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晚自习时，他从课桌里取出袖套，把文具理齐，小心翼翼，用尺在纸上画线。只见他学习认真，每个词都查词典，不厌其烦。大概，他就是凭着这股子用功的劲头，才不至于降班吧；因为，他的语法虽说过得去，可是造起句来却不敢恭维。他的拉丁文，当初是村里本堂神甫开的蒙，父母图省钱，拖得不能再拖了，才送他上中学。
他的父亲夏尔-德尼-巴托洛梅·包法利先生，原是一名助理军医，一八一二年前后，在征兵案件上受到牵连，不得不退役。他靠了个人天资，顺手牵羊，捞到一笔六万法郎的陪嫁，那是一个内衣商的千金看中他的仪表，给他带过来的。美男子，说大话，把马刺碰得铿锵响。
络腮胡生得连着八字胡，手指上总戴着几个戒指，穿的衣服颜色光鲜，外表像条好汉，那股子见面熟的热络劲儿，又像个跑江湖的生意人。结婚头两三年，他全靠老婆的钱财过日子，吃得好，起得晚，用细瓷大烟斗抽烟，夜戏不散场晚上不回家，还是咖啡馆的常客。不料岳父死了，没留下什么遗产；他一气之下，办起了实业，结果亏了本，只好退居乡下，指望谋个出路。可是，他对种地，并不比织布在行，几匹马只供自己骑乘，却不打发它们去耕地；家里的苹果酒一瓶瓶喝完，却不运去卖钱；好鸡好鸭全部吃光，猪的油膘用来擦拭打猎的皮鞋。不久他就发现，一切发财的念头最好还是就此打住。
于是他每年出两百法郎，在科州和皮卡第交界的一个村子里，租了一处半像农庄半像住宅的房子。他闷闷不乐，懊恼不已，怨天尤人，四十五岁起就闭门不出，说是厌倦尘世，决意只过清静日子。
他的女人从前爱他，爱得神魂颠倒，百依百顺，反倒把他惯得不冷不热。当年妻子有说有笑，无话不谈，一心相与，后来上了年纪，性子就变得（就像葡萄酒走了气，酸得像醋一样）别别扭扭，唠唠叨叨，喜怒无常。当初丈夫围着村里那些骚货娘儿们转，夜晚从污七八糟的地方，让人送回家来，烂醉如泥，酒气熏天，她看了心里那么难受，也没抱怨。后来，自尊心抬了头。于是她索性不言不语，忍气吞声，一直到他死。她奔波劳碌，忙个不停，今天去找律师，明天去见庭长，想着期票什么时候到期，就办好展期手续。在家里又是缝缝补补，洗洗烫烫，监督雇工，结账付钱；而先生呢，却无所用心，成天浑浑噩噩，还总像跟谁赌气似的，稍微清醒一点就对她说些无情无义的话，一个劲在火炉边抽烟，往炉灰里吐痰。
她有了孩子，只好送到奶妈家喂养。小家伙回来，惯得像个王子。母亲喂他果酱，父亲却让他光着脚丫子满地跑，甚至摆出哲人的样子，说他可以学幼畜，光着身子过日子。关于幼儿教育，这位父亲抱有某种男子汉的理想，所以处处与母亲作对，偏要按着他的这种理想去训练儿子，要用斯巴达人的方式，让他经受磨炼，炼出一副强健的体魄。他打发孩子去睡不生火的屋子，教他大口大口喝朗姆酒，教他朝着圣事队伍骂粗话。可是，这孩子天性温顺，辜负了他的用心。母亲总把他带在身边，给他剪硬纸块，讲故事，没完没了地跟他讲这讲那，快乐中有几分忧郁，絮絮叨叨，温情脉脉。她过得孤单寂寞，渴慕虚荣却又支离破碎，就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这孩子身上。她梦想高官厚禄，看见儿子已经长大成人，有才有貌，当上了土木工程师或者法官。她教儿子读书，甚至弹着她的一架旧钢琴，教他唱两三首抒情歌曲。
可是包法利先生不把文化教育当回事，见妻子这么做，总是说，不值得！难道他们有钱送儿子上公立学校？将来能捐个一官半职，还是能盘进一家店面？再说，一个男人，只要拉得下脸皮，在社会上不愁吃不开。包法利太太只好咬住嘴唇，孩子就在村里闲荡。
他跟在犁地的农夫后面，扔土块赶得乌鸦乱飞。他沿沟摘桑椹吃，拿一根竿子照看火鸡，收获季节翻晒粮食，在树林里跑来跑去，下雨天在教堂的廊檐下玩造房子，遇到重大节日，就央求教堂执事让他敲钟，把整个身子吊在那根粗绳上，荡来荡去好玩。
就这样，他长得如同一棵橡树，两手有劲，肤色红润。
十二岁上，母亲给他争到开蒙，请本堂神甫执教。可是，上课时间太短，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什么效果。神甫要么是忙里偷闲，趁洗礼和葬礼中间的空隙，匆匆忙忙在圣器室，站着给他讲点功课；要么就是在晚祷之后，不出门时，打发人把学生找过来教。两人上楼，到神甫寝室里坐下，蚊子和蛾子绕着蜡烛飞来飞去。屋里暖和，孩子打起瞌睡来，老头子手搭在肚皮上，昏昏沉沉，不一会儿就张开嘴，打起鼾来。也有时候，神甫先生给附近的病人做完临终圣事回来，看见夏尔在田地里撒野，就把他叫住，在树阴底下开导他刻把钟，顺便让他练练动词变位。天上掉下雨点，或是有熟人路过，他们就打住。不管怎样，神甫对学生一直是满意的，居然还说小家伙记性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