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K陪着哈斯特尔，或者说哈斯特尔陪着K走一程，但到了后来，这样的夜晚通常便挪在哈斯特尔的家里而告终；他总是请K一起去他的住所里，跟他再呆一阵子。于是，他们还很可能一起度过个把钟头，又是喝酒，又是抽烟。这样的夜晚使哈斯特尔如醉如迷，甚至当他把一个名叫海伦的女人领到家里住的几个星期里也不肯放过。那是一个不很年轻的黄皮肤胖女人，黑鬈发盘绕在额头上。K最初看到的只是床上的她；她一般都躺在那儿，简直不知羞耻，习惯于看着一本借来的小说，并不理睬他们的谈话。可是，当他们谈得很晚时，她便伸开四肢躺在床上，打着哈欠。要是她用别的招数不能引起对她的注意，就会拿起自己的书扔向哈斯特尔。于是，哈斯特尔笑眯眯地站起身来，K也只好起身告辞。不过到了后来，当哈斯特尔开始厌腻起她的时候，她变得神经质似的，存心不让他们在一起好过。
这期间，她总是衣冠楚楚，等候着这两位先生，平常穿着一身她很可能自认为是既富贵又得体的衣裳，实际上则是一套装饰繁琐的老式舞会礼服，尤其让人不堪入目的是那几排挂在上面当装饰的流苏。
这套衣裳到底是什么样儿，K不得而知，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拒绝去打量她；他坐在那儿数小时之久，总是半低着眼睛。但是，这女人不是摇摆着身子在屋子里荡过来荡过去，就是坐在K的旁边。后来，当她的地位愈来愈守不住的时候，她出于无可奈何，甚至试图竭力来靠近K，做给哈斯特尔看，惹他嫉妒。即使她裸露出那肥圆的背靠在桌子上，把脸贴近K，想这样迫使他抬起眼睛来看一看，这也不过是无可奈何而已，并不是什么恶意的行为。她这样做只能使K拒绝以后去哈斯特尔那里。过了一些日子，等K再去那儿的时候，海伦已经被彻底打发走了。K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这天晚上，他们在一起呆得特别久，在哈斯特尔的提议下，欢庆了他们之间结成的兄弟友谊，喜庆的烟酒使K在回家的路上几乎有点迷醉。
真凑巧，第二天早上，在银行里商量业务的时候，经理说起他好像昨天晚上看见过K。如果他没有弄错的话，K是跟检察官哈斯特尔臂挽臂走着。经理好像觉得这很奇怪，他——当然这也符合他平日一丝不苟的态度——提起那个教堂，说到就在教堂的一侧，喷水池的附近碰见了他们。要是他想要描述一场幻景，也不过如此绘声绘色而已。既然这样，K便向他解释说，检察官是他的朋友，他们确实昨天晚上从教堂旁边走了过去。经理惊奇地笑了笑，并且请K坐下。这正是那样一个时刻，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时刻，K才那么喜欢经理。在这短暂的时刻里，从这个体弱多病、咳嗽不止，而且工作繁忙、责任重大的人身上流露出某种对K的幸福和前程的关心。这样的关心，要让其他在经理跟前经历过同样时刻的职员来看，当然可以称做是冷酷和流于表面的。它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正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靠着牺牲两分钟的时间，结果把能干的职员长年累月地捆缚在自己的身上，——不管怎样，在这样的时刻里，K拜倒在了经理的手下。或许也是经理跟K谈话与跟其他人稍有不同，莫非他忘记了自己身为上司的地位，要这样与K为伍——更确切地说，在平常的业务来往中，他总是这样做——但是，此时此刻，他似乎偏偏忘记了K的地位，跟K讲起话来，就像是跟一个孩子似的，或者就像是跟一个刚刚步上谋职的路、出于某种摸不透的原因引起了经理好感的天真无知的年轻人似的。毫无疑问，要不是K觉得经理的关心是真心实意的话，或者要不是正如在这样的时刻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关心可能完全使他心醉神迷的话，他是不会容忍这样一种讲话口气的，无论是别的人也好，还是经理本人也罢。K意识到自己的弱点，也许其原因就在于，他在这一方面确实还留下了一些孩子气。他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自己那过早死去的父亲的关心，很快就离开了家，而且向来宁愿拒绝，也不愿诱来母亲的温柔。母亲依然生活在那个永久不变的小城里，眼睛也不好使了，K大约有两年没有去看望她了。
“对于这个友谊，我可是一无所知，”经理说。惟有一丝轻轻而友好的微笑和缓了这句话的辛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