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去勘探那片沙丘地，寻觅前人未发现的“矿藏”，我是面积不大、鲜为人知的这个小王国的李文斯顿李文斯顿（1813—1871）：苏格兰传教士及非洲探险家。。这是用倒置的望远镜观察到的国度：沙丘低矮，涧水细瘦，孤零零几株矮小的野黑浆果树和野刺树，几条游鱼约一寸长。不消说，发现者也很小。
大概是为了培养我的责任心和谨慎办事的习惯，父亲给我几块钱，要我学算账。并把他那只昂贵的金表让我上弦，全然不管可能蒙受损失。
早晨，他带我出去散步，遇见化缘的僧人，吩咐我布施。最后结算，账目怎么也对不上，剩余的钱比账面上的数字多出许多。父亲跟我开玩笑：“看来我应该聘你当我的账房先生，钱在你手里会膨胀哩。”
我及时而认真地为他的表上弦，由于认真得过了头，金表不久不得不寄回加尔各答修理。
父亲有一本梵语《摩诃婆罗多》，他喜欢的章节全划上记号。他叫我抄录那些章节及孟加拉语译文。我在家里是个无足轻重的男孩，此时受此重任，自然感到不胜荣幸。
送别了一本破旧的蓝色练习本，我搞到一本精美的日记本。从此，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利用日记本及其考究的封面维护诗歌创作的光荣上面。写诗的同时，努力在想象的面前，树立自己的诗人形象。在波罗普尔逗留期间，我爱坐在花园旁边一株幼小的椰子树下，伸直腿，在纸上写满诗句。然而，充沛的激情未能使那些诗作免遭失传的下场，它们最合适的载体——封面考究的日记本，步它兄长（蓝色练习本）的后尘，也杳无踪影了。
离开了波罗普尔，我们先后在萨哈卜甘杰、达那普尔、阿拉哈巴德、坎普尔等地小住，尔后到达旁遮普省首府阿姆利则。
在我心目中，阿姆利则的金庙和天宫一样。好几天早晨，我跟随父亲前去瞻仰湖中央锡克教的庙宇。那里经常举行宗教活动。我父亲坐在锡克教徒中间，突然声调悠扬地与他们一道赞颂神明。他们听见一个异乡人竟能唱他们的颂神曲，惊异之余，极为热情地对他表示欢迎。他归来时总带着他们馈赠的冰糖和甜食。
我们在阿姆利则住了将近一个月，四月下旬，向达拉霍希进发。喜马拉雅山的热切召唤，已使我心神不定，在阿姆利则再也待不下去了。
我们乘坐滑竿上山，一路望见山谷里一片片早熟的春季作物，像蔓延的绚丽的火焰。我们早晨吃了牛奶、面饼起程，傍晚在一座客店里投宿。我怕漏看了什么，一整天眼睛睁得大大的。山路转弯处、沟壑里，挺拔的树木枝茂叶繁，浓荫匝地。山冈像千年修行的隐士，几泓涧水似他的女儿在他怀里撒娇，随后淙淙奔出冷寂的暗洞，穿过树阴，滑下苍苔斑斑的褐黑的岩石。脚夫在阴凉处放下滑竿，稍事休息。我在心里贪婪地说：“为什么离开景色幽美的山区呢？在这儿定居多么快活啊。”
到了帕格罗塔亚，我们住在最高的山峰上。虽说已是五月，天气仍然寒冷，阳光照不到的阴坡，冰雪尚未融化。住所下面的山坳里生长着一大片雪松。我常常拄着铁尖顶手杖，在树林里玩耍。巍然矗立的雪松像巨大的魔鬼，拖着长长的身影。他们都几百岁了，那天一个渺小的男孩坦然地在他们身边走来走去，他们对他没说一句话！进入树阴产生的特殊感觉，很像触到阴冷滑腻的蛇皮。树底下枯叶上糅杂的光影，有如原古巨蟒的奇特花纹。
靠外一间屋是我的卧室。夜里躺在床上，透过玻璃窗遥望，朦胧的星光下，山顶的积雪闪着暗淡的光泽。记不清多少天夜里，我睡眼惺忪地看见父亲身穿赭色道袍，端着蜡烛台，轻手轻脚走到外面镶玻璃的游廊里，坐下做宵祷。
凝望着红日喷薄升起，晨祷完毕，父亲喝一碗牛奶，命我肃立身侧，又诵念《奥义书》婆罗门教的古老哲学经典之一。中的经文，做一次祈祷。
之后，他带我出去散步。他走得很快，别说我，连成年仆人也跟不上他。途中，我只得走羊肠小道，抄近路赶回住所。
父亲回来后，我照例学一小时英语。十点左右，用冰冷的雪水洗澡，一回也不许少。仆人不敢违抗他的命令往雪水里羼一瓢热水。为了壮我的胆，他讲述年轻时如何在不堪忍受的冷水里洗澡的情景。
喝牛奶对我来说是一桩苦差事。我父亲能一连喝好几碗牛奶，我不敢肯定能否继承他喝牛奶的本领。我必须跟他一起喝。无奈，只得求仆人做手脚。不知他们可怜我还是关心他们自己，往我碗里倒的奶沫往往比奶多。
用完午餐，父亲再次授课。但我已经支撑不住了，清晨丧失的睡眠开始报复过早的起床，我一面听课一面打瞌睡。看我实在不行了，父亲宣布下课。可一刹间我的困意冰消雪化了，精神抖擞地出了大门，朝众山之王——喜马拉雅山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