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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男人

文藻不是一个能够安心养病的人。一九四三年初,他就参加了“中国访问印度教育代表团”去过印度,着重考察了印度的民族和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问题。同年的六月,他又参加了“西北建设考察团”,担任以新疆民族为主的西北民族问题调查。一九四四年底,他又参加了去到美国的“战时太平洋学会”,讨论各盟国战后对日处理方案。会后他又访问了哈佛,耶鲁,芝加哥,普林斯顿各大学的研究中心,去了解他们战时和战后的研究计划和动态,他得到的收获就是了解到“行为科学”的研究已从“社会关系学”发展到了以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三门结合的研究。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夜,我们在歌乐山上听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那时在“中央大学”和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我们的甥女和表侄女们,都高兴得热泪纵横。我们都恨不得一时就回到北平去,但是那时的交通工具十分拥挤,直到一九四五年底我们才回到了南京。正在我们作北上继续教学的决定时,一九四六年初,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明将军受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他约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文藻正想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重建的情况和形势,他想把整个日本作为一个大的社会现场来考察、做专题研究,如日本天皇制、日本新宪法、日本新政党、财阀解体、工人运动等等,在中日邦交没有恢复,没有友好往来之前,趁这机会去日,倒是一个方便,但他只作一年打算。因此当他和朱世明将军到日本去的时候,我自己将两个大些的孩子吴平和吴冰送回北京就学,住在我的大弟妇家里;我自己带着小女儿吴青暂住在南京亲戚家里,这一段事我都写在一九四六年十月的《人家乐》那一篇文章里。当年的十一月,文藻又回来接我带着小女儿到了东京。

现在回想起来,在东京的一段时间,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文藻利用一切机会,同美国来日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同行人士多有接触。我自己也接触了当年在美留学时的日本同学和一些妇女界人士,不但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当时日本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时也深入地体会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谢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也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通过他,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国内有了联系。文藻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每当买来一本新书,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代表团里本来有许多台湾特务系统,如军统、中统等据说有五个之多。他们听说政治组同人每晚以在吴家打桥牌为名,共同研讨毛泽东著作,便有人在一天趁文藻上班,溜到我们住处,从文藻的书架上取走一本《论持久战》。等到我知道了从卧室出来时,他已走远了。

我们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横滨领事,对共产主义同情的,被召回台湾即被枪毙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团继续留任。一九五○年他向团长提出辞职,但离职后仍不能回国,因为我们持有的是台湾政府的护照,这时华人能在日本居留的,只有记者和商人。我们没有经商的资本,就通过朱世明将军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关系,取得了《星槟日报》记者的身份,在东京停留了一年,这时美国的耶鲁大学聘请文藻到该校任教,我们把赴美的申请书寄到台湾,不到一星期便被批准了!我们即刻离开了日本,不是向东,而是向西到了香港,由香港回到了祖国!

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当年我送回北平学习的儿女,因为我们在日本的时期延长了,便也先后到了日本。儿子吴平进了东京的美国学校,高中毕业后,我们的美国朋友都劝我们把他送到美国去进大学,他自己和我们都不赞成到美国去。便以到香港大学进修为名,买了一张到香港而经塘沽的船票。他把我们给国内的一封信缝在裤腰里,船到塘沽他就溜了下去,回到北京。由联系方面把他送进了北大,因为他选的是建筑系,以后又转入清华大┭А—文藻的母校。他回到北京和我们通信时,仍由香港方面转。因此我们一回到香港,北京方面就有人来接,我们从海道先到了广州。

回国后的兴奋自不必说!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之间,文藻都在学习,为接受新工作做准备。中间周总理曾召见我们一次,这段事我在一九七六年写的《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周总理》一文中叙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