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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男人

一九五三年十月,文藻被正式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和其他的社会科学如心理学等,都被扬弃了竟达三十年之久。文藻这时是致力于研究国内少数民族情况。他担任了这个研究室和历史系“民族志”研究室的主任。他极力主张“民族学中国化”,“把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让民族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这段详细的情况,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二期,金天明和龙平平同志的《论吴文藻的“民族学中国化”的思想》一文中,都讲得很透彻,我这个外行人,就不必多说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文藻被错划为右派。这件意外的灾难,对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在让他写检查材料时,他十分认真地苦苦地挖他的这种思想,写了许多张纸!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我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励他好好地“挖”,因为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疑云,他心里就更乱了。

正在这时,周总理夫妇派了一辆小车,把我召到中南海西花厅,那所简朴的房子里。他们当然不能说什么,也只十分诚恳地让我帮他好好地改造,说“这时最能帮助他的人,只能是他最亲近的人了……”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我的一腔冤愤就都倾吐了出来!我说:“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网右派,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但决没有‘反党反社会’的思想!”我回来后向文藻说了总理夫妇极其委婉地让他好好改造。他在自传里说“当时心里还是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文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一九七九年又被把错划予以改正。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看到一九五七年,在他以前和以后几乎所有的社会学者都被划成右派分子,在他以后,还有许许多多我平日所敬佩的各界的知名人土,也都被划为右派,这其中还有许多年轻人和大学生。我心里一天比一天地坦然了。原来被划为右派,在明眼人的心中,并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

文藻被划为右派后,接到了撤销研究室主任的处分,并被剥夺了教书权,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九五九年以后,文藻基本上是从事内部文字工作,他的著作大部分没有发表,发表了也不署名,例如从一九五九到一九六六年期间与费孝通(他已先被划为右派!)共同校订少数民族史志“三套丛书”,为中宣部提供西方社会学新出名著,为《辞海》第一版民族类词目撰写释文等,多次为外交部交办的边界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并参与了校订英文汉译的社会学名著工作。他还与费孝通共同搜集有关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民族情况的英文参考资料等,十年动乱中这些资料都散失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了,我和他一样靠边站,住牛棚,那时我们一家八口(我们的三个子女和他们的配偶)分散在八个地方,如今单说文藻的遭遇。他在一九六九年冬到京郊石棉厂劳动,一九七○年夏又转到湖北沙洋民族学院的干校。这时我从作协的湖北咸宁的干校,被调到沙洋的民族学院的干校来。久别重逢后不久又从分住的集体宿舍搬到单间宿舍,我们都十分喜幸快慰!实话说,经过反右期间的惊涛骇浪之后,到了十年浩劫,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不能幸免,像我们这些“臭老九”,没有家破人亡,就是万幸了,又因为和民院相熟的同人们在一起劳动,无论做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如种棉花,从在瓦罐里下种选芽,直到在棉田里摘花为止,我们学到了许多技术,也流了不少汗水。湖北夏天,骄阳似火,当棉花秆子高与人齐的时候,我们在密集闭塞的棉秆中间摘花,浑身上下都被热汗浸透了,在出了棉田回到干校的路上,衣服又被太阳晒干了。这时我们都体会到古诗中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句中的甘苦,我们身上穿的一丝一缕,也都是辛苦劳动的果实呵!

一九七一年八月,因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将有访华之行,文藻和我以及费孝通、邝平章等八人,先被从沙洋干校调回北京民族学院,成立了研究部的编译室。我们共同翻译校订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的下半部分。接着又翻译了美国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世界史》,最后又合译了英国大文豪韦尔斯著的《世界史纲》,这是一部以文论史的“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的大作!那时中国作家协会还没有恢复,我很高兴地参加了这本巨著的翻译工作,从攻读原文和参考书籍里,我得到了不少学问和知识。那几年我们的翻译工作,是十年动乱的岁月中,最宁静、最惬意的日子!我们都在民院研究室的三楼上,伏案疾书,我和文藻的书桌是相对的,其余的人都在我们的隔壁或旁边。文藻和我每天早起八点到办公室,十二时回家午饭,饭后二时又回到办公室,下午六时才回家。那时我们的生活“规律”极了,大家都感到安定而没有虚度了光阴!现在回想起来,也亏得那时是“百举俱废”的时期,否则把我们这几个后来都是很忙的人召集在一起,来翻译这一部洋洋数百万言的大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