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中项羽自杀前最后说的“汉”，指的就是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的汉政权。汉五年（前202年）二月，刘邦在战胜项羽后，在定陶即皇帝位（即汉高祖），重新建立起统一的封建政权，国号汉，五月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史称西汉或前汉。
当时，刘邦统治集团面临的局势十分危急。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和连年战争，社会经济凋敝，人民流离失所，城乡荒凉残破。当时生产萎缩，商业萧条，物资奇缺，物价飞涨，投机商人囤积居奇，以致“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一金等于一万钱）”。连皇帝出行，宫中竟然找不到四匹同颜色的马来拉车，大臣将相只有坐着牛车出门上朝。人民大多衣食无着，完全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统治者不能不考虑的问题是：秦朝为什么被推翻？怎样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
汉高祖刘邦即位后，十分重视秦亡的教训，他命令陆贾总结历代兴亡及秦失天下的原因，陆贾指出秦亡的主要原因是“举措暴众”、“用刑太极”。汉高祖主张文武并用，以黄老（黄帝、老子）的思想为指导，实行比较舒缓的政策，这就是“无为而治”。老子是春秋时的道家思想家，和秦朝奉行的法家思想相反，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止。”老子认为表面上强大的东西，不一定能持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他劝统治者要“慈”（减轻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要“俭”（自己少享受），这样才可以保持统治地位长久。刘邦很赞赏这些意见。他和他的后继者惠帝、吕后、文帝和景帝都以这种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实行“轻徭薄赋”、“约法省禁”、“与民休息”的政策，并把“清静无为”作为人君的“南面之术”。汉初的大臣们也都能按皇上的要求做到，最典型的要算萧何、曹参。
萧、曹二人很早随汉高祖起兵。萧何执政时，就简化了秦朝的规章制度，主张一切要按章办事，不要节外生枝。曹参做官，主张“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萧何死后，曹参为丞相，他认为惠帝的才能比不上高祖，他的才能也比不上萧何，只能照老规矩办事。因而墨守萧何的成规，“举事无所变更”，十五年内很少兴发大的徭役。当时修筑长城，都分散在几年的农闲时进行，为期也不过一月。这就是史书说的“萧规曹随”。
西汉统治阶级在前七十年左右坚定地奉行黄老之术，这有利于统治阶级，客观上也有利于人民。与此同时，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平复战争的创伤，发展封建经济，以巩固封建政权。他们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以便更“合理”地剥削，重新编制了户籍。在户籍中登记的人，称之为“编户齐民”。同时还确立了赋税、徭役、兵役制度。规定田租（土地税）为十五税一（前155年改为三十税一）。算赋和口赋（人口税）：凡民不分男女，十五岁至五十六岁每人每年交算赋一百二十钱（商人奴婢加倍）；七岁至十四岁每人每年交口赋二十钱（武帝时改为二十三钱）。兵役：凡民年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服兵役两年，一岁为正卒，一岁为戍卒。此外，每人每年还须在本郡服徭役一月，称为更卒。不服役的，出钱二千，称为践更。每人每年须戍边三天，不服役的出钱三百，叫过更。这样，封建统治秩序便恢复并稳定下来。
文帝、景帝统治时期，继续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文帝十分重视农业，一再下诏指出：“农，天下之大本也。”训诫百官劝课农桑。他采纳贾谊“驱民而归之农”的治国方案，实行注重农业生产的政策。他恢复古代的“藉田礼”，春播时节，率群臣到田间举行耕种仪式，以鼓励农耕。告谕各地官府，春耕之前当劝告百姓适时耕作，并放贷贫苦户谷种和口粮，使他们安心务农。文帝还下诏救济各地的鳏、寡、孤、独。规定八旬以上老人按月发给米、肉、布帛，地方官须按时、节去慰问老人。
汉文帝还以自奉节俭为天下人作榜样。皇帝龙袍由黑色厚布制成。夫人所穿戴的衣物也很朴素，衣下摆不拖曳于地，宫女的则更短。国库钱财文帝不轻易动用。一次，有人建议造一座露台，汉文帝召工匠预算造价需一百金，他说：“这要花掉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太铺张，朕居先帝皇宫已觉阔绰，何必再造露台？”
公元前157年，四十六岁的汉文帝重病难起，他立下遗嘱：要从俭安葬，陪葬品不许用金、银、铜、锡等。治丧期间，不得限制百姓娶亲嫁女、祭祀、饮酒、吃肉。送葬仪式一律从简，所用孝带宽不得超过三寸。他命令把他的大部分宫女遣送回家，让她们嫁人成家。
文帝死后，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景帝。景帝“令田半租”，即收汉高祖时的一半，三十税一，以后成为汉朝的定制。文、景二帝都减轻刑罚，废除妻孥随坐法和断残身体的肉刑，以致有“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措之风”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