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下午）
我是于十八号到广东来的，前天学生会代表来说要开一个欢迎会，我想这件事是不大好的，因为我还没有到享受开会欢迎的程度。这事真有点困难了，若是不说几句话，那对于诸同学的好意未免辜负了，要来说话，可是又无什么话可说。
对于我的本身，社会上有许多批评和误解，而对于这些误解和批评，我又没有工夫做文章来辩护辩护。譬如有人说，我是对社会的斗争者，或者因为这句话，引起了诸位对于我的好感。可是，我得要申明：我并非一个斗争者，如果我真是一个斗争者，我便不应该来广东了，应该在北京、厦门，与恶势力来斗争，然而我现在已到广州来了。
从前我很惹人讨厌，这里也讨厌我，那里也讨厌，到了厦门，厦门也讨厌我，我实在无地可跑了，这时恰好中山大学委员会打电要我来这里。
我为什么要来呢？我听人家说，广东是很可怕的地方，并且赤化了！既然这样奇，这样可怕，我就要来看，看看究竟怎样——这样我便到此地来了。
我到这里不过一礼拜，并没有见什么——没有看见什么奇怪的，可怕的。就是红颜色的东西，也不大看见。
据我二只眼睛所看见的，广东比起旧的社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形，并不见得有两样。我只感觉着广东是旧的。虽则，有许多情形，我还没有看见到的。
但如列宁纪念的电影，这在外省确实看不见的；又如许多工会，在外省也看不见的。但这并不稀奇，并非可怕，这原应该是很平常的现象。
我总觉得广东未见得有新的气象，许多外省人说广东可奇可怕，我想或者他们的眼睛生了什么毛病吧。
或者因为我到广东未久，所观察的不多，浅薄得很，所以没有见出可奇可怕来也说不定。但我可以说，广东民众所受的压迫要少些，比较去了一点。至于社会的现状与从前是相同，许多要做的要建设的还未着手。例如拿文艺一项说吧，实在沉静得很，跑到中央公园，公园中间竟有一个观音像摆着，我并非因为观音是菩萨而反对他，我以为就是观音也要做的好一点。
中山先生是开国的元勋，广东是他建设民国的根据地，又是他的故乡，但我们跑到街上一走，我们只看见有孙先生的照相，但并没有他的画像。
文艺出版物也很少，我只看见《广州文学》一样。
因此，我要问：广州许多青年哪里去了？这或者可以解说，他们忙得很！诚然他们是忙一点，有种种运动，种种工作。但哪有这么多人全是忙着的？广州青年在精神上的表现实在太少了，这是什么缘故？既然不是“忙”一个字，那就是第二个字“懒”了，若不是懒，我实在找不出第二句说话来。
这样一个沉静的社会，于我是很好的。因为许多朋友，从前相好的来会会我，而许多新的朋友对我又表示好感，所以斗争的事还没有。至于旧的和我们斗争的，也没有在后面跟着来——这样，使我懒下去，倒也觉得很是舒服。
在这样沉静的环境下面，要想生出什么文艺的新运动是不容易的。大家这样子懒下去是不行的，我们要得紧张一点，革新一点。
然而广东实在太平静了，因此，刺激和压迫，也不免太少了。诸位青年不知怎样感觉着，我呢，我觉得不大舒服。因为我从前受的刺激和压迫太多了，现在忽然太轻了，我反而不高兴起来。我好比一个老头儿，本来负着很重的担子，他负惯了，现在忽然肩膀上的担子放下来，他必须觉着少了什么似的，大不高兴起来了呢。
这个时候，我以为极像民元革命成功的时候，大家都以为目的没有了，要做的事也做完了，个个觉得很舒服了。
民元已过去了，民国也算成立了，但文艺上有了创造没有？
文艺这个东西大不可少，究竟我们还有意思，有声音，有了这些，我们便要叫出来，我们有灵魂，得让他叫出来使大家知道。虽然有的是旧的意思，有的是新的意思，但不论新旧，也当一齐叫出来。
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了，有声的发声，有力的出力，现在是可以动了，是活动的时候了。
然而有许多青年都有一个“怕”字的心里，他们怕幼稚，怕人家骂。幼稚是不要紧的，最初虽然是幼稚，但可以生长起来，发展出去，如一个幼孩，他虽然是一个幼孩，但并不见得幼孩是可羞耻的。所以作品虽然是幼稚，但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地方，这是不要紧的，我们不要怕。
有的以为怕人家骂，这也不要紧，若是没有人骂，反而觉得无聊得很。好比唱戏，台下的拍掌喝彩，固要唱下去，就是喝倒彩，也要唱下去，不管他怎样，我们只要，只尽管唱，唱下去，唱完了，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