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海狼越来越亲密了——要是主仆之间，更准确地说，国王和弄臣之间，那种关系能用亲密二字形容的话。我不过是个玩具，他对我的喜欢，就像孩子摆弄自己的玩具。我的用处就是让他开怀一笑。只要能让他开怀一笑，我就万事大吉；可只要他一厌烦，或是心情抑郁，我便马上从餐桌旁被踢回厨房里，我能逃得性命，没缺胳臂少腿，就算万幸。
我渐渐觉察那人的无边寂寞。船上，大家不是恨他就是怕他，他把谁都不当回事。他身上那超人的强力仿佛折磨着他，好像从没有爆发全部潜能。要是那狂荡的魔王“撒旦”被放逐到一个孤魂野鬼的灵界里，他恐怕也只能是一条孤傲的海狼。
寂寞，已让他够呛了，更够呛的是，他还得承受种族与生俱来的忧郁的折磨。在我洞察他之后，再审视北欧的神话便更明了。那创造了宏伟的万神庙的白肤金发的野蛮人跟他一样，爱笑爱闹的拉丁人的轻浮与他无缘。他要是笑了，也不是出于别的，而是出于凶狠的天性，但他很少笑；他的忧郁太多，那忧郁很深远，深得像他的种族的根。那是种族的遗传，使得他那民族头脑清醒，生活洁净，热衷自虐——这最后一点在英国人里就产生了新教和贞妇烈女。
实际上，那原始的忧伤，就升华为苦修的宗教仪式，可海狼从这种宗教得不到补偿。他那野蛮的利己主义不会容许，他抑郁时，除了魔行鬼动，别无他法。如果他不是那么可畏，我有时还为他难过。比如，大前天早晨，我到他的特别间去给他灌水壶时，意外地遇见他。他没看见我，只把头埋在手里，肩膀抽动着，好像在哭。他好像被一种巨大的忧伤折磨着。我悄悄退出，听见他在哭喊，“上帝!上帝!上帝!”他不是在呼唤上帝；上帝只不过是个虚词，那是他灵魂的呼唤。
晚饭时，他问猎手们有没有治头痛的药。像他那样健壮的人，黄昏时，已经痛得快看不见东西，在舱房里几乎站立不住。
“我一辈子没生过病，书呆子，”我带他回到他的房间时，他说，“脑袋除了在被起锚机杠子打破了六英寸后的恢复期里，没有痛过。”
这痛得让他看不见的头疼，持续了三天，他像野兽一样忍受着，没有抱怨，也得不到同情。他孤独无援。船上人受起痛苦来好像都这样，没有同情，孤独无援。
不过，今天早晨，我进屋去收拾床铺、打扫房间时，却发现他已经好了，正忙着工作。桌上和床上散落着图纸，他正手拿圆规和丁字尺在一张透明的大纸上誊写着一种仿佛是比例尺的东西。
“喂，书呆子，”他高兴地招呼我，“我刚刚改完，想看一看它的功能吗?”
“是什么东西?”我问。
“是一种为海员节省力气的设计，它把航海简化成了幼儿园的玩意。”他得意洋洋，“从今以后再也用不着那些繁琐的计算，连小孩儿都可以驾船了。在有云的夜晚要想知道自己在何方，只需天上有一颗星星就行了。你看，我把这透明的标尺放在星图上，我已经在标尺上画出了纬度圈和经度线。只需把它放在一颗星上，转动标尺，让它跟下面地图上的数字对齐就行了，看!船的准确位置出来了。”
他的声音里回荡着胜利，海水蓝的眼里闪烁着阳光。
“你的数学一定很棒，”我说，“是在哪儿上的学?”
“运气不好，从没踏过学校门，”他回答，“只好自学。”
“搞这个东西，你认为我是为了什么?”他突然问道，“梦想在时光的海滩上留下足迹吗?”嘲笑从他脸上现出来。“不。我想要获得专利，靠它赚钱。贪婪的猪要寻欢作乐，晚上在屋子里快活，叫别人去干活。那就是我的目的。何况我在设计时还很有快感。”
“创造之乐。”我喃喃地说。
“我想是那么说。那表明生命活着，快乐地活着，也表明运动对物质的胜利，生活对死亡的胜利。是酵母的骄傲——因为酵母还是酵母，还在蠕动。”
我举起双手，对毫不掩饰的利己主义者表示无奈，然后开始铺床。他继续在那透明的标尺上抄写着线条和数字。那是最精密细致的工作，他能调节内在的强力，适应精密细致之活，那种毅力，我不能不佩服。
我铺好床，盯着他。他沉醉于工作。他无疑是个俊男——有阳刚之美。我的惊奇是永恒的：他的脸上没有凶恶、奸诈。那是一张从未干过阴险之事的脸。注意，我的意思说：有那张脸的人，做事从未违背他的良心，或者，那人就没有良心。我倾向于相信后一种解释。他是返祖的极好案例，一个野人，道德产生之前，便降临人世的人。他并非不道德，只不过是与道德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