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会看到，”他依然用冷漠而生硬的语气说，好像是在完成一项痛苦的任务似的，“你还会看到拉莫尔侯爵夫人。那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金发女人，虔诚，高傲，彬彬有礼。然而她在侯爵府中无足轻重。她是因贵族偏见而名闻遐迩的德·肖纳老公爵的女儿。这位贵妇可算是她那一阶层妇女的典型。她只敬重那些有先人参加过十字军东征的人，至于他们的家财，她并不在意。对此，她向来是直言不讳的。这使你感到惊讶吗？我们已不再是外省人了，我的朋友。
“在她的沙龙里你会听到好些大贵人，以一种极其轻慢的语气谈论我们的王公贵族。然而德·拉莫尔侯爵夫人，每当提到某位亲王，尤其是某位公主时，总会压低嗓音，以示敬意。我劝你千万不要在她面前把菲利普二世和亨利八世说成是怪物。他们都当过国王，这就使他们永远有权利享有众人的尊敬，尤其是享有如你我这样出身卑微的人的尊敬。不过，”彼拉神父又补充道，“我们是教士，她会把你看成教士的。有了这一名分，她就会把咱们当成是拯救灵魂所不可缺少的仆人。”
“先生，”于连说，“看来我在巴黎待不长。”
“那好，不过你得明白，像我们这样做教士的人倘若想发迹，只有仰仗这类公卿贵族。你的性格中有一种至少是我说不清楚的东西，这使你将来要么平步青云，要么备受迫害，你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不要抱有幻想。你不喜欢别人跟你说话，这一点人家看得出来。在我们这个注重社交的国家，你若得不到人们的敬重，你就必定遭殃。
“如果不是拉莫尔侯爵心血来潮，对你委以重任，你在贝尚松不知会落魄到什么境地呢。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他给予你的是多大的恩德。你若不是个忘恩负义之辈，就应该永远对他和他的家庭怀有感激之情。有多少可怜的神父，远比你更有才华，却只能在巴黎靠做弥撒挣的那十个苏和在索邦神学院讲道挣的那十五个苏苦苦度日……你得记住去年冬天我跟你讲起的那个桀骜不驯的红衣主教杜布瓦早年潦倒的情形，你还不至于狂妄自大到自以为比他还有才干吧？
“比方说我吧，一向淡泊名利，而且资质平平，原想在神学院了此一生。我曾十分幼稚，对它恋恋不舍。然后就在我快被撤职时，递上了我的辞呈。你知道我当时有多少财产吗？不多不少，总共五百二十法郎。没有一个朋友，只有两三个熟人。多亏了拉莫尔先生把我从困境里解救出来，尽管我与他素昧平生。他只说了一句话，人家就给了我一个教区，那里的教民都是斯斯文文的富裕人家。新教区收入之丰厚，实在令我汗颜，因为那与我微薄的付出全然不成比例。我跟你说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让你更为谨慎。
“还有一句话：我这个人不幸生来暴躁，也许今后你我会闹到互不言语的地步。
“如果侯爵夫人的傲慢，或者她儿子的恶意取笑，使你在那儿难以容身，我劝你到离巴黎三十法里的那座神学院修完你的学业。不过你得记住，宁可往北走，也不要往南走。北方相对比较文明，也比较公正。另外，”他又压低声音补充道，“必须承认，离巴黎的报纸近些，那些土霸王也会有所顾忌。
“如果往后我们还愿意继续交往，而侯爵的家对你又不太合适了，你就来做我的副手，我把教区收入的一半给你。这是我欠你的，其实还不止这些，”他不容于连表示一下感激之情，又说道，“因为在贝尚松你曾非同寻常地慷慨解囊，假使那时我手头并无五百二十法郎，那你就真的救了我啦。”
神父的语气已经不再那么严厉。于连感到十分羞愧的是他觉得自己已经热泪盈眶，他恨不得一下子投入他朋友的怀抱。他尽可能地摆出男儿气概，以一种难以自抑的冲动对神父说：
“我从小就遭到父亲的憎恶，这是我最大的不幸之一；但是我不会再抱怨命运了，我在您身上重新找到了一个父亲。”
“好了，好了。”神父不无窘迫地说，接着他又非常适时地说了一句神学院院长常说的话，“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说命运，我的孩子，永远要说天意。”
车子停了，车夫拉了拉一扇巨大的门上铜门环：这就是德·拉莫尔府。这几个字在大门上方的一块黑色大理石上赫然刻着，好使过路人一望便知。
对于这份炫耀于连大不以为然：“他们如此害怕雅各宾党人，以为在每一道篱笆后面都会看罗伯斯庇尔和押送他的死刑犯的囚车，那惊恐之状已经到了可笑的地步，而现在他们又在门上刻了字，像是生怕暴民们在发生骚乱时认不出来，不来抢劫似的。”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彼拉神父。
“啊！可怜的孩子，你很快就要成为我的副本堂神父了。你真不该有此可怕的念头。”
“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再自然不过了。”于连说。
门卫的庄重，尤其是庭院的整洁使于连赞叹不已。这一天风和日丽，阳光明媚。
“多么壮丽的建筑啊！”于连对他的朋友说。
其实这是伏尔泰逝世前不久，圣日耳曼区建造的一座宅邸，正面平淡无奇。虽说时髦，与美却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