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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

实则辜鸿铭之幽默起源于其倔强之本性及其愤世嫉俗之见解。在举国趋新若鹜之时,彼则扬言尊礼;在民国时期,彼偏言尊君,偏留辫子;在崇尚西洋文明之时,彼力斥此西洋文化之非,细读其文,似非无高深见解,或缺诚意,然其持之过甚,乃由愤嫉而来。愤嫉原非坏事,比啖饭遗矢人云亦云者高一层。然试以精神分析言之,亦是一种压迫之反动而已。辜既愤世俗之陋,必出之以过激之辞,然在此过激辞气,便可看出其精神压迫来。想彼原亦只欲替中国人争面子出气而已。故其言曰:“The disorder and confusion in China today is only a functional derangment,whereas the anarchy in Europe and America is really an organic disorder”“今中国变乱病在失调(作用上的)而已,而欧美之无政府状态,乃在残缺(器官上的)。”又曰:“中国虽有盗贼贪官污吏,然中国的社会整个是道德的,西洋社会是不道德的。”夫以德化民,以政教民,孔道理论上何尝不动听?西洋法律观念之呆板及武力主义之横行,专恃法律军警以言治,何尝无缺憾?然中国无法治,人治之弊,辜不言。中国虽言好铁不打钉,而盗贼横行,丘八抢城,奸淫妇女,辜亦不言。《春秋大义》诚一篇大好文章,向白人宣孔教,白人或者过五百年后亦可受益,而谓中国不需法治,不需军警,未免掩耳盗铃。因有此种见地,故说来甚是好听。骂人亦甚痛快,其言英人则曰流氓崇拜(指商人之操政治实权),引Ruskin之言而詈之曰鼠曰猪rats and swine.其言现代民国之中国人亦曰顽石不灵神经错乱之民国华人imbecile,demented Republica Chinaman.一人愤世嫉俗至此,开口骂人,自然痛快。

余谓儒家之弊,正在蔑视法律,以君子治国,殊不知一国之中,那里有这许多君子可为部长为院长为所长为县长为校长乎?君子不够分配,而放小人于位,以君子之道待之,国欲不乱,其可得乎?既为君子,则不必监察也,君子横征暴敛,不必得百姓同意,凭其良心可也;君子营私舞弊,不必看其账簿,听其逍遥可也;君子勾结外敌,不必立法院通过,听其自订条约可也。向来中国政治只是一笔糊涂君子账。君子有德政,则为之竖牌坊;君子犯法,则不拘之下狱。是犹一商人公司,以君子之道待经理,无查账,无报告,卷款亦不追究。此种公司谁敢投资乎?不意辜氏正以此为中国政治哲学之优点。其言曰:“中国所以不需宪法,一则因中国人民有廉耻观念——有极高的道德标准,二则因中国政府系创立于道德的基础,而非创立于‘商业’的基础。”好听固然好听,然吾甚不愿为此公司股东也。今则不愿为股东,亦非投资不可。

辜氏个人尊君态度,世人颇欲得一解释。在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文中有一段关系文字,并录于此。

袁世凯的行为,连盗跖贼徒之廉耻气义且不如。袁世凯原奉命出山以扶清室。既出,乃背忠弃义,投降革命党,百般狡计,使其士兵失了忠君之心,然后拥兵自卫,成为民国总统。……袁世凯不但毁弃中国民族之忠义观念,且并毁弃中国之政教,即中国之文明。

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呜呼,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世,辜亦一怪杰矣。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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