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台湾）
一过大雅台，山那边的世界倏地向我扑来。数百里阔的风景，七五厘米银幕一般，迎眸舒展着。一瞬间，万顷的蓝——天的柔蓝，湖的深蓝——要求我盈寸的眼睛容纳它们。这种感觉，若非启示，便无以名之了。如果你此刻拧我的睫毛，一定会拧落几滴蓝色。不，除了蓝，还有白，珍珠背光一面的那种银灰的白。那是属于颇具芭蕾舞姿但略带性感的热带的云的。还有绿，那是属于湖这面山坡上的草地，椰林和木瓜树的。椰林并不美，任何椰树都不美；美的是木瓜树，挺直的淡褐色的树干，顶着疏疏的几片叶子，只要略加变形，丹锋说，便成为甚具几何美的现代画了。还有紫，迷惘得近乎感伤的紫，那自然属于湖那边的一带远山，在距离的魅力下，制造着神秘。还有黄，全裸于上午十时半热带阳光下的那种略带棕色的亮晃晃的艳黄，而那，是属于塔阿尔湖心的几座小岛的。
如果你以为我在用莫奈的笔画印象派的风景，那你就误会我的意思了。此刻偃伏于我脚下的美，是原始而性感的，并非莫奈那种七色缤纷的妩媚。它之异于塞纳河，正如高敢的大溪地裸女之异于巴黎的少妇。这是北纬十四度的热带风景，正如菲律宾的女人所具的美，是北纬十四度的热带阳光髹漆而成的一样。不知你注意过她们的肤色没有？喏，我怎么说呢，那种褐中带黑，深而不暗，沃而不腻，细得有点反光的皮肤，实在令我嘴馋。比起这种丰富而且强调的深棕色，白种女人的那种白皙反而有点做作，贫血，浮泛，平淡，且带点户内的沉闷感。
说起高敢，丹锋的手势更戏剧化了。他是现代画家，对于这些自然比我敏感。指着路边椰林阴里的那些小茅屋，他煽动地说：
“看见那些茅屋吗？竹编的地板总是离地三四尺高，架空在地上，搭一把竹梯走上去，凉快，简洁。你应该来这儿住一夜，听夜间丛林中的万籁，做一个海明威式的梦。或者便长住在这里，不，不要住在这里，向南方走，住在更南的岛上，娶一个棕色皮肤亮眼睛的土女，好像高敢那样，告别文明，告别霓虹灯和警察，告别四面白墙形成的那种精神分裂症和失眠。”
“像高敢那样，像高敢那样……”我不禁喃喃了。“来到这里，我才了解高敢为什么要把他那高高的颧骨埋在大溪地岛上，而且抛掉那位丹麦太太，把整个情欲倾入棕色的肉体里……是吗？……不要再诱惑我了，You Satan！我有一个很美的妻，两个很乖的女儿，我准备回到她们的身边！”
游览车上的女孩们笑成了一个很好听的合唱队。到了车站，我们跃下草地，在斜斜的山坡上像滑雪者一般半滑行着。凉爽得带点薄荷味的南风迎面拂来，气温约在七十度左右。马尼拉热得像火城，或者，更恰当地说，像死海，马尼拉的市民是一百万条咸鱼，周身结着薄薄的一层盐花。而此地，在海拔二千公尺的大雅台山顶，去马尼拉虽仅二小时路程，气候却似夏末秋初之际。阳光落在皮肤上，温而不炙，大家都感到头脑清新，肺部松散。
在很潇洒的三角草亭下，各觅长凳坐定，我们开始野餐，野餐可口可乐，橘汁，椰汁，葡萄，烤鸡，面包，也野餐塔阿尔湖的蓝色。画家们也开始调颜料，支画架，各自向画纸上捕捉塔阿尔湖的灵魂。在围观者目光的焦点上，丹锋，这位现代画家，姑妄画之地画着，他本来是反对写生的。洪洪原是水彩画的能手，他捕捉的过程似乎最短。蓝哥戴着梵谷在阿尔戴的那种毛边草帽，一直在埋怨，塔阿尔湖强烈的色彩属于油画，不是抒情的水彩所能表现。有趣的是，画家们巴巴地从马尼拉赶来就湖，湖却闲逸而固执地卧在二千公尺下，丝毫不肯来就画家。出现在画纸上的只是塔阿尔湖的贫弱的模仿。而女孩子们窃语着，吃吃地笑着，很有耐性地看着。我想的是高敢的木屐和史蒂文森的安魂曲，以及土人究竟用哪种刀杀死麦哲伦。
然而这是假日。空中嗅得到星期日的懒惰，热带植物混合的体香。芒果，香蕉，椰子，木瓜，金合欢，榴祝和女孩们的发与裙。每一阵风自百里外吹来，都以那么优美的手势掀起她们的发。对着这一切跳动的丰富和豪华，我闭上了眼。一过巴士海峡，生命乃呈异样的色彩。一个月前，我在台湾的北部，坐在一个朝北的窗下写一首忧郁的长诗。俯视我完成那苦修的工作的，是北极星，那有着长髯的北极星。现在，我发现自己踩的是高敢的世界，黎刹的世界，曼纳萨拉和贺赛·贺雅的世界——被西班牙混血种的大眼睛和马尼拉湾水平线上的桃色云照亮的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