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房时，如果考虑得更仔细一点，或许得益匪浅，比方说，一扇门，一座窗，一个地窖或一间阁楼，在人性中拥有什么样的基础，或许我们就不该立什么上层建筑，除非我们找到了比满足暂时需要更好的理由。人类造房与鸟儿搭巢一样，都是合情合理的。谁知道呢？如果人类亲手造好了自己的房子，并且简单而真诚地养活了自己及其家人，难道他们的诗才就不会在全球得到发展，就像如此做的小鸟，其歌声传遍了全球一样？但是，唉！我们倒是像那牛鹂和杜鹃，将蛋下到别的鸟巢里，发出的声音也是叽叽喳喳，粗糙刺耳，游人听了自然得不到快乐。难道我们就这样将造房的乐趣永远地让给了木匠？在大量的人类经验面前，建筑物算得了什么？我从事过不少工作，但还从未碰到过一个人，从事着像自己造房这样简单而又自然的工作。我们是社会的一部分。位居人类老九的不仅有裁缝，还有牧师、商人和农夫。这种劳动分工要分到什么程度为止？它的最终服务目的是什么？当然别人也可以代我思考，但是假如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我思考，这就不可取了。不错，这个国家有所谓的建筑师，至少我听说有一位，他有一种想法，想使建筑上的装饰成为一种真理之核心，一种必需，因而一种美，好像这是上天给他的启示。从他的观点看，恐怕一切都是好的，其实这比半瓶子醋的艺术爱好者只不过高明一点儿。作为一个在建筑学上感情用事的改革者，他不是从基础，而是从飞檐着手。这只不过是琢磨如何将真理的核心放进装饰里，使每颗小糖果实际上都含一粒杏仁或葛缕子籽，——其实我倒觉得，如果没有糖，杏仁反而更有利于健康——而不是考虑居民，也即住在屋里的人，如何屋里屋外，将房子真实地建造起来，而让装饰顺其自然。哪个有理智的人会认为装饰是件外在的东西，无非是张表皮？认为乌龟获得带斑纹的甲壳，或贝类鱼获得珠母的光泽，都要跟百老汇的居民建造三一教堂一样，要签一张合同？然而，一个人跟自己房屋的建筑风格无关，就像一只乌龟跟自己身上的斑纹无关一样；当兵的也不必那么无聊，将表现自己男子汉风度的准确色彩涂在军旗上。敌人会发现的。到了考验到来的时候，他却吓得满脸苍白。在我看，这个人仿佛俯身在飞檐上，对着屋里的粗俗之辈小声地说些半真半假的话，而屋里的人实际上比他知道得还多。我知道，我现在所看到的建筑学上的美是由内渐渐向外延伸的，是从住在里面的人（他们是惟一的建筑师）的需要和性格中渐渐生长的，是从某种不知不觉的真理和高贵中发展起来的，丝毫没有顾及到外表；如果还有什么这种类型的美一定要产生的话，那么此前一定有了一种不知不觉，与此相同的生命之美。油漆工都知道，这个国家最有趣的住宅，通常是穷人那些毫无矫饰的简陋木屋和农舍；住宅是居民的外壳，使这些住宅别有风姿的不是它们表面的特性，而是住宅里的居民生活，同样有趣的要算市民们建在郊外的那些箱形木屋，他们的生活简单，恰似人们的想象，他们并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住宅的风格效果。大多数的建筑装饰都是虚设，一阵9月大风就会把它们揭掉，就像剥掉借来的漂亮衣服一样，而住宅的主体部分却丝毫无损。不用在地窖里存橄榄和老酒的人，就是没有建筑学也过得去。如果在文学中，人们也是费心费力，去追求什么文体装饰，如果我们的《圣经》建筑师也像教堂建筑师一样，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飞檐，那会怎么样？纯文学、艺术和教授们就是这样缔造出来的。不用说，一个人关心的是这几根木条是斜放在他上面呢，还是放在他下面，他的箱形房屋上应该涂什么颜色。说真的，如果他把这几根木条斜放，并在屋上涂上色，那还是很有一点意义的；但是，如果居住者身上的精神已随之而去，那么造房子也就无异于给自己做棺材——也即坟墓建筑学——“木匠”只不过成了“棺材制作者”的另一种叫法而已。有一个人在绝望或对人生失去兴趣时说，在你的脚下抓一把泥土，就把你的房子涂成那种颜色吧。他想的是他临终时的狭窄小屋吗？那还得为此丢上一块铜币呢。他的闲暇一定很多！为什么要抓一把泥土呢？最好还是用自己的肤色来油漆房子；让它为你感到苍白或脸红好了。改善农舍的建筑风格可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儿！等你准备好我的装饰，我一定使用它们。
入冬之前，我造了一只烟囱。我的房子已经漏不进雨，但我还是在四周钉了一些木板，这些木板是用刚砍下来的木头做成的，不算最好，而且树液很多，我不得不用刨子将它们的边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