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内容，是试图阐明中国人的精神，并揭示中国文明的价值。在我看来，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造出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What type of humanity)，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生产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既如此，那么这一文明中的男人和女人所使用的语言，也将表明该文明中男人和女人的本质、个性和灵魂。法国人谈起文学作品时说“Le style，c’est I’homme”(文如其人)即是此意。因此，在本书中，我以真正的中国人、中国妇女和中国语言为题，组成前三篇，以此说明中国人的精神，揭示中国文明的价值。
此外，我还加进了两篇（即《约翰·史密斯在中国》和《一个大汉学家》——译注）。在这两篇文章里，我力图说明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外国人，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比如那个可敬的阿瑟·史密斯阿瑟·史密斯（A.H.Smith,1845—1932)：中文名“明恩溥”，美国著名在华传教士和汉学家。曾著有《中国人的特性》、《中国乡村生活》等书，是美国退还中国庚子赔款的最早提议人之一。《中国人的特性》一书首版于1890年。后来曾在欧美多次再版翻印。日本人将其译作《支那人的气质》。该书谈到中国人“缺乏精确习惯”、“好面子”、“不诚实”等20余条“特性”，时有敏锐发现，但总体色调不免阴暗。它对世界认识中国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辜鸿铭极为厌恶此人此书，认为其肆意糟踏中国人，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加以批评。先生，他曾著过一本关于中国人特性的书，但他却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不够深沉；还有那个被认作大汉学家的翟理斯翟理斯（H.A.Giles，1845—1935）：英国驻华领事，著名汉学家。1897年出任剑桥大学汉文教授。曾著有《中国文学史》、《华英字典》、《中国名人谱》、《中国绘画史导论》、《中国概要》、《中国的文明）、《∩奖始恰返燃甘种汉学著作，此外还是《聊斋志异》、《佛国记》、《庄子》和中国诗歌最有影响的早期英译者。博士，我试图表明他实际上并不真懂中国语言，因为作为一个英国人，他不够博大——没有哲学家的洞察力及其所能赋予的博大胸怀。起初我本想把约写于四年前的那篇谈到濮兰德和白克好司先生著作指濮兰德和白克好司合著的《慈禧外记》一书。该书1910年出版，书中抄录大量公私文件，对慈禧太后的腐化生活，狡诈的权谋和太监李莲英的权势记述甚详。该书文笔生动，又是第一部向西方世界较全面反映慈禧一生的传记，书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但记述评论不合事实之处尚多。濮兰德(Bland，1863—1945)：英国人，曾任职于中国海关，担任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秘书长，后为中英公司驻华代表，他是一个敌视中国的新闻记者，经常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反对中国的文章，著有《中国：真遗憾》等书。白克好司（Backhouse，1873—1944）：英国人，汉学家，曾任京师大学堂英文教习。他与濮兰德还曾合著过《清室外记》。此人人品较差，曾伪造《景善日记》。的文章也收进此书的，他们那本书讲到了举世闻名的已故皇太后，但很遗憾，我未能找到此文的副本，它原发表在上海的《国际评论》报上。在那篇文章里，我试图表明，像濮兰德和白克好司这样的人没有也不可能了解真正的中国妇女——中国文明所培育出的女性之最高典范——皇太后的。因为像濮兰德和白克好司这种人不够纯朴——没有纯洁的心灵，他们太聪明了，像所有现代人一样具有一种歪曲事实的智慧孟子说：“我憎恨你们这些聪明人总是歪曲事实。”(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原注。事实上，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deep，broad and sim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