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柯察金从来没有这样鲜明、这样深刻地感受到革命的伟大和革命的威力。他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自豪和前所未有的喜悦，是生活赋予他了这一切。是生活把他这个战士和建设者引到这里，参加布尔什维克青年近卫军的胜利庆典。
大会期间，每天从清早开到深夜，占去了与会者的全部时间，保尔只是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才见到丽达。
会议结束，他们告别时，十分拘谨，保尔只是从她那双朦胧的眼睛里看到了深深的情意和淡淡的忧伤。他紧紧地握了握她的手，凝视着她，仿佛要把她的面容铭记在心。
一天以后，火车载着他们各奔东西。
两年过去了，无情的时光一天天，一月月地流逝着，而生活却突飞猛进，丰富多彩，它总是在表面看起来单调的日子带来新的东西。一亿六千万伟大的人民在世界上率先当家做了主人。在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土地上，人们为恢复和振兴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英勇而紧张地劳动着。国家积聚力量，日益强大巩固。那些萧条的景象已经不见了。
对保尔·柯察金来说，这两年过得飞快。他不会平平静静地生活，不会每天从容不迫、懒洋洋地打着哈欠迎接清晨，不会晚上十点准时睡觉。他总是匆匆忙忙地过着日子。不仅自己如此，还督促别人也这样生活。
他用于睡眠的时间很少，时常可以看到他房间的灯光亮到深夜。两年里，他学完了《资本论》三卷，弄清楚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
夏天，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去休假了。身体差的人到海边疗养去了。一到夏天，大家全都渴望外出度假，因此保尔就忙着为他们张罗疗养证，申请补助，让他们一个个去休息。同志们离开时脸色苍白，疲惫不堪，但都心情愉快。这时，他们的工作都落到了保尔一个人的身上，而他就像一匹驯服的马拖着大车爬坡一样，承担重任。一批人晒得黑黑的，精神饱满，精力充沛地回来了，另一批人又去了。整个夏天，保尔从来没有考虑过离岗休息的事。
年年夏天如此。
保尔不喜欢秋天和冬天，因为这两个季节给他带来很多肉体上的痛苦。
这一年，他特别急不可耐地盼望着夏天的到来。他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他自己也不得不十分痛苦地承认这一点。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承认自己已经没有能力担负繁重紧张的工作，承认自己是个残疾人，或者坚守岗位，直到完全不能工作为止。他选择了后者。
有一次，在地区党委常委委员会上，专区卫生处处长，一个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医生，凑到保尔跟前，对他说：
“保尔·柯察金，你的脸色不好。上医务委员会检查过没有？你的身体怎么样？你没有去看病吧？难怪我不记得呢。你应当仔细检查一下身体。星期四下午你来一趟吧。”
保尔因为有事未能脱身，没去医务委员会。可是老医生并没有忘记这件事，硬是把他带去检查了。医生给保尔仔细做了检查，诊断意见如下：
保尔·柯察金必须立即休假，去克里米亚长期疗养，进一步认真治疗，否则后果严重，不堪设想。
在处理意见的前面还罗列了一长串用拉丁文写的病名。保尔只了解到，他的主要病魔不在他的两条腿上，而在于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了严重损伤。
医务委员会的诊断和治疗意见提交到地区党委常委会讨论，大家一致赞成立即解除保尔的工作。
但保尔本人建议，等区团委部长休假回来，他再离职。保尔担心专区委员会无人主持工作。虽然卫生处处长强烈反对，但其他人还是同意了倔强的保尔的意见。
这些日子里，保尔工作抓得特别紧。他召开了专区团委全体会议，竭力想把所有的事都办妥，这样才可以放心地离去。
可是就在他即将去休假，去看他生平从未见过的大海之前，发生了一件人们意想不到的荒谬事件。保尔在宣传鼓动部的办公室听到了经济处处长法伊洛的吹嘘。他总是想方设法把那些女人弄到手，玩弄够了就把她们给甩了。保尔怒不可遏。于是，他们当时就打了起来。
结果居然发生这样荒唐的事，在保尔预订去休假的那天，他却站在了党的法庭上。这次审判发展成了一场关于道德的激战。保尔意识到，虽然法伊洛该打，但是自己冲动的本性还是没有改变。最终保尔被宣判无罪。他被派到一个专区任专区书记。
这儿是中央委员会所属的“公社社员”疗养院。花园里有玫瑰花坛，水珠四溅的喷泉和爬满了葡萄藤的楼房。休养人员都穿着白色的休养服或游泳衣。一个年轻的女医生登记了保尔的姓名。保尔的房间在拐角处的一栋楼房里，非常宽敞，床单洁白耀眼，房间里一尘不染，宁静怡人。保尔洗了澡，换上衣服，他感到全身清爽舒畅，于是他径直向海边跑去。
举目远眺，壮丽而宁静的大海一望无边，像光滑的大理石一般。极目远眺，海天相连；太阳映在水面上，反射出一道道金色的波光，恰似熊熊燃烧的火焰。远处，透过晨雾，隐约可见峰峦连绵。保尔深深地呼吸着沁人心脾的清新海风，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伟大而宁静的蓝色世界。
懒洋洋的波浪亲昵地爬到脚下，悠闲地舔着海边金色的沙滩。
他在这呆了一段时间，就提前回到了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