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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学问方法的几点建议

——在美国石溪对中国访问学者和研究生的谈话(1982年6月20日)

[美国]杨振宁

杨振宁(1922—),安徽合肥人。美籍华裔物理学家,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奖学金。此篇演讲是1982年6月20日在美国石溪他对中国访问学者和研究生的谈话。原载《读书教学四十年》一书。

中国派留学生到外国做研究工作的想法,我想应该算是从1861年开始的。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江苏吴县有一位冯桂芬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中体西用”这个说法。三十几年以后,即1898年,张之洞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劝学篇》把它发挥了,变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然要用西学,所以有派学生的想法。第一次派留学生来美国是在1872年。

那个时候的一些讨论现在再去看是很有意思的。我想总体来讲,那时很多的想法是对的。不过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却没有弄清楚,就是对于中国整个政体的性质没有掌握清楚。所以虽然有许多讨论,有许多枝节的措施,最后所得出来的结果,并不是太成功的。这些不成功使得中国人民对于中国民族和中国文化的自信心大为减低。甚至有一个说法,认为中国整个的文化是要不得的。主张把中国文字和中国语言完全废除,改用世界语。当时这样主张的人们是很诚恳的,而他们胆子之大也是惊人的。(众笑)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今天已经没有人再怀疑中国人的脑筋和中国文化是否宜于发展近代科技。这是很大的转变。转变的原因大体讲来我认为有三个:第一,新中国尖端科技的一些发展快得举世震惊。第二,中国血统的人在不少领域有了重要的贡献。第三,另外一个黄种人的民族,历史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民族,在科学界,工业界都有了使人敬佩的发展。

中国人丢掉了一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自卑感是好的。今天我想和大家谈的是另外一个许多中国访问学者和同学都很关心的题目,因此多少有一些相关。

在美国各个校园里,中国研究生读书考试一般都相当好,有不少更是名列前茅。在石溪的校史上,好些系里,有些中国研究生的考试成绩不敢讲是绝后,至少是空前的好(众笑)。这当然使得中国血统的人大家很高兴。不过,我得说最近有了些失望的说法,就是说,考试以后到要做研究工作的时候,问题好像就有点困难。甚至于有人觉得也许中国人的脑筋不能够做研究工作(众笑),就只会参加考试(众笑)。

这个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我在美国37年了,我看见过的起步做研究工作的人的数目,单在我这行里边,已上千人。让我跟大家谈谈我的两点看法。

两点结论

第一点,所有的研究生(这与是否中国血统是没有关系的),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通常是做论文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从小念书的时候,学习的经历是一个方式:学习已知的东西。书上面讲的,老师讲的是一些已经咀嚼过的题目,你知道准是有答案的。准是有答案这件事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多么重要呢?非常重要。因为这启示,使学生注意力集中在一个问题上。

而做论文的时候学习方法是另外一种方式:要寻求未知的东西,要发现哪些题目是可以有解答的。对学生来讲这是新的经验,学习起来通常是困难的。可是这里头所发生的困难,绝不是中国血统的人所独有的,是大家都有的。我刚才讲我看见过上千的人起步做研究,所以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不是中国人独特的困难(众笑)。

第二点,中国文化传统的教育方法是不是使学生不会做研究工作而只会考试呢?我的看法是这样:中国文化传统的教育方法确实使得学生们比较容易在考试成绩上面占便宜。不单是从中国来的学生受到这样的好处,从香港、从新加坡、从朝鲜、从日本来的学生都受到这样的好处。

相对地,西方文化的教育方法,尤其美国的教育方法着重广泛的知识,不着重一步一步的系统教授法。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胆子比较大,但是不会考试。

到做论文的时候,哪一个学生占便宜呢?这个问题很难有一个一般性的回答。要看人,要看学科,要看机会,两种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各有长短。不过总体讲起来我觉得中国传统教育方式所训练出来的人还是要占一些便宜,多了一些工具,多了一些基本的自信心,总是好的。只不过在考试的时候,他们所占有的压倒性的便宜,到做研究工作的时候要打一些折扣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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