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到技巧
今天讲的是一个关于创作方法的题目：《从思想到技巧》，然而因为个人修养有限，恐怕未必能使诸位满意。
在座各位一定都曾经读过很多文艺作品，读的时候或许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想：某某的作品思想好而技巧差，或者，某某作品的技巧很好而思想较差。这不仅读者，作者也有这样的感觉，作者在写作之时，往往会觉得自己在思想方面尚有把握，然而等到作品完成后再一看，却觉得技巧胜过思想，反之，感到技巧上不够的也颇多。那末，在一篇作品中，思想与技巧有什么方法可以兼顾呢？换言之，就是怎样才能求得思想与技巧的统一呢？今天要研究的，就是这问题。
讲到思想与技巧的关系，我们听到过许多议论，从这些议论中，可以归纳出下列的几个问题：（一）思想与技巧在文学作品中哪一个比较重要？（二）思想与技巧是对立的抑是从属的？（三）思想与技巧如果不是对立而是从属或相互影响的，那末二者之中以何者为主，为有决定性的？对于上述各问题，有一种最流行的意见，这最流行的意见大体如此：思想和技巧同样重要，但一篇文学作品如果技巧好而思想较差一点，仍不失为一篇文艺作品。反之，有思想而无技巧者，则不得称为文学作品。为什么呢？因为文艺作品不比社会科学论文，它是应该从情绪上去感动读者。这话本来不错，但是如果无视了思想的重要性，而强调着情绪上去感动云云，那就会走到牺牲思想而惟知以技巧悦人的不正确的道路，那就会使得文艺作品变成仅仅供人消遣的东西。我认为文艺作品不但须从情绪上去感动读者，主要的得须有好的思想去影响读者。离开了思想而言情绪，这情绪是没有内容的；不问思想之如何而侈言情绪，这情绪是没有价值的。前者谓之无病呻吟，后者比之美丽的毒蕈。真正有价值的文艺作品是不能仅靠技巧好就可以获得成功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上述三个问题中的第二第三个问题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从一篇作品的创作过程来研究，这又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就是：作者在写作以前，先有一个“意思”，用文学的术语说即是先有“主题”，有了“主题”，然后再想出一个故事来，这中间包括事、人以及背景。于是动笔写了，此时作者的注意点则在技巧，譬如人物之生动，故事之近情，地方情调之贴切等，这便算达到了技巧之水准。照这一种看法，在创作过程中，先有主题，然后配上故事——人，事，景。而人物、事、境之生动与否，真实与否，则在写作时作者对于技巧之努力与把握。换言之，技巧好像是单独存在的一种东西，有了主题以后，然后拿出技巧来配合，这就成为一篇作品。然而依兄弟看来，思想与技巧并不是可以这样机械地分开来的。
一个作家生活在社会中，他所接触的事物，都可以成为写作的材料；作者当尽可能从他所最熟悉的最有机会接触的生活环境中去观察和体验。这是随时随地的体验和观察，这是经常的“工作”，这即是“生活”。他应当从他的朋友中集合这一个人或那一个人的性格中的某一点，组合成一个人物的性格，这人物有些方面像某甲某乙，或某丙某丁，却又并不真正是某甲乙丙丁，而是某甲乙丙丁……的综合。故事的构成也复如此，集合了社会生活中同一类的事情的特点，而组成一个新的故事，虽然它没有在社会上发生过，然而有百分之百的可能性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发生。至于地方背景，因为是他生活的环境，自然是天天接触，时时有所领会的了。这样日积月累，直到闭目便赫然可见他所“创造”的人物，他所“虚构”的故事，电影似的在面前移动，这时候，他会熬不住，一定要写，这时候，他写得一定很快，而且一定很生动有力，富于热情。这就是一篇作品的创作过程。
有一个关于《水浒传》的故事，说施耐庵写《水浒传》的时候是先画了一百零八人的图形，朝朝暮暮揣摩入神而后动笔写作的。我们姑不论《水浒传》原是一种民间故事，施耐庵或许仅仅加以最后整理和写定而已。即使退一步说，认为是施耐庵的个人创作，那末如果他脑海中先没有这一百零八人的面相，他又如何能够画得出来呢？可知这画像的故事是门外汉的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