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则辜鸿铭之幽默起源于其倔强之本性及其愤世嫉俗之见解。在举国趋新若鹜之时，彼则扬言尊礼；在民国时期，彼偏言尊君，偏留辫子；在崇尚西洋文明之时，彼力斥此西洋文化之非，细读其文，似非无高深见解，或缺诚意，然其持之过甚，乃由愤嫉而来。愤嫉原非坏事，比啖饭遗矢人云亦云者高一层。然试以精神分析言之，亦是一种压迫之反动而已。辜既愤世俗之陋，必出之以过激之辞，然在此过激辞气，便可看出其精神压迫来。想彼原亦只欲替中国人争面子出气而已。故其言曰：“The disorder and confusion in China today is only a functional derangment,whereas the anarchy in Europe and America is really an organic disorder”“今中国变乱病在失调（作用上的）而已，而欧美之无政府状态，乃在残缺（器官上的）。”又曰：“中国虽有盗贼贪官污吏，然中国的社会整个是道德的，西洋社会是不道德的。”夫以德化民，以政教民，孔道理论上何尝不动听？西洋法律观念之呆板及武力主义之横行，专恃法律军警以言治，何尝无缺憾？然中国无法治，人治之弊，辜不言。中国虽言好铁不打钉，而盗贼横行，丘八抢城，奸淫妇女，辜亦不言。《春秋大义》诚一篇大好文章，向白人宣孔教，白人或者过五百年后亦可受益，而谓中国不需法治，不需军警，未免掩耳盗铃。因有此种见地，故说来甚是好听。骂人亦甚痛快，其言英人则曰流氓崇拜（指商人之操政治实权），引Ruskin之言而詈之曰鼠曰猪rats and swine．其言现代民国之中国人亦曰顽石不灵神经错乱之民国华人imbecile，demented Republica Chinaman．一人愤世嫉俗至此，开口骂人，自然痛快。
余谓儒家之弊，正在蔑视法律，以君子治国，殊不知一国之中，那里有这许多君子可为部长为院长为所长为县长为校长乎？君子不够分配，而放小人于位，以君子之道待之，国欲不乱，其可得乎？既为君子，则不必监察也，君子横征暴敛，不必得百姓同意，凭其良心可也；君子营私舞弊，不必看其账簿，听其逍遥可也；君子勾结外敌，不必立法院通过，听其自订条约可也。向来中国政治只是一笔糊涂君子账。君子有德政，则为之竖牌坊；君子犯法，则不拘之下狱。是犹一商人公司，以君子之道待经理，无查账，无报告，卷款亦不追究。此种公司谁敢投资乎？不意辜氏正以此为中国政治哲学之优点。其言曰：“中国所以不需宪法，一则因中国人民有廉耻观念——有极高的道德标准，二则因中国政府系创立于道德的基础，而非创立于‘商业’的基础。”好听固然好听，然吾甚不愿为此公司股东也。今则不愿为股东，亦非投资不可。
三
辜氏个人尊君态度，世人颇欲得一解释。在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文中有一段关系文字，并录于此。
袁世凯的行为，连盗跖贼徒之廉耻气义且不如。袁世凯原奉命出山以扶清室。既出，乃背忠弃义，投降革命党，百般狡计，使其士兵失了忠君之心，然后拥兵自卫，成为民国总统。……袁世凯不但毁弃中国民族之忠义观念，且并毁弃中国之政教，即中国之文明。
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呜呼，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世，辜亦一怪杰矣。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