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公强烈地表现出了对父母的依恋，这种父亲-母亲-儿子的三角情结在《铁轨》里又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了。母亲的沉默是《惶惑岁月》里母亲的继续，只是这个母亲的绝望比那个母亲的绝望更加深重。儿子因为母亲遭受的精神折磨而极度痛苦，这种痛苦伴随了他的一生。他的父母亲都是忠贞不渝的共产党员，母亲参加过一次高级别的政治谋杀，后来却成了一个隐士，沉溺于香烟和烈酒；父亲很显然阻止了母亲到莫斯科去，他一直在为当地的罗森尼亚农民工作，试图让他们信仰共产主义。父母亲的分异导致了儿子的不幸：父亲带着儿子去执行任务，不送他去上学，而母亲则希望儿子受教育。最终，这一家人虽然在集中营里又聚合了，但父母亲却被一个德国军官打死在集中营里。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小说涉及到那些从大屠杀的劫难中幸存下来的父辈们，以及他们生命的最后阶段：一方面他们代表了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又代表了一个拉比，那个替代了哈西迪教派祖父的拉比。罗曼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死在一个犹太人手里，因为这个犹太人怨恨共产党给犹太人带来了浩劫，他的死是一个父辈形象的死。斯塔克也是一个共产党人，后来转入了对古代希伯莱典籍的研究，他的死是又一桩父辈形象的死亡。拉比齐默尔的死也一样，他和马克斯以及叙事者都在积极地收集散落的犹太教珍贵手工艺品。不惜代价地从废墟中抢救犹太教的圣器圣物，装船运送到耶路撒冷去，这似乎已经成了他们的神圣使命，同时也暗示了犹太知识分子在欧洲大陆的完结。不管是犹太人，哈西迪教徒还是共产党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维系。而现在，在真正意义上的欧洲犹太人被毁灭之后，这种维系也就消亡了。
姗姗来迟的复仇并没有给人以完成使命的神圣感。阿佩菲尔德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发表作品，过了近三十年他才首次发出了复仇的呼唤。应当承认，追杀那提格尔是这部小说的主线，理应把它作为全书的结局。就在这一年，他追踪了许多年的敌人，杀害他父母亲的凶手──那提格尔终于露出了狐狸的尾巴。在许多朋友和同志的帮助下，他终于弄清楚了：那提格尔从智利潜回来以后，一直隐居在别处，但终究奈不住思乡的折磨，回到家乡买了一幢房子，然而此时的那提格尔已经是个牙齿都掉光了的老头，正沉浸在丧妻的哀伤之中。主人公碰到那提格尔的时候，他正在找一家杂货铺，要去买牛奶。他终于倒在了欧文的枪口之下。欧文即将结束这一年的旅行，在途中，他扬言要去把沃尔巴亨烧掉。但是很有意思，小说是用下面的话来结束的：“我在这个地方的生命之火已经燃烧殆尽，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如果我换一种活法也不会幸福。如同在我那清晰而又冗长的噩梦中一样，我看见了黑沉沉的海洋，我知道我的行为既不高尚也不漂亮，我笨手笨脚地干下的这一切，实在出于无可奈何，而且总是为时过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