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作为独立党的代表，我被提名为伟大的纽约州的州长候选人，竞选对手是斯坦华特·L·伍福特先生和约翰·T·霍夫曼先生。我总觉得与这两位先生相比，我有一个长处，那就是我的声誉还好。这从报纸上很容易就明白，如果说这两位先生也曾知道爱惜他们的声誉，那也是以前的事了。很显然，近年来他们已经把各种无耻行径当作家常便饭了。但是正当我为自己的优点得意洋洋暗自窃喜时，忽然有一股浊流暗暗地在我愉快心情的深处“翻腾”。那就是我不得不让自己的姓名和这些先生们的姓名混在一处四处传扬。我心里越来越乱。最后我给我祖母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这件事。她的回信很快而且语气很尖锐。她说：
“你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亏心事——一件也没有。看看报纸——看看，你就会明白伍福特和霍夫曼先生是何等样人，然后看你愿不愿意降低到他们那种水平，同他们一道去竞选。”
这正是我的想法！那晚我彻夜未眠。但是我总不能半途而废。既然我已经深陷其中，我就只好干下去。
早饭时，当我无精打采地浏览报纸时，我偶然看到这样一段消息，老实说，我还从来没有像这样惶惑过：
伪证罪——1863年，在交趾支那的瓦卡瓦克，有34名证人指证马克·吐温先生犯有伪证罪，企图侵占一小片种植香蕉的土地，而那是当地一位穷困潦倒的寡妇和她那无依无靠的一家人赖以活命的惟一资源。既然马克·吐温先生现在在公众面前出来竞选州长，他也许能解释一下此事的前因后果。不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其要求投票选举的伟大人民，吐温先生都有责任把此事解释清楚。他会这么干吗？
我惊愕万分！这是残酷的没心没肺的指控！我从未到过交趾支那！我更未听说过什么瓦卡瓦克！我也不知道什么种植香蕉的地，就像我不知道什么是袋鼠一样！我茫然失措。我气得要发疯，却又毫无办法。那天我什么也没干就混过去了。第二天早上，这家报纸别无所言，就这么一句：
注意——吐温先生，正如大家注意到的，对交趾支那伪证案保持缄默，自有难言之隐。
（备忘——在此后的竞选中，这家报纸凡提到我，言必称“臭名昭著的伪证犯吐温”。）
《新闻报》紧随其后，载了这么一段：
急需查究——吐温先生在蒙大那州野营时，与他同帐篷的伙伴时不时丢失一些小东西，直到最后这些东西原封未动地在他身上或他的“箱子”（即他卷藏杂物的报纸）里发现。大家为他着想，不得不友好地告诫他，然后在他身上涂满柏油，粘上羽毛，让他坐着木杠，把他撵了出去，并劝告他让出铺位，别再回来。这件小事能否请新州长候选人向他的同胞们（他们都为是否要投他的票而饱受煎熬！）做个解释！他会解释吗？
难道还有比这种控告更加用心险恶的吗？我一辈子也没有踏足过蒙大那州。
从此以后，这家报纸习惯成自然地叫我“蒙大那小偷吐温”。
于是，我拿起报纸总有点提心吊胆，就像一个人要揭开一条毛毯却总是担心在它底下藏着一条蛇一样。一天，这么一段消息映入我的眼帘：
谎言已被揭穿！——据五点区的密歇尔·奥弗拉纳根先生、渥特街的吉特·彭斯先生和约翰·艾伦先生的宣誓证书，现已证明马克·吐温先生对我们尊贵的领袖约翰·T·霍夫曼的祖父系拦路抢劫犯并被判处绞刑的恶毒说法纯属卑鄙无端的谎言，毫无事实根据。这种为了掠取政治上的成功不惜毁谤敌人、以谰言玷污其美名的恶劣行径实在使有德之士为之痛心疾首。我们一想到这种可怕的谎言必然会给死者无辜的亲友带去极大悲痛时，几乎恨不得鼓动被损害与被侮辱的公众立即对诽谤者施行非法的报复。但是，不！我们让他去承受良心谴责的痛苦吧。（当然，如果公众义愤填膺，一时冲动起来，竟对诽谤者施以人身伤害。很显然，对这种行为，陪审员不可能判罪，法庭也不可能加以惩处。）
最后这句天才妙语效果卓著，当天晚上“被损害与被侮辱的公众”从我家门前拥进来，来的时候义愤填膺地捣毁家具与窗户，走的时候把能搬走的财物统统搬走，而我被吓得从床上火速爬起，从后门溜走。然而，我可以把手按在《圣经》上起誓，我从来没有诽谤过霍夫曼州长的祖父。不仅如此，直到那一天为止，我甚至从未听说过他，也从未提到过他。
（顺便提一下，自此之后，刊登上述新闻的那家报纸就总是称我为“盗尸犯吐温”。）
下一篇引起我注意的报纸文章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