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太·阿诺德在谈起《圣经》里提到的一场下院辩论——关于比尔提出准许一个男人娶他已故妻子之妹的那场争论时，说道：“当人们真正考虑起女性，女性理想以及她们与我们的关系问题时，有谁会相信聪敏灵巧的印欧种族，那曾培育出女神缪斯、多情的骑士和圣母马利亚的种族，将会在那最智慧的国王娶有七百妻、纳有三百妾的闪米特种族的风俗制度中，找到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呢？”
为了说明我的问题，我要从上述这段长引文里借用“fem-inine ideal”（女性理想）两个字。那么，什么是中国人的女性理想呢？中国妇女的女性理想以及她们与这种理想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在作进一步阐述之前，让我充分尊重马太·阿诺德本人，尊重他所在的印欧种族。正如他根据那个智慧国王娶有七百妻、纳有三百妾的事实推断给我们的那样，这里谈到的闪米特人、古希伯莱人的理想女性，并非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可怕和令人厌恶。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古希伯莱人的文学作品中也能得到证实：“谁能找到这样一个德行出众的妇人呢？她的价值远在红色宝石之上。她丈夫的心完完全全地信任她。天还未亮她就起床，为全家做好饭并给女儿们各备一份早餐。她经常手不辞纺锤，指不离纱杆。她不必为下雪替家人担心，因为她的全家都穿得漂漂亮亮、暖暖和和。她智慧满嘴，开言即善，以此熏染家人。她精心地照管一家而不吃闲饭。她的孩子长大了都称她为幸福的圣使，她的丈夫也这样称她，并以资鼓励。”
我想，这种闪米特人的理想女性，总还不至于是那么叫人可怕、那么糟糕透顶吧。当然，她是比不上印欧种族的女神马利亚和缪斯的轻柔和雅致。但有一点必须承认——马利亚和缪斯作为偶像挂在人的房间里尽管美妙绝伦，假如你递给她一把扫帚，或是把可爱的马利亚送进厨房，那么你的房间准会灰尘满地，次日早晨也绝对没有半点早饭可吃的。孔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我想，希伯莱的理想女性即便不能与马利亚和缪斯相比，如果同现代欧洲的理想女性比起来，却是要强得多。至于英格兰的那些女权主义者，就更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了。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古希伯莱人的理想女性，同现代欧洲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如小仲马笔下的“Dame aux Camelias”。顺便说一下，人们有兴趣不妨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所有译成中文的欧洲文学作品中，小仲马的这部将污秽堕落的女人视作超级理想女性的小说，在目前赶时髦的现代式中国最为卖座，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本法国小说的中文译本，名为《茶花女》，它甚至已被改编为戏剧，风行于中国大江南北的各剧院舞台。现在，如果你将闪米特种族的古代理想女性，那为了丈夫不怕雪冻、一心只要丈夫穿得体面的女性，同今日欧洲印欧种族的理想女性，那个没有丈夫、因而用不着关心丈夫的衣着，而自己却打扮得华贵体面，且最后胸前放一朵茶花腐烂而终的茶花女相比，那么你就会懂得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伪的和华而不实的文明。
不仅如此，即使你把古希伯莱人的理想女性，那手不辞纺锤、指不离纱杆，那勤于家务、从不吃闲饭的妇人，同现代赶时髦的中国妇女，那指不辞钢琴、手不离鲜花，穿着黄色贴身衣、满头遍挂镶金饰，到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大厅里，站在乱七八糟的人群前面搔首弄唱的女人相比：假如你比较这两种理想女性，那么你就会知道，现代中国离开真正的文明是多么迅速和多么遥远了。因为一个民族中的女性正是该民族的文明之花，是该文明国家的国家之花。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问题上：中国的理想女性到底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它与我上面所讲的古希伯莱人的理想女性本质上一样，但又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它们的相同点在于，两种理想女性都既不是仅挂在屋子里的一具偶像，也不是男人终日拥抱和崇拜的对象。中国的理想女性就是一个手拿扫帚打扫和保持房子清洁的妇人。事实上，中国的“妇”妇：妇的繁体字。字，本来就由一个“女”和一个“帚”两部分构成。古代中国人把妇女称作一个固定房子的主人——厨房的主人（主中馈），毫无疑问，这种真正的女性理想——一切具有真正而非华而不实文明的人们心中的女性理想，无论是希伯莱人，还是古希腊和罗马人，本质上都与中国人的女性理想一样：即真正的理想女性总为Hausfrau，家庭之主妇，La dame de menage or chatelaine“Hausfrau”，“La dame de menage”：前者德文，后者法文，都是“管家务的女人”即家庭主妇之意。下面，让我们讲得更为详细些。中国人的女性理想，从远古时代流传下来，就一直被概括在“三从”和“四德”里。那么何为“四德”呢？它们是：首为“女德”，次为“女言”，三为“女容”，最后为“女工”。“女德”的意思是指妇人不要求特别有才智，但要谦恭、腼腆、殷勤快活、纯洁坚贞、整洁干净，有无可指摘的品行和完美无缺的举止；“女言”的意思是指不要求妇人有雄辩的口才或才华横溢的谈吐，不过要仔细小心地琢磨用词，不能使用粗鲁的语言，并晓得什么时候当讲，什么时候该住嘴；“女容”意味着不必要求太漂亮或太美丽的容貌，但必须收拾得整齐干净、穿着打扮恰到好处，不能让人背后指指点点；最后，“女工”意味着不要求妇人有什么专门的技能，只要求她们勤快而专心致志于织纺，不把时间浪费在嬉笑之上。要做好厨房里的事，把厨房收拾干净，并准备好食物。家里来了客人时尤应如此。这些就是汉朝伟大的史学家班固之妹曹大家或曹女士写在《女诫》中的、对妇女言行的四条根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