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一不投机，结果是把杂志的话丢在一边去了。谈了些京大所藏的中国古书，谈上了元曲。我发表了我的中国剧曲在文学构成上优于西洋歌剧的意见，凤举说他没有研究，没有加以赞否。沈先生也是沉默着的。凤举又说到厨川白村(京大的文学教授)称赞过我那首《死的诱惑》，——因为大阪的一家日报翻译过——说是中国的诗已经表现出了那种近代的情调，很是难得。我听了这话，其实并不知道他是在称赞，还是在藐视。
谈不好一会，便同闪亭从凤举那儿退出。那时京大附近的饭堂很多，都是以学生为对象的。用中饭时，在饭堂里遇着了伯奇。那天的下午，伯奇陪我去访问过一次穆木天。木天那时是三高的二年生，他是在专门研究童话的，一屋子里都堆的是童话书籍。我觉得他自己就好像是童话中人。他人矮，微微有点胖，圆都都的一个脸有点像黄色的番茄。他见人总是笑眯眯的，把眼睛眯成一线，因此把他那丰满的前额和突出的两个脸墩便分成了两部分。他特别像番茄的地方也就在那儿。他是吉林人，爱用卷舌音的北方话也特别助长了他的天真烂缦。我觉得他的姓穆而名叫木天，真是名也名得好，姓也姓得好。那时听说他参加了周作人的“新村”运动，我也觉得像他这种童话式的人也恰好和“新村”相配。
伯奇那天很有意思把我引去访问厨川白村，我却是谢绝了。我这人，用我们四川话来说，怎么也是有点“不带贵”。不知怎的，我总有点怕见上人。凡是所谓大人名士，我总是有点怕。外国的大人名士不用说，就连吾们贵国的，我也是只好退避三舍的。在这些地方或许也就是不能受人抬举，十年如一日地只能当着“流氓痞棍”的原因。
到了第三天，我觉得在京都想会面的人，都已会了面，虽然所想讨论的事情并没有说上，但已觉得无可再逗留了。我便决意再往东京。闪亭，已故的“中国马克思”，劝我到晚上乘夜车去。他说那样要方便些，到东京时是清早，省得许多麻烦。我听从了他的话，他便陪我去游过一天琵琶湖，京都近旁的一个大湖。那湖的规模比西湖大，水也比西湖深，有小蒸汽船在里面通行。湖畔也有好些古刹，有所谓“近江八景”，是仿照着“西湖八景”所拟定的。到过西湖的日本人有的说是比西湖还好，但这个比拟似乎有点不伦。因为西湖的好处是在它的小巧玲珑，就像规模放大了的庭园；琵琶湖那样宏阔的大湖，是没有这种风味的。
在琵琶湖游了一天，晚间在大津市乘车东上。坐在夜车里，自己免不得又想到杂志上的事情来。怕是只能出季刊罢，能够寄稿的人至多不上十人，又多是有学校缠着，而且散在四方。一年要出四期，怕已经很费事的。季刊用甚么名目呢？夸张一点的便是《创造》，谦逊一点的可以命名为《辛夷》。名目太夸大了，要求实质相副，是很费力的。书局方面拿不出稿费来，这是一件很大的困难。……这些都在萦想中，但想来想去总得不到着落。最大的希望是到东京后，要靠几位有力的友人来决定。
到了东京，先走到达夫的下宿处去看时，他得了病，进病院去了。我又跑到病院去看他，是骏河台的杏云病院。
我和达夫已经五年不见了，在未见面之前只疑他的病很沉重，我在想象中描画着我那位本来是很瘦削的友人怕已经是骨瘦如柴了；他那苍白而又带着一层暗灰色的面孔，怕已经是面如土色了。但一进病室时，他是坐在病床上的，带着红红的脸色。
他见了我，想立起身来和我握手，我急忙劝他安静着莫动。我问他是甚么病，他说是胃病。但我顿时怀疑起来，为甚么得了胃病就要进病院呢?我疑心是肺病，他不肯说实话。
谈了一天，并陪他去登临过一次在病院附近的俄罗斯正教的尼哥拉斯圆堂。——这是东京的名胜，在大地震时已经毁灭了。他住的病室似乎是头等，在一间前室中摆着一尊钢丝床，一只角上有洗面池等的设备。邻接着的后室是三铺席面的日本式的小房间，是护士或患者家族们的寝处。我那晚便睡在那儿的草席上，同时还有两个看护妇睡在我的左右两边。——这样一写出来，好像很风流，达夫在第二天清早也说过些风流的趣话，其实我被夹在两座肉山中动也不能一动。那两位护士大姐真够胖。一位好像是一条白肥猪，一双肥白的手各个手指节都呈着眼窠；又一位大约肾脏有毛病，面孔上带着暗灰色，全身有点浮肿。达夫有一篇小说叫《友情和胃病》的，便是写的那时的事情，那位白胖的密斯被我们的达夫描写成了杨贵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