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爷！不养蚕也没有法子想。卖叶呵，廿担叶有四十块卖算是顶好了。一担茧子的‘叶本’总要廿担叶，可是去年茧子价钱卖到五十块一担。只要蚕好！到新米收起来，还有半年；我们乡下人去年的米能够吃到立夏边，算是难得的了，不养蚕，下半年吃什么？”
“可是今年茧子价钱不会像去年那样好了!”
我用了确定的语气告诉他。
于是这个老实人不作声了，用他的细眼睛看看我的面孔，又看看地下。
“你是自己的田，去年这里四乡收成也还好，怎么你就只够吃到立夏边呢？而且你又新背了几十块钱债？”
我转换了谈话的题目了。可是我这话刚出口，这老实人的脸色就更加难看，——我猜想他几乎要哭出来。他叹了口气说：
“有是应该还有几担，我早已当了。镇里东西样样都贵了，乡下人田地里种出来的东西却贵不起来，完粮呢，去年又比前年贵，——一年一年加上去。零零碎碎又有许多捐，我是记不清了。我们是拼命省，去年阿大的娘生了个把月病，拼着没有看郎中吃药，——这么着，总算不过欠了几十洋钿新债。今年蚕再不好，那就——”
他顿住了，在养蚕这一项上，乡下人的迷信特别厉害，凡是和蚕有关系的不吉利字面，甚至同音字，他们都忌讳出口的。
我们的谈话就此断了。我给这位“丫姑老爷”算一算，觉得他的自耕农地位未必能够再保持两三年。可是他在村坊里算是最“过得去”的。人家都用了羡妒的眼光望着他：第一，因为他不过欠下百十来块钱债；第二，他的债都是向镇上熟人那里“掇转”来，所以并没花利息。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这位聪明的“丫姑老爷”深懂得“理财”方法，便做一个财政总长好像也干得下：他仗着镇上有几个还能够过得去的熟人，就总是这里那里十元二十元的“掇”，他的期限不长，至多三个月，“掇”了甲的钱去还乙，又“掇”了丙的钱去还甲，这样用了“十个缸九个盖”的方法，他不会到期拖欠，他就能够“掇”而不走付利息的“借”那一条路了；可是他的开支却不能不一天一天大，他的进项却没法增加，所以他的债终于也是一年多似一年。他是在慢性的走上破产！也就是聪明的勤俭的小康的自耕农的无可避免的命运了！
后来我听说他的蚕也不好，又加以茧价太贱，他只好自己缫丝了，但是把丝去卖，那就简直没有人要；他拿到当铺里，也不要，结果他算是拿丝进去换出了去年当在那里的米，他赔了利息，可是这掉换的标准是一车丝换出六斗米，照市价还不到六块钱！
东南富饶之区的乡下人生命线的蚕丝，现在是整个儿断了！
然而乡下人间接的负担又在那里一项一项的新加出来。上海虽然已经“停战”，可是为的要“长期抵抗”，向一般小商人征收的“国难捐”就来了。照告示上看，这“国难捐”是各项捐税照加二成，六个月为期。有一个小商人谈起这件事，就哭丧着脸说：
“市面已经冷落得很。小小镇头，旧年年底就倒闭了廿多家铺子。现在又加上这国难捐，我们只好不做生意。”
“国难！要是上海还在那里打仗，这捐也还有个名目!”
又一个人说：我认识这个人，是杂货店的老板。他这铺子，据我所知，至少也有三十年的历史；可是三十年来从他的父亲到他手里，这铺子始终是不死不活，若有若无。现在他本人是老板，他的老婆和母亲就是店员；——不，应该说他之所以名为老板，无非因为他是一家中惟一的男子，他并不招呼店里的事情，而且实在亦无须他招呼；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到处跑，把镇上的“新闻”或是轮船埠上客人从外埠带来的新闻，或是长途电话局里所得的外埠新闻，广播台似的告诉他所有的相识者，——他是镇上义务的活动“两脚新闻报”。此外，他还要替几个朋友人家帮衬婚丧素事，甚至于日常家务。他就是这么一位身子空、心肠热的年青人。每天他的表情最严肃的时候是靠在别家铺子的柜台上借看那隔天的上海报纸。
当时我听了他那句话，我就想到他这匆忙而特别的生活与脾气，我忍不住心里这么想：要是他放在上海，又碰着适当的环境，那他怕不是鼎鼎大名交际博士黄警顽先生第二！
“能够只收六个月，也就罢了；凶在六个月期满后一定还要延期！”
原先说话的那位小商人表示了让步似的又加这一句。我就问道：
“可是告示上明明说只收六个月？”
“不错，六个月！期限满了以后，我们商会就捏住这句话可以不付。可是他们也有新法子：再来一个新名目，——譬如说‘省难捐’罢，反正我们的‘难’天天有，再多收六个月的二成！捐加了上去，总不会减的，一向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