田庄中都修有坞堡，四周高墙深沟，其中还筑有二三层甚至四层的警楼，派部曲、家兵守卫，以防御贫苦农民袭击。在他们的大田庄中，往往兼备农、林、牧、渔各业，并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形成自给自足的大田庄经济。豪强地主奴役着广大依附农民，不仅从事农牧渔业生产，还进行农副业加工和手工业生产，如酿酒、制酱、作饴、缫丝、织布、制衣服、制造家具和兵器等。有的还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如樊宏在湖阳的大田庄，有耕地三万余亩，并建有高大华丽的房屋及许多附属建筑物，修有别致的苑囿陂池，其中著名的樊陂，“东西十里，南北五里”。在这庄园内，农林渔牧齐备，可以“闭门成市”。樊宏一家所放高利贷多达数百万钱。像樊宏这种情况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仲长统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这正是当时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概括描述。
这些豪强地主在战争年代，大多可以自保；遇有战乱，就带着大量部曲迁移。东晋的建立基础就是这些豪强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