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李鸿章统治下的中国变得粗俗丑陋——那么现在，在袁世凯统治之下，包括孙逸仙和美国人荷马李（Homer lee）的群氓们大权在握，不受限制的时候，我们中国又将变成什么样子呢？我忽然想到这一点。歌德说：“Was uns alle b]ndigt-das Gemeine”（压抑我们的是什么？——庸俗）。庸俗，中国所有的那些低级、庸陋、粗俗、卑鄙和可耻的东西，现在都得到了充分的机会和充分的“自由”，可以发展自己了。简而言之，庸俗将成为新中国的理想。更为糟糕的是，我们将不仅拥有中国自身的庸俗，还将拥有来自欧美的庸俗。
歌德死前曾大声警告人们，必须防治“盎格鲁—撒克逊传染病”。去年的大年初二，我去上海最为贵族化的茶园小坐，看到了新中国——一伙剪了辫子的中国人，谈吐粗俗，举止嚣张，骚动狂乱，吵吵嚷嚷，其厚颜无耻实在无法形容。当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第一次充分地领会到歌德那一警告的意义。现在上海的外国人，他们为袁世凯统治下的年轻中国通过剪辫最终采纳了欧洲文明的事实而兴奋不已。这些上当的人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年轻中国所采纳的完全不是什么欧洲文明，只不过是上海的欧洲文明——歌德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传染病，一种欧洲文明正在生长的疾病而已。想一想，一旦四万万中国人都染上这种盎格┞场撒克逊流行病，采纳这种上海的欧洲文明，都变成像我在新年的茶园所见到的那些剪了辫子的中国人那样庸俗透顶，卑鄙之尤和骚动不安的人，那将给世界文明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后果。而且请记住，这些新式的卑鄙和骚乱型的中国人已经学会了使用炸弹。人们谈论着袁世凯统治下的新中国，依我看，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黄祸”。“Vilker Europa’s， bewahret eure heilig-sten Güter”（欧洲人，保住你们最神圣的天良）。
现在，在上海，当我与欧洲人，甚至那些有教养的欧洲人谈起上述这些话时，他们都称我为理想主义者。但这些现实主义者们忘记了一件事。在我看来，当今的时事评论家和政客们完全忘记了一个极为简单的真理，那就是，正如一个法国作家所说的：“一切文明和统治赖以存在的最终基础，在于民众的一般道德，和公共事务中正直行事的足够程度。”
中国的旧式政体，让我在此指出，尽管有种种缺陷，它仍然在民众之中维持了一般的道德水准。这一点，从欧洲传教士——男人、妇女和孩子——能穿过幅员辽阔的帝国游历而不出大的危险的事实，便能得到证明。至于在公共事务中正直行事，也能从这样一个事实中得到证实：旧式政体下的中华帝国政府，尽管财政极端困乏，仍然能够定期支付庚子赔款。
而现在在袁世凯及其共和国统治之下，一切都将不可能了。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在欧洲，国家和教会是两个分离的机构，而在中国则合而为一。在欧洲，教会负责人民的道德，国家则主要负责维持秩序。而在中国，国家既要负责人民的道德，又要负责维持秩序，二者兼管。欧洲的教会得以促进人民道德的权威本源，是上帝；而在中国，国家得以促进人民道德的权威本源，是皇帝。因此，在欧洲，如果你破坏和取消了对上帝存在的信仰，维持民众的道德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将是困难的。同样，在中国，如果你攻击和取消了人民对皇帝的尊崇，你就等于破坏了中国人民的道德赖以存在的整个结构——事实上你破坏了中国宗教，它不是超越尘世的神道教，而是一种人间教，一种以中华帝国大清王朝为天堂，以皇帝为上帝——上帝的代理人的宗教。一旦破坏了这种宗教，你在中国要保持民众的道德，哪怕是一般水平的道德，也是不可能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在中国对皇帝的忠诚是一种宗教，可以说，它是儒家国教(State religion)的基石，与欧洲的教会宗教(Church religion)区别开来。正如在欧洲，殉道者因为信仰基督——上帝之子而万死不辞一样，在中国，殉道者则宁愿万死，也不放弃对于君主——天子和天使的忠诚。这一点从中国历史上可以得到证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在袁世凯及其共和国的统治之下，民众连一般的道德水准也不可能维持。
然而人们会说，在中国，我们发生过许多次以改朝换代告终的革命，中国人都并没有因此沦丧道德。但是，在中国，每一次导致了改朝换代的革命，始终都存在两个条件。其一是，革命为人民（people）发动，而不像现在这场革命那样为群氓发动。孟子说：“得乎邱民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辜氏原译将孟子此言顺序打乱了，评为“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得乎邱民为天子。”他将“邱民”译成“普通国民”。显而易见，在目前的这场骚乱中，普通国民（邱民）不仅始终没有参加革命，而且公开反对革命。另一个条件是，那个成功地变作最高统治者的人，必须具备能激发憧憬并赢得全民族尊敬的卓越的道德品质。而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表明他连一般的道德品质，一般的廉耻和责任感都不具备，甚至连小偷和赌徒也不如。袁世凯奉命出山保卫大清，可他出山后，不是像一个有廉耻的人那样去尽职尽责，而先是恭顺地屈从于革命党，然后百般狡计，使其统帅的士兵坠失忠君之心，并拥兵自重，逼迫皇帝退位，最后成为民国总统。在所有这一切当中，一个具有最起码常识的普通人，也无法将此种行为与廉耻和责任的最基本原则（名分原则，忠义观念——译者）调和起来。然而，最令人奇怪的还在于，袁世凯自始至终从没有进行过拒绝屈从的努力，哪怕是装模作样的努力也没有过。这样一种人，怎能博得他统治下的人民的尊崇呢——除非人民丧失了一切廉耻和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