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乱的原因和动机是：宗教改革、赋税、法律与风俗的变更、特权的废除、普遍的压迫、小人的擢升、异族的闯入、饥馑、散兵、非常严重激烈的党争、以及任何足以激怒人民，使万众一心团结起来的种种举措。
关于叛乱的整治，我们会说一些一般的策略，至于具体的疗救方法，必须对症下药，所以这个不能由个别的理论推演，而必须要大家共同商榷。
第一种疗救的方法，就是尽其可能消除我们以上所说过的叛乱根源，而物质根源就是国内的贫困。要杜绝这一根源，就应当采取如下的方法：开放贸易；保护并鼓励工业；禁除游手好闲；明令禁止消耗与浪费；改良并垦殖土壤；控制物价无限上涨；减轻赋税，以及与此类似的方法。一般而论，应当预先注意使国内的人口（尤其是没有受过战争戕害的时候）不要超过国内所能供养的人数。而且，人口也不能仅仅用数目来计算；因为一个人口虽少但是消耗大于生产的国家，反而比一个人口众多但是生产大于消费的国家更容易衰落。因此贵族及其他官员的增长如果超过了平民的增长的比率，这样的话，一个国家很快就会濒临贫困的边缘，僧侣过多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因为他们都不事生产，同样的，受教育的人如果多于可提供的职位的时候，也是如此。
与此类似，应该记住，任何一个国家的财富的增加如果必须靠外国人才能实现（因为任何事物都是有得必有失），那么，只有三种东西是可以用来出售：天然的矿产；手工或机械制品；贸易或运输业。因此，若是这三个轮子转个不停，则财富将如春水一样涓涓不息。再有，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人力胜于物质”，那就是人力劳作和运输比物品更有价值，更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荷兰人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他们是世界上地面矿藏最丰富的国家。
最重要的是，国家要采取非常手段，使国内的财富不要落入少数人的手中，如若不然的话，一个国家就有可能拥有巨大的财富，却不能让人民免于饥馑。金钱就像肥料一样，如果不撒匀的话，就会失去其效用。要使财富平均分配，就要禁止或严厉约束那些暴利行业，比如高利贷、垄断行业、过大的牧场等等类似的产业。
说到消除怨愤,或者说要消除怨愤的危险，我们知道每个国家里都有两种臣民：贵族与平民。在二者之中只有一种是心怀怨愤的时候，那危险是不大的，因为平民若没有上流社会的挑拨，是不会有什么举措的，如果平民不能或不准备起事的话，上流社会的力量就不够强大。所以，如果下层的民众中间有了骚动的话，而上流社会也明白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的话，情况就变得非常危险了。诗人们的寓言说，众神想把丘比特缚起来，这种阴谋被丘比特听见了，于是从帕拉斯之计召百臂的布瑞阿瑞欧斯来帮助他。这无疑是一种比喻，表明为人君的如果能够讨得一般民众的欢心，那么他们之间就可以相安无事了。
给人民一定的自由，使他们的痛苦与不平得以发泄（只要发泄的时候不要过于不逊或夸张），这样做会比较安全。因为那种压抑体液、使伤口的血倒流入体内的做法将会导致毒瘤以及脓疮的产生，这是十分危险的。在与怨愤有关的情形中，埃辟迈修斯的所为是很适于普罗米修斯的，因为再没有比他的所做所为能更好地预防怨愤了。埃辟迈修斯在许多痛苦与祸患飞到外面之后，终于盖上了盖子，把希望留在了箱底。无疑的，巧妙而适宜地为人们培养并保留“希望”，让新的希望由此得以生生不息，这种办法真是治疗和救济怨愤之毒的最佳良药。而一个政府当其不能得人心的时候，若能使他们有希望实现愿望，并且当其将事情办得没有任何祸患，而总要使它显得有解决的希望的时候，那的确是一种贤明的做法了。后者比较容易做到，因为个人和党派双方都心存侥幸，或者至少也易于装出不相信某事是没有希望的样子的。
再者，假如国内没有适当的领袖可以召集或统领心怀不平之徒，这种先见和预防虽众所周知，但仍然不失为一个良策。所谓适当的领袖，就是要那些心胸宽广，声誉良好的人，受心怀不平的党派的信任和尊敬的人，被认为他本人对自己的利益上也有所不满。这样的人应当把他拉拢过来，使之与政府交好，而这种事还得要切实做到，或者使他受同党中另一个人的争衡，使其名誉受损。一般地说来，分裂一切将不利于政府的党派集团，使之反目成仇，或者至少互不信任，不能算是一种顶坏的治疗怨愤的方法。因为假如赞成政府措施的人们之间充满了不和或党争，反对政府的人们则是万众一心的话，那情况就太危险了。
我们经常看见，有一些君主口中吐出机警锋利的言辞，曾经燃起过叛乱之火。恺撒曾以“苏拉不文，所以不会独裁”一语对自己贻害无穷，因为这句话使一般希望他早晚会放弃独裁的人完全失望了。加尔巴以“我不收买兵士而征募兵士”一语自戕，因为这句话使兵士们都没有受赏赐的希望了。同样的，普罗巴斯，以“假如我活下去，罗马帝国将不再需要兵士了”一语自戕，因为这句话使兵士们大失所望。类此者甚多。无疑的，为人君者，在危险的事件上和不安的时代中，需要慎其所言，特别需要注意这些犀利的言辞，它们的传播像飞箭一样迅速，并且被人们看做是君王无意泄露的天机，比那些干燥无味的长篇大论更受世人关注。
最后，君主为预防一切叛乱起见，当在身旁常有一位或数位有勇略的大将，这些人可以消除叛乱于萌芽之中。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则叛乱一起，举国上下便会惊惶失措。并且政府所冒的危险将如泰西塔斯所说的：“虽然很少有人敢做叛国这样的丑恶之举，但是却有多人愿意这种事情实现，而一般人都是准备赞成这件事的——当时的人心的确如此。”但是这样的军人须要可靠而且有好名誉，不可以是那种喜欢党争、希望由此而讨得众人的欢心的人；他并且还须与政府中其他的大人物相得益彰，否则用来治病的药，其危害也可能比疾病本身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