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第九章）
本书作者在上章中描述了那种伟大精神的特征，指出了那种半吊子智者（half intellect）的自负与无用，以及虚伪的古希腊人文主义的特征；在分析希伯莱主义一种类型的这一章，我又引述了孔子的另一段话，以此来指出虚伪的希伯莱主义的特点，即损害和摧残由于在道德方面与情感或宗教方面人类本性失去的平衡。世界宗教史以其禁欲主义、和宗教狂热主义的宣言证明，孔子在这里所抓住的虚伪的希伯来主义或人性在道德、情感及宗教方面平衡的丧失是多么准确。
歌德说：“宗教的虔诚（Frommigkeit）并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即通过最大程度的心宁、实现文明或人类完美之最高境界的手段。”歌德在这里所谈到的宗教虔诚，那种基督教和佛教所谆谆教诲的至德，也同样是日本武士道所主张的道德，即：自我克制，自我牺牲、勇敢、面对痛苦或死亡毫无惧色。这些日本武士道所坚执的品德，也不是最终目标，而只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的确，正如马太·阿诺德所说的：“基督教并不是一套僵死、整齐方正的行为规范的汇集，而是一种性情，某种心灵的状态。”或许更为确切的说法是：基督教，佛教乃至于武士道，都只是一种风纪训练，一种人类性情和精神的教育方法。这种风纪训练由某些品德的训练组成。在基督教和佛教中表现为虔诚，而在武士道中，则表现为自我牺牲和勇敢。这些品德的训练，正如歌德说的，并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一种使个人或民族能够培养出其精神和性情完美状态的手段，藉此完美的精神和性情，从而达到人类完美的最高境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这种最高境界也就是最为文明的境界。
然而，这种对品德的修炼过了头、或者说被以一种抵触和危害其最终目的的方式贯彻着。这样的话，此种训练不是在培养人完美的性情和精神状态，而是在摧残和损害它。这样一种训练不是一种有益的而是有害的训练。举例来说，那种自我克制的训练，当其被滥用、就像古代的斯多葛派禁欲主义者那样被一种仇视和怀疑精神所左右；或者像早期基督徒和现代神圣同盟军被一种好斗的盛气凌人的思想所控制时，也是如此。从一种宇宙秩序和角度来评判，这已不再是一种德、而是一种恶——一种罪；因为它不是去增进、而是去损害性情和精神的和谐与美妙，并藉此严重地危害人类完善的事业和世上真正的文明。同样，那种日本武士道所主张的勇敢或面对痛苦与死亡无所畏惧的品德训练，当其在滥用或被一种仇视与怀疑精神中进行，就会变成狂热或道德疯狂，从而不再是一种德，而是一种罪、一种恶，这样一种训练也不再是真正的武士道训练。
事实上，罗斯金说得非常正确，一个真正士兵的职责不是杀人而是被杀，但士兵却不能不负责任地放弃生命。他必须且只能是为一个目的，一个真正的目的、即成为一个真正的士兵而去捐躯。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以致于富有道德的人去当兵？毛奇，那个最伟大的现代欧洲思想家，还有中国那个最伟大的战略家孙武子都一致认为，真正的战略和战术在于以尽可能少的杀伤赢得胜利。这种较少的杀伤不仅是对己方而言，也是对敌方而言。相反，通过使对方不必要的伤亡来获取胜利则是糟糕的战术和下下之策。我们现在明白了一个君子当兵打仗的真正目的。最伟大的战争艺术家告诉我们：在战役中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应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同理，战争的真正目的是缴械：解除夷人的武装，解除那些丧失理性的、暴虐的、荷枪实弹的危险疯子的武装，解除由诸如此类疯子所组成的、危害和破坏道德、公共秩序或社会秩序，乃至全世界文明事业的民族的武装。一个真正的士兵的荣誉不在于杀敌，而在于他为解除危险的、荷枪实弹的疯子武装的过程中愿意去献身。正因为如此，一个真正的士兵去打仗、去从事解除危险疯子的武装行动时，他所具有的性情和精神状态不是愤恨、蔑视或狂喜，而是由于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产生的悲哀和无限的悯惜之情。当一个真正的士兵在试图解除危险疯子的武装过程中被打死时，他心中没有充满对敌人的怨恨，蔑视和复仇之念，而有的只是一种平静满意的神情，因为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做了他整个的天性（自我）所告之于他的正确的事情。所以，那种真正的武士道训练，靠的不是使人的身心对死亡的痛楚和畏惧丧失感觉，而靠的是调节那愤怒、憎恨和报复的本能冲动，使这些冲动的情欲受到遏制，让它们不能扰乱人的性情与精神状态之平静与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