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显然都是违背事实的主观妄断。别的不说，单就生活依据言，本书所收散文从《故乡杂记》到《陌生人》中，就部分记录了《子夜》的素材。更多的此类散文本书未收。《子夜》是茅盾此前全部人生经历的集中提炼与升华的结晶。其原始生活积累，包括他的故乡农村城镇生活；1916起在上海的近20年代的生活；从他参与建党起的政治生活；他任编辑工作参与文化艺术活动的文化界、知识界生活等等。吴荪甫这个典型以其表叔卢鉴泉为原型(茅盾对他，从在故乡的青年时代、在北京为官时代和在上海当金融家时代，作了20多年的跟踪研究)。此外又以在上海接触的许多资本家作了补充。《子夜》有了立意之后，茅盾犹感生活不足，又到公债市场、工厂、“沙龙”作“定向”生活积累。构思过程也几经反复。他先后写了三份写作大纲。人物从百余个压缩到90多个。最终还把原定的“都市与乡村交响曲”凝缩为“都市交响曲”。其农村城镇素材被切割下来写成本书所收的《小巫》、《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水藻行》和本书未收的《多角关系》等一大批中短篇小说和一大批散文。
这些的生活积累和思想艺术探求，显然不是上述论者所能否定的。由于茅盾及其作品是十分复杂的文学存在，正如周扬所说：认识它“这需要时间”。茅盾曾说：“大家一致赞扬的作品不一定好，大家一致抨击的作品不一定坏，而议论分歧的作品则值得人们深思。”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由浮躁转向深沉。使《子夜》“否”极“泰”来。最近又出现了充分肯定的声音。例如有的学者深入阐述了茅盾及其创作的“经济学视角及其意义。”认为《子夜》“从社会经济结构切入，去反映、解剖大规模的社会现象”，“堪称政治经济小说。”这是茅盾的“独创性”、“优势”、“过人之处”和“价值之所在”。“对今天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有的论者还引证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列宁论托尔斯泰以类比茅盾，进一步展示其宏观的跨学科的价值。
四
三四十年代茅盾的散文创作有了全面的开拓。仅抒情散文就完成了后两个阶段的新建树。面对30年代初文化“围剿”、文网禁锢，矛盾施展诗人才情，抒发对社会黑暗的愤懑；这个阶段可称之为“时代的象征”。代表作即本书所选《谈月亮》、《天窗》和发表时题为《随笔三篇》的《雷雨前》、《黄昏》、《沙滩上的脚印》。茅盾在题记中说：“这是拟写成三个短篇的题材”；被压紧、滤清，“抽去血肉骨骼，单把‘灵魂’披上一件轻飘飘的纱衣”，用象征隐喻写黑暗与光明交战的“30年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矛盾”。
鲁迅逝世次年，全面抗战爆发。茅盾众望所归，独力挑起文坛领军重担，参与发起并领导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转战武汉、广州、香港、新疆与革命圣地延安。又应中共中央要求，适应统战需要奔赴重庆，协助周恩来开拓文化抗日统一战线。他对党领导下解放区崭新的社会崭新的生活感受颇深。因为反动当局限制，不能直接介绍，遂用象征隐喻笔法写了一批抒情散文。这是其第三阶段即“理想的象征”期，代表作即本书所选的《风景谈》、《白杨礼赞》、《开荒》等。
除抒情散文外，茅盾还有全面的开拓。其叙事散文如《故乡杂记》等开拓了散文创作史上的社会剖析流派。他还写了一批寓言式的散文，本书所选的《谈鼠》、《森林中的绅士》等即属此类。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其具情节连续性的长篇散文，如《苏联见闻录》、《劫后拾遗》等，都是少则数万言多则十数万言，这类似当今文坛的大型报告文学，是文学史上的一批“重镇”。
1949年全国解放之后，茅盾众望所归，虽然他主观意愿在继续创作，但在毛泽东、周恩来坚请下盛情难却，担任首任文化部长达十余年之久。与此同时他还兼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职直到逝世。由于公务繁忙，茅盾从1949年写完短篇《春天》后基本上停止了小说创作。散文也很少。在“文革”期间，茅盾在散文创作上再度爆发，这就是长达八九十万字、实录其85年人生历程的长篇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上)、(中)、(下)的面世。此书从出生、家世、童年时代写起，直写到1949年全国解放。它描绘出宏大的革命历程与文学活动背景，全面客观地介绍自己的创作与理论生涯及其社会反响。特别珍贵的是坦诚地展示其创作与理论批评产生的来龙去脉。这是难得的心灵历程的记实之作。
茅盾又是仅次于鲁迅的杂文大家。早年所写的《杂谈》、《杂感》是《热风》式的短论。三四十年代诸如本书所选的《炮火的洗礼》等篇和此外的《雨天杂写》(一)到(五)等，则不论长短，都可与鲁迅杂文比肩，是插向敌人心脏的匕首投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