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哪，”他叫了起来，“我不知道这是排骨，嗨，排骨正是可以解去这种啤酒的毒性的东西。这可不是运气吗？”
于是，他一手拿起一块排骨，一手拿起一个土豆，津津有味地全吃了，这下让我高兴得不得了。他又拿起一块排骨和一个土豆；然后又是一块排骨和一个土豆。我们吃完后，他又端来一个布丁，在我面前放好，他好像在想什么，有些走神。
“饼怎么样？”他打起精神问。
“这是布丁。”我答道。
“布丁！”他叫道，“嗨，天哪，这就是的！什么！”他走近了一点看，“你不是说这是个鸡蛋面粉布丁吧？”
“对，它的确是的。”
“嗨，鸡蛋面粉布丁，”他拿起一把大勺说，“是我最爱吃的布丁！这不是运气吗？快吃，小伙计，让我们看谁吃得最多。”
当然侍者吃得最多。他一次又一次要和我比赛，但以他的大勺对我的小勺，以他的大口对我的小口，以他的饭量对我的饭量，从第一口开始，我就被远远扔在后面了，根本没机会追上他。我想，我还从没见到什么人像这样吃布丁吃得香的；布丁吃完后，他大笑起来，好像还在香香地品味那布丁呢。
看到他那么友好又好相处，我就向他要笔、墨水和纸，好给皮果提写信。他不但拿了来，还好心好意地看着我写。我写好信，他问我要去哪里上学。
我说：“离伦敦很近。”我也只知道这些。
“哦，看哪！”他看上去很沮丧地说，“这事真叫我难过。”
“为什么？”我问他道。
“哦，上帝！”他摇着头说，“那正是他们弄断了一个小男孩肋骨的学校——两根肋骨——他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呢。我应该说他是——让我看看——你多大了，大概？”
我告诉他我在八岁和九岁之间。
“正是这个年龄，”他说，“他八岁零六个月时被他们弄断了第一根肋骨，到八岁零八个月时又被他们弄断了第二根，结果要了他的命。”
这事件实在让人听了不太舒服，我无法对自己掩饰这点，也无法对那侍者掩饰这点，我又问他这是怎么发生的。他的回答并没给我什么鼓舞，因为那只是三个可答的字：“打断的。”
就在这时，院里长途马车及时吹响了号角，于是我急忙站起来，并为了有一个钱包而骄傲地吞吞吐吐问他，有什么我得付钱的。
“一张信纸，”他答道，“你买了一张信纸吧？”
我不记得我买过。
“信纸很贵，”他说，“由于要纳税。三个便士。在这个国家，我们就这样被抽税。除了给侍者，再没什么了。墨水就算了，我来贴吧。”
“你应该——我应该——我应当给多少——你希望给侍者多少呢？”我红着脸，结结巴巴地问。
“如果我没有一个家，那家又没有都染上天花，”那侍者说，“我不会要六便士。如果我不用供养年老的父母，还有一个可爱的妹妹，”说到这里，那侍者很动情了——“我不会要一个法生。如果我有一个好处所，又受到好的待遇，我就要请求你收下我的一点什么，而不是向你要。可我是靠剩饭剩菜度日，睡呢就睡在煤堆上——”说到这里，那侍者哭了起来。
我很同情他的不幸，觉得无论如何给他的钱如果少于九便士都是心地残忍冷酷的。我从我那三个亮闪闪的先令拿了一个给他，他谦卑恭敬地接了下来，并马上用拇指捻了捻，试试真伪。
我被人从车子后面举进车时，有一点难堪，因为我发现人们以为我一个人把中餐全吃完了。我知道这点是因为我无意间听到那女士在半圆窗后对看车的人说：“当心那孩子，乔治，要不他会胀得裂开的！”此外，我还看到周围那些女仆都走了出来看着我笑，好像我是个怪物。而那个侍者——我那不幸的朋友——已经重又振作了起来，看上去不但不为此不安，反而一点也不难为情地跟着大家一起大惊小怪。如果我对他产生了什么怀疑，我想这是引起那疑心的一半原因。但我现在更倾向于认为：由于怀着孩子单纯的信任和一个幼者对长者的天生信赖（这种天性被任何孩子过早用世俗的精明来取代都会使我惋惜），我总的来说并不怎么怀疑他，以后也没有。
我得承认，因为无端成为车夫和看车人取笑的对象，我感到很不好受。他们说因为我坐在车后边，所以那部分重；还说我坐货车旅行更为威风。我大肚皮的故事传到外面一些乘客中，他们也听了很开心，问我在学校里是不是被当做两个或三个兄弟付膳食钱，还有我是否在一定条件下被人承包了，以及另外一些让他们乐的问题。不过最糟的是，我知道有机会吃东西时我一定会不好意思吃东西，所以吃过那么一餐量少的午饭后，我就得一夜挨饿了——因为我匆忙中把我的糕饼忘在客栈里了。我的顾虑得到了证实。我们停下来吃晚饭时，虽然我很想吃，我却鼓不起勇气来吃半点，只好坐在火炉边并说我什么也不想吃。就这样，也不能使我免遭更多的嘲讽；一个声音沙哑、满脸横肉的男人一路上不是不停地从三明治盒子里掏出东西吃，就是从瓶里喝水，他却说我像一条大蟒，吃一次就可维持好长时间；他说过这之后又真地狼吞虎咽了一份煮牛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