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啊，我何时才能见到你？
——维吉尔
“先生想必是等去巴黎的驿车吧？”于连停下在一家旅店吃午饭时，店主人问道。
“只要有车，今天的，或者明天的都可以。”于连说。
正当他心不在焉地说话时，驿车到了。有两个空位子。
“怎么！是你呀，我可怜的法尔科兹。”从日内瓦方向来的那位旅客对跟于连一起上车的人说。
“我还以为你已经在里昂附近，罗纳河畔的哪个迷人的山谷里安顿下来了呢！”
“安顿下来？我在逃亡呢。”
“怎么！你在逃亡？你，圣吉罗！老实巴交的样子，难道你犯了什么罪不成？”
法尔科兹笑着问道。
“说真的，也差不多了。我在逃避外省那种讨厌的生活。你知道，我喜欢树林的清新和田野的宁静；你常常责备我想入非非。我一辈子都不愿听人谈政治，可现在却是政治把我赶了出来。”
“那你入的是什么党？”
“什么党也不是，正是这把我毁了。我的全部政治就是：我喜欢音乐、绘画，把寻觅好书当做人生的头等大事。我快四十四岁了。我还能活多久呢？十五年，二十年，最多三十年吧？那又怎么样呢？我相信三十年后的部长们会稍许老练些，但还和今天的部长们一样正派。我把英国的历史当做我们未来的一面镜子。国王总想扩展他的权势；而当议员的野心，和像米拉波法国资产阶级立宪派领袖，1790年后接受王室贿赂，成了宫廷走卒。一样追名逐利的私欲，则会搅得内地的财主都不得好眠。他们会以自由党人自居，声称爱天下子民。至于那些保王党，则怀着进贵族院、当王室侍从的欲望四处奔走。在国家这条船上，人人都想掌舵，因为可以从中渔利。至于普通的旅客，恐怕连立锥之地也没有了。”
“是啊，是啊，可你与世无争，想来应该其乐融融。是最近的选举把你赶出了你的外省吧？”
“我的不幸由来已久。四年前，我四十岁，有五十万法郎。如今，我年岁高了，可在财产上却少了大约五万法郎。我有个城堡坐落在罗纳河畔的蒙夫勒里，景色秀丽无比。我正是在出售这座城堡时亏损了这笔钱财的。在巴黎，我对所谓的19世纪文明迫使人们扮演的那种漫无止境的闹剧深恶痛绝。我渴望善良和淳朴。于是，我在靠近罗纳河的山区买了一块地产。普天之下，再没比这更美的地方了。
“在最初的六个月里，村里的副本堂神父和邻近的乡绅对我大献殷勤。我请他们吃晚饭，并对他们说，我离开巴黎，为的是一辈子可以不再谈论也不再听人谈论政治。如你们所见，我什么报纸也没订，邮差给我送的信越少，我越高兴。
“可如此一来，副本堂神父不高兴了。无数恼人的事情、无理的要求便蜂拥而至。我想每年施舍给穷人两三百法郎，可他们却要我把这笔钱款捐赠给宗教团体比如圣约瑟会啦，圣母会啦，等等，我拒绝了。于是他们就对我百般羞辱。
“我真蠢，居然着恼了。于是每当我早晨外出，欣赏山区美景时，总会碰上一些恼人的事情，破坏我宁静的思绪，让我极不愉快地想起人和他们的恶行败德。比如说祈祷丰收的游行，游行时唱的歌曲我很喜欢（大概是一支希腊曲子）。可人们不再为我的田地祝福了，因为副本堂神父说，这些田地属于一个不信神的人。一个虔诚的老农妇死了母牛，竟说是因为靠近了属于我这个异教徒——一个从巴黎来的哲学家的一片池塘。而一个星期之后，我发现塘里所有的鱼都肚子朝了天，显然是被人用石灰毒死了。总之，我受到了形形色色的骚扰。治安法官倒不失为一个正派之人，可他害怕丢了乌纱帽，就总是判我不对。宁静的山乡，对我来说，已成了一座地狱。那些乡民一旦见我已为乡村的圣会头目、副本堂神父所抛弃，就连自由党首脑、退休上尉也不再支持我了，便把我当成了众矢之的，甚至连那个靠我接济了一年的石匠、为我修犁的车匠也都对我落井下石。
“为了获得支持并打赢几场官司，我成了自由党；但是，正如你所说，这场该死的选举又来了，人家要我投票——”
“选一个不认识的人？”
“恰恰相反，这个人我太认识了。我拒绝了，真是可怕的轻率！从那时起，自由党也把我当成了对头，我的处境变得不堪忍受。我相信，假如副本堂神父想控告我谋杀了我的女仆，准会有二十个证人分别从两个党派里站出来作证，发誓说他们曾亲眼目睹。”
“你想住在乡下，却又不愿迎合你的四邻，甚至不愿听他们的唠叨。那真是错莫大焉！……”
“错误总算得到了弥补。我正在出售蒙夫勒里城堡，必要的话就损失五万法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