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是身处亡国之境，而格外受亡其国者之优待，那地位就更难了。其精神上之困苦我们细想实在可怜。研究贵推（Goethe）的学者没人敢说贵推是不爱国的了。但是看看贵推对于蹂躏他祖国的拿破仑之态度。拿破仑不但是极优待贵推，并且是极崇拜贵推作品，是读过七遍Werthersleiden的人，对于贵推只有满口称赞，你想要叫贵推如何是好？所以当普鲁士兴军联合奥国讨法军时，贵推身居在法军势力所及之Weimar只好缄口无言。后来Weimar城破，贵推预逃，路上碰见Korner与Arndt，只好对他们说：“O Ihr Guten， schuettelt nur an Euren Ketten;der Mann ist Ihnen zu gross Ihr werdet sie nicht zerbre chen．”（“好朋友啊！尽力的泼浪你们的铁链子罢，这位先生你们是敌不过的，这条链子是扯不断的啊。”）贵推爱国之心未尝一日灰死，然而贵推在一种情境之下也只有如此而已。后来贵推自知所预料不对，故Bielchowski说：“Esgibt im Voelkerleben Augenblicke，wo die Weisen Toren sind，unldie Toren Weise……”（II，332）“在一民族的生活上有一种时候，智者反为愚，而愚者反为智”。我想泰戈尔之心中何尝不是“这位大不列颠先生你们是敌不过的”一样的感想。因而有什么“精神复兴”“内心圣洁”“与宇宙和谐”“处处见神”的废话。倘是泰戈尔不全为处境所囿，未尝不可大声疾呼的提倡先谋独立，然后求“与宇宙和谐”及“处处见神”等事。我不是要鄙薄泰戈尔，然而未免觉得泰戈尔之精神复兴论实含有精神聊慰之臭味，是泰戈尔受他身境影响所致（即所谓精神反应），不是纯粹不受限制的思想的结果。使今日享盛名受优遇之泰戈尔提倡印度独立反对英国政府，必有许多不便，然对于此国运问题又不能无解嘲之法，于是于无意中不自觉的提起这最方便最不碍人的精神运动精神聊慰法子。泰先生或者自己不承认这话，但这件事泰戈尔自己是最难觉悟的。
我说这些废话无非是要表白泰戈尔之对于亡国救国的一种解释完全是应时之论，不是严密的逻辑推演到底之结果。我不是要拿泰戈尔与贵推比，因为以我只读他三数首诗及看过一戏剧的程度而言，泰氏贵推尚相差甚远，而贵推并未尝拿像泰氏这样利害的昏迷汤灌在德国青年的心里，贵推虽讲精神却与泰氏不同。江先生以耶稣与泰氏相比，我也觉得不妥：耶稣的“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也由他打……”是数千年可一见若老庄之奇话语，无论在何国情之下，耶稣也必说他的，泰氏的什么“生活单纯”，“见解高明”，“内心纯洁”，“与宇宙和谐”……我觉得是什么诗人临时都可以凑得上的烂调，是应时而发的语。我觉得这些话极平淡，极不希奇，临时要叫Galsworhy， Maeterlinck Brandes说说，都能够说的一大套。你想想在人家谈如何使印度成为独立强国时，泰氏也不讲武力抵抗，也不讲不合作，也不讲宪法革命，却来讲“与宇宙和谐”、“处处见神”为救国之基础，幽默不幽默？等到你修到“处处见神”的工夫（最速以一千年为期），印度早已不知道成个什么了。若“内心纯洁”“处处见神”然后可以立国，难道已立国的国民（英美）便已修到此等工夫？若必此法然后可以救国，那么只好真真的闭目祷告“我的天父，其使我国警醒起来入于那个自由的天国”（江引郑译），为惟一的救印度法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