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点，那就是，一个国家最好有一些法律或风俗，这种法律和风俗要使他们有正当的作战理由（或至少是一个借口）才好。因为人性中有一种天生的公道之心，除非有那么一点儿作战的根据或理由（至少是勉强可以称得上是由头的原因），否则的话，他们是不肯加入那凶险难测的战争的。土耳其的国君为了作战，经常以传播他的宗教为理由。这是一种很便捷的、随时可以利用的借口。罗马人虽然成功地开疆拓土，并且将这种荣耀归功于统领军队的将帅，然而他们从来都没有把开疆拓土当作是寻衅的好理由。因此，凡是立志强盛的国家，首先应该具备这个特点，那就是，对于别国的侮辱挑衅，要非常敏感，无论是这种向周边国家的侮辱挑衅，还是施于本国的商人或使节的，并且一定不要纵容别人的挑衅；第二，他们应当常常准备好援助自己的同盟国，就像罗马人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罗马人是这样做的，假如有一个国家与罗马之外的许多国家都缔结了盟约，彼此承诺互相保障，一旦有敌国前来侵犯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会向缔约的各个国家分头乞求援助，而罗马人总是首先派出援军，从不让别的任何国家抢先。至于古人为了拥护某一党派或实质相同的政体而发起的战争，我不懂其中有什么正当的理由。例如罗马人为了希腊的自由而战，斯巴达人和雅典人为了建立或颠覆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国家而战，又如某一个国家的国民，假借公道或人道的名义，去解除其他国家中的专制与压迫现象，诸如此类便是如此。总之，凡是不打算有正当理由才即刻出兵的国家，也就不要指望自身会强大起来。
不论是个人的身体或国家的团体，如果不运动就不会强健有力。而对于一个王国或共和国，一场有理由的光荣战争才是一种真正的运动锻炼，这是毫无疑问的。内战就像患病发烧；而对外宣战则像是运动出汗一样，是可以保持身体健康的。因为在一种懒散的和平之中，国民之气就会变得非常萎靡，其道德也会随之衰败下来。但是，不管为了国人的幸福着想，还是为了国家的强大起见，大部分国民经常从事战事装备是很有利的。一支经常“运动锻炼”、并且久经沙场考验的军队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代价高昂），正是号令诸侯的有力工具（或者至少能有这种美名）。西班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它差不多在欧洲各处都长期驻有精兵，已经大概有一百二十年之久了。
如果一个国家成为海上的主人，那就等于已成为一个帝国。西塞罗曾经致书阿蒂苦斯，在论及庞培对恺撒的军事装备时说：“庞培所遵循的是一种真正的塞密斯陶立克斯式的策略：他认为那掌握海上霸权的人，就是操纵一切的人。”无疑，如果庞培不是一时自大轻敌，放弃水战而冒险登陆的话，他一定会使恺撒疲于奔命的。我们知道海事战争的重大影响。埃克兴之战决定了罗马帝国的归属；勒盘陶之战制止了蛮横的土耳其人。海战常常成为全部战争中至关重要的一役，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这种情形固然是因为君主或国家元首们喜欢把一切都由海战来决定，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掌握了海上霸权的一方才是自由的，在战争方面它是可多可少，随心所欲。与此相反，那些在陆军方面实力雄厚的国家却往往感到极大的困难。毫无疑问，今时今日，我们欧洲诸国之中，海上的势力（这种势力是上天赋予大不列颠的主要优点之一）是一种很大的优势。一是因为欧洲诸国大多数不是纯粹的内陆国家，其边境的大部分都是濒临海岸线的；再者，只有那些掌握这海上霸权的人，才能得到东西印度的大部分财富。
古代的战争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无比辉煌荣耀的，与之相比，近代的战争简直是在黑暗中打的。为了鼓励军中士气，现在也颁发一些爵位勋章等等，然而这些东西的颁发是杂乱无章的，根本不分军人和非军人都可以得到。此外，也许还有些纪念的铭语，伤兵医院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在古时，在胜利的地点建一些追悼或纪念阵亡将士的石碑，还有奖给个人的桂冠花环、赐予大元帅的名号（就是后来的各国君主所借用的）、为凯旋将帅举行胜利游行、士兵复员给予隆重的犒赏等，这些都能激发士兵的勇气。但是，最重要的莫过于罗马人的凯旋仪式，这种凯旋仪式并不仅仅是仪式或夸饰，而是一种极其聪明伟大的制度。因为它里面包含三种内容：在将帅方面是尊荣；在国库方面是以缴获的战利品充实了国家的财富；在军队方面是赏赐。不过那种尊荣也许是不适于君主国的，除非将它归功于国君本人或他的子嗣，就像后来的罗马皇帝们所做的那样，他们把自己或子嗣曾经亲自参加的战役的凯旋仪式交给自己或子嗣去办，如果胜仗是来自臣子的指挥得当，则仅对统兵将帅赐以庆功的礼服和勋章。
总之，正如经文所说的那样，谁也不能靠自己的心思而使人体增加哪怕是一寸。但是在王国或共和国中就不一样了，君主或执政者可以使他们的国家壮大起来，因为如果他们肯把我们上面论及的法令、宪章、习俗在国内试行，那么他们可以给后世或继位者奠定坚实的基础。然而大多数人都会忽略这些事情，一切只好顺其自然，究竟如何只能看他们的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