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犹太人长达数千年没有国度散居世界各地，尤其是在现代欧洲没有家园、颠沛流离的凄苦经历中，出现了一种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精神现象：为了躲避基督教社会的仇视，犹太人选择了同化，即认同于居住地区的文化社会生活，可是同化却带来了更多更大的仇视，这种仇视反过来又招致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即使改变了他们的宗教信仰也逃脱不了被视作“异类”的命运。于是，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犹太人终归还是犹太人，就连那些已经完全同化了的犹太人，面临二战前的反犹狂潮也不得不再次重新审视他们的犹太性(Jewishness)。最终他们似乎意识到了：做一个犹太人不是以他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对于这种人类文化史上的悖谬现象，以及犹太民族被表面上血淋林的多次大屠杀所掩盖的、压抑在很深层次的精神痛苦，一般的中国读者可能并不知晓。阿哈隆-阿佩菲尔德，这位素以描写“大屠杀”前后犹太人精神状况而闻名于世的犹太作家，以其细腻的笔触和敏锐的感受，用卡夫卡式的探索精神，为我们描绘出一长卷悲怆而又略带荒诞的画面，展现了犹太人历经世纪大屠杀的惶惑岁月。
《惶惑岁月》（1978年出版，1981年英文版）是他二十余部这类小说当中的杰作。这部小说十分典型地体现了阿佩菲尔德的艺术风格：作者非常明快地将小说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写一个犹太人家庭在大屠杀前的感受和经历，后半部分写这个家庭唯一的幸存者——布鲁诺在许多年之后重返故里寻踪访旧的故事。而大屠杀本身的这一段经历，作者干脆把它扔掉了。前半部分是以第一人称来叙述的。那是在1937 年的夏天，小说中的主人公“我”才十二岁，从他的眼里我们感受到了犹太人面临排斥，忍受羞辱和敌视的种种尴尬。“被熟悉的环境、被认识的人抛弃和放逐的感觉”是这部小说的重要主题。故事以犹太人聚集的布科维纳外省城镇开始发生变异为背景，这种变异的结果，正如《巴登汉姆1939》的结局一样，本地的居民和旅游者都要送往死亡集中营。在阿佩菲尔德的小说当中，《惶惑岁月》是最现实主义的，心理活动也是最为丰富的，这个故事以一个孩子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同化了的犹太家庭的悲哀，观察并记录了这个世界在他周围坍塌的经过。
在阿佩菲尔德的叙事中，还有一个摆脱不了的主题——犹太人四处奔波、不得安宁。这个主题同样贯穿于这部小说，它反射出一种人生难料，逆来顺受的感觉。《惶惑岁月》里始终萦绕着四处奔波、不得安宁的“运动”旋律，故事从头到尾就是由持续不断的步行奔波和火车颠簸构成的。这种不停的奔波既构成了这个家庭走向毁灭的一部分，也是这个家庭的成员自我克制、奋力抗争的最后努力。父亲为自欺欺人的虚名所累，拒绝接受发生巨变前的现实。而母亲（如同《巴登汉姆1939》里的特露德一样）却成了死亡和毁灭的女预言家。然而不像特露德，她不讲话；她凭感觉，她用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感觉。当她和儿子蜷缩在一所被人遗弃的木头小屋里度假时，那位父亲，功成名就的小说家却穿梭般地在布拉格和维也纳之间奔波。他的好出风头、容易激动与母亲安于知命的态度以及她的沉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她那种不确定的感觉，以及事件发生过程当中的不确定性，既在主题方面又在语言上给这部小说蒙上了一层扑娑迷离的色彩。阿佩菲尔德高超地运用隐喻性的语言，成功地描述了她对预兆的感觉，那种感觉就潜藏在每一天的生活中。
如同在阿佩菲尔德的其它叙事中一样，火车在这部小说里是四处奔波的重要道具，它既对大屠杀前也对大屠杀本身的经验有着多重符号或者多重象征的意义。按照阿佩菲尔德自己的见解来说，火车站与犹太人的命运有十分重要的关联。对那些在大屠杀之前离开欧洲，踏上他们的旅途去巴勒斯坦、美国抑或别的目的地的犹太人来说，这小小的火车站给予了他们巨大的和积极的希望。同时，它也是最最糟糕的象征，因为火车站也正是犹太人走向死亡的起点。在这里，火车站以其双重意义上的可解释性成了犹太人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惶惑岁月》里面，那些人物的奔波一直不断地在他们所感觉到的不确定性以及我们知道等待他们的是毁灭的确定性之间起着制衡的作用。这些奔波的道路最终无疑是通向了放逐与死亡，这个家庭的成员——父亲、母亲和儿子——一直都在不停地奔波。他们从头等车厢的包间给驱逐到货运列车和运送牲畜的慢车，两个彩色的手提箱伴随着这家人在小说前半部里的趟趟旅行和痛苦经历，都给事情的态势投上了具有讽刺意味的亮色。很显然，在前半部小说里没有提到的最后的火车，将会把这家人送上放逐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