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 》是刘心武的成名作 。它不仅拉开了“伤痕文学 ”的帷幕 ,也标 志着我国当代文学在历尽洗劫后出现的真正转机。小说涵盖了人生、亲情、友情、感恩、审美、励志、成功等多个热门话题,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同时又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其中对谢慧敏、宋宝琦、石红三个少年形象的刻画尤其引人注目。谢慧敏和宋宝琦都是“四人帮”横行时代的受害者。宋宝琦被按上“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标签,其实他不过是时代“畸形儿”。而谢慧敏这样本质纯正的孩子,也难逃“四人帮”残酷的愚民政策的迫害。宋宝琦和谢慧敏集中了那个时代大部分青年人的思想和心灵历程,是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四人帮”营造的荒诞、专制的文化氛围给青少年一代造成的严重心理创伤 。小说中另外一个少年——石红,一个未受时代“坑害”的正面、理想化的人物,她同作者刻画的谢、宋这两个“愚昧无知”的学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这三个少年人物。
一、谢慧敏与宋宝琦——时代的受害者
谢惠敏和宋宝琦都是刘心武在《班主任》中精心塑造的重要人物。虽然二者没有正面交锋,但是从谢慧敏对宋宝琦转入自己班级的态度可见,他们是彼此对立的两方。
这样的认知并不突兀。首先谢慧敏原本就有着纯洁而高尚的情感。她作为团支部书记 ,在下乡学农返校时对一位男生把农民的麦穗拿回家所表现出的气愤态度可以看出,她那“绝不能让贫下中农损失一粒麦子”的信念有着可贵的闪光素质 。而且在“四人帮”控制时期 ,他们的干将派到该校的人找她谈过几次话 ,她对他们的“教诲 ”并不心领神会 ,因为她没有丝毫的政治投机心理 。她就是个单纯而真诚 、本质 纯正、具备强烈的阶级感情 、劳动者气质的好孩子 。
而宋宝琦从出场就被冠上“小流氓”的称号。这个称号如今听来也会让人直接断定为品行不端,思想恶劣,更何况在那个时代。在张俊石以外的老师眼中,宋宝琦就是个大麻烦,尹老师更是直接指明其会阻碍教育质量的提升。其次学生的态度(有几个女生扬言宋宝琦来教室上课她们就罢课),更显宋宝琦如同蛇蝎猛兽般,让人唯恐避之不及。同时,我们来看张老师从派出所带回来的宋宝琦犯罪后被搜出的物品:一把斗殴用的自行车弹簧锁,一副残破油腻的扑克牌,一个样式新颖附有打火机的镀镍烟盒。这并不是一个十五六岁年纪的少年该有的,这些东西是对青少年成长有害无益,宋宝琦“坏孩子”的身份已是板上钉钉。
从上述看来,谢慧敏是被公认的“优秀孩子”,宋宝琦则是公认的“问题少年”,似乎不管是身份头衔、行为处事、信仰追求二者都大相径庭。但仔细感受,两人却又如此相似,实质上他们都是那个时代被“坑害”的孩子。
谢慧敏一直怀揣朴素无产阶级感情,一心为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奋斗,但事实上,从她开始接触社会 ,形成自己的思想那一刻起,就处在 “四人帮”专制横行之下。她单纯迷信一切用铅字排版出来的东西 ,在她的思想里 ,盲从地把这一切都当作天经地义的“最最革命 ”的“社会主义”。思想僵化、是非模糊、无法独立思考的谢慧敏因此与张老师产生了矛盾。谢慧敏认为“过组织生活就是“批宋江”的文章”、“穿裙子、热衷于传播文艺思想等即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的行为”、“一切书店不出售、图书馆不外借、报纸不推荐的书籍就是“黄书”和毒草,外国黄书比中国黄书更黄”。她不仅自己抵制知识 ,不看《牛虻》,而且顽固阻挠石红等人看 。她的脑子里除了“文化大革命 ”时代流行的一套阶级斗争理论外,对其它知识一无所知 ,口里吐出的也是整套的阶级斗争术语 。
宋宝琦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缺失而产生的“畸形儿”。在愚民政策下他并非和谢慧敏一样是因为读了使人思想僵化的文字而遭到毒害,却是因为不读书而堕入无知的深渊。而宋宝琦被“坑害”的悲剧因素主要来自两方。首先在家庭教育上,宋宝琦的父亲不称职,母亲过分溺爱,对他缺乏教育管束。然而最致命的还是那个时代的愚昧。从宋宝琦懂事起,一切专门家——科学家、工程师、作家、教授……几乎都被林贼、“四人帮”打成了“臭老九”,地位甚至低于流氓。知识学问不被认可,“他拒绝接受一切人类文明史上有益的知识和艺术结晶”,“知识就是力量”的资本主义典型思想于宋宝琦这个被按上“满脑子资本主义思想”的人毫无意义,真是可笑至极。
当张老师问及《牛虻》一书时,宋宝琦与谢慧敏竟然在思想上达成共鸣,他们从未阅读此书却皆认定它是“黄书”,可见“四人帮”实施的愚民政策毒效之强。由此可观,时代的“糟粕”对宋宝琦的“坑害”是表层可见的,一目了然。而对谢慧敏的“坑害”却是隐藏在其先进面目之下的精神思想的腐蚀,人们往往不易觉察,因此,谢慧敏这个典型的出现,更能提醒人们对这些精神畸形儿及其潜在的危机保持充分的警惕。
二、石红——理想化的存在
刘心武在刻画谢慧敏和宋宝琦这两个为时代迫害的学生的同时,还刻画了另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学生形象,她就是石红。刘心武在谈论这篇小说的时候也简要提了一下这个人物,却没有细说其存在的意义。然而,这个人物在小说中的地位不容小觑,她与谢慧敏和宋宝琦全然不同,前者与后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四人帮”的愚昧政策统治下,她不仅阅读了许多政治理论著作,而且还能够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去思考、分析一些问题,并且这些思考与分析往往比较正确,且体现在她积极的行动中。除此之外她还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著作。这样看来,石红是个博览群书而且机灵聪明的女学生。笔者认为这一人物的存在非常的理想化。
首先我们看小说的一处描写——石红与班里学生的穿着比对。大夏天里“班里只有宣传委石红才穿带小碎花的短袖衬衫。”虽然小说的发生时间已经是文革结束、“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但是这种被大众认定是“资产阶级作风”的穿着依然没有人尝试,石红的这个行为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再有,石红她生活在一个条件非常优越的家庭中,“父亲是区上的一个干部”,“母亲是个小学教师”。身份按照当时而已就是“红”(干部)与“教师”相结合。不仅如此,他们家还与众不同,书架上有不少书,他们一家也有“晚饭以后”一同阅读的好习惯,石红深受这种认真读书气氛的熏陶。“有时一家人又在一起分析时事或谈论文艺作品,父亲和母亲,父母与女儿之间,展开愉快的、激烈的争论。”这样温馨的家庭画面在文革时期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存在,尤其在阅读过卢新华《伤痕》等文章中家的名存实亡,家人关系冷至冰点的尴尬之后。后面“即便在“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最凶残的情况下,这家人的书桌上仍然屹立着《暴风骤雨》、《红岩》、《茅盾文集》、《盖达尔选集》、《欧也妮·葛朗台》、《唐诗三百首》……这样一些书籍。”我们更加能够肯定石红存在的理想化。在整个文革时期,人们除了可以读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选集等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理论著作之外,阅读其他任何图书都要冒很大的风险,石红的父亲单单作为“区上干部”这一身份是不可能给石红提供安全成长的保护罩的,而石红的母亲作为小学教师,在当时算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在“文革”时代,虽然不一定受到批判,却也是接受改造的对象,与石红的父亲根本不可能相比,按照当时的政治逻辑,更不可能给予石红以正面引导。从根本上,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并不是依靠权力简单推行一项政策,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当时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是高度一致的,所以石红一家不可能成为“异类”的存在,石红这个与谢慧敏和宋宝琦处于同一时代、同一社会环境的人物不可能不受到“坑害”。
作者塑造谢慧敏与宋宝琦这两个典型人物意在反映社会现象,引起人们的注意与反思,表现作品主题。那石红这一形象的塑造意义何在?从字里行间品来,石红本身博览群书,可以说是知识与智慧的象征,再有她以《表》为引来改变那几个提出罢课的女生对宋宝琦的认知,可以体现她对学问并非纸上谈兵,而是真正贯彻实践,这是否在无形间给了人们作者关于改变这种严峻现状的对策思考呢?本人认为在石红身上以及她的家庭氛围中充分体现了作者的理想。作者刻画的这个人物及她的家庭,就是他对宋宝琦和谢慧敏这一类人得到拯救后的精神面貌的大胆展望。石红是他心目中正常学生的大致轮廓,这从文中对谢慧敏、宋宝琦和石红三人的外貌描写也可以看出。谢慧敏作者认为端正伟岸,但又以“四肢僵硬”来表现她,宋宝琦更是以“空虚与愚蠢”的眼神,只有石红“脸颊更加红润”,“晶亮的眸子缓慢的游动”,“丰满的下巴微微上翘”,这样鲜明的比对,石红身上青年人该有的健气、精神、灵动、自由的气质体现无疑。再者,石红的家庭也是作者希望学生能够获得的良好成长环境的蓝本存在。
小说结尾处交代了班主任张俊石想要改变这种严峻社会现状的想法以及他的态度。小说给人们展现了时代造成的创伤,但小说格调并不悲哀,它随处可见对改变现状的热情与希望。作者意识到了现实存在的问题,同时塑造出石红这一人物形象,是对未来的充满希望,对改变这一现状、拯救这些被文化专治侵蚀的人们充满自信。
《班主任》一文,作者以自己深刻的生活体验,从青年的思想、学习、工作和友谊各个侧面揭露和谴责了林彪、“四人帮”的黑手对人们心目中弥足珍贵的东西的玷污,沉重地展示了一些青年思想的扭曲,灵魂深处的斑斑血泪、点点伤痕。此外,作品在揭示时代严峻现状的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对未来充满自信,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青年的珍惜,以及对大众以乐观积极的态度来应对的引导,这些在今天看来,仍然会给我们以很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