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小商人又愤愤地说。他是已经过了中年还算过得去的商人，六个月的附捐二成，在他还可以忍痛应付，他的愤愤和悲痛是这附捐将要永远附加。我们那位“两脚新闻报”却始终在那里哗然争论这“国难捐”没有名目。他对我说：
“你说是不是：已经不打东洋人了，还要来抽捐，那不是太岂有此理？”
“还要打呢！刚才县里来了电话，有一师兵要开来，叫商会里预备三件事：住的地方，困的稻草，吃的东西!”
忽然跑来了一个人插进来说。于是“国难捐”的问题就无形搁置，大家都纷纷议论这一师兵开来干什么。难道要守这镇么？不像！镇虽然是五六万人口的大镇，可是既没有工业，也不是商业要区，更不是军事上形胜之地，日本兵如果要来究竟为的什么？有人猜那一师兵从江西调来，经过湖州，要开到“前线”去，而这里不过是“过路”罢了。这是最“合理”的解释，汹汹然的人心就平静了几分。
然而军队是一两天内就会到的；三件事——住的地方，困的稻草，吃的东西，必须立刻想法。是一师兵呢，不是玩的。住，还有办法，四乡茧厂和寺庙，都可以借一借；困的稻草，有点勉强了，就是“吃”没有办法。供应一万多人的伙食，就算一天罢，也得几千块钱呀！自从甲子年以来，镇上商会办这供应过路军队酒饭的差使，少说也有十次了；没一次不是说“相烦垫借”，然而没一次不是吃过了揩揩嘴巴就开拔，没有方法去讨。向来“过路”的军队，少者一连人，至多不过一团，一两天的酒饭，商店公摊，照例四家当铺三家钱庄是每家一百，其余十元二十元乃至一元两元不等，这样就应付过去了。但现在当铺只剩一个，钱庄也少了一家（新近倒闭了一家），出钱的主儿是少了，兵却多，可怎么办呢？听说商会讨论到半夜，结果是议定垫付后在“国难捐”项下照扣。他们这一次不肯再额外报效了!
到第二天正午，“两脚新闻报”跑来对我说道：
“气死人呢！总当做是开出去帮助十九路军打东洋人，哪里知道反是前线开下来的。前线兵多，东洋人有闲话，停战会议要弄僵，所以都退到内地来了。这不是笑话？”
听说不是开出去打东洋人，我并不觉得诧异；我所十分惊佩的是镇上的小商人办差的手腕居然非常敏捷，譬如那足够万把人困觉的稻草在一夜之间就办好了。到他们没有了这种咄嗟立办的能力时，光景镇上的老百姓也已流徙过半罢？——我这么想。
又过了一个下午又一夜，县里的电话又来：说是那一师人临时转调海宁，不到我们镇上来了。于是大家都松一口气：不来顶好！
却是因为有了这一番事，商会里对于国难捐提出了一个小小的交换条件——不是向县里或省里提出，而是向本镇的区长和公安局长。这条件是：年年照例有的“香市”如果禁止，商界就不缴国难捐。
“香市”就是阴历三月初一起，十五日为止的土地庙的“庙会”式的临时市场。乡下人都来烧香，祈神赐福，——蚕好，趁便逛一下。在这香市中，有各式卖耍货的摊子，各式打拳头变戏法傀儡戏髦儿戏等等；乡下人在此把口袋里的钱花光，就回去准备那辛苦的蚕事了。年年当这“香市”半个月功夫，镇上铺子里的生意也带联热闹。今年为的地方上不太平，所以早就出示禁止，现在商会里却借国难捐的题目要求取消禁令，这意思就是：给我们赚几文，我们才能够付捐。换一句话是：我们可生不出钱来，除非在乡下人身上想法。而用“香市”来引诱乡下人多花几文，当然是文明不过的办法。
“香市”举行了，但镇上的商人们还是失望。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乡下人再没有闲钱来逛香市，他们连日用必需品都只好拼着不用了。
我想：要是今年秋收不好，那么，这镇上的小商人将怎么办哪？他们是时代转变中的不幸者，但他们又是彻头彻尾的封建制度拥护者；虽然他们身受军阀的剥削，钱庄老板的压迫，可是他们惟一的希望就是把身受的剥削都如数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盼望农民有钱就像他们盼望自己一样。然而时代的轮子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向前转，乡镇小商人的破产是不能以年计，只能以月计了！
我觉得他们比之农民更其没有出路。
(原载《现代》月刊第1卷第2、3、4期，1932年6月1日、7月1日、8月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