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从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走过来的人都不陌生，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不知为什么，无论是博古通今的上级领导，还是上级领导御下的一群大老粗干部，都视资本主义为洪水猛兽，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在恐惧什么，到底在害怕什么，总之，资本主义让他们是寝食难安，夜不能寐，也不明白什么资本主义就那么让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一个个成为惊弓之鸟而杯弓蛇影。于是就想当然地把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在家门前后栽种点小菜，或是养几个猪鸡，或是养几只鹅鸭说成了是在搞资本主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拿到集市上去换点盐巴火柴钱则说成是搞投机倒把，还说是“宁要社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于是全国各地都掀起割资本主义尾巴和抓投机倒把典型的狂潮。
说实在的，老百姓可不知道什么资本主义不资本主义，只是起早贪黑地种点小菜，养点猪鸡鹅鸭，然后拿到拿去集市上去换点盐巴火柴钱，或是盼望能够剩几个钱，生病的时候看看病，给孩子和老人看看病。当然也让很多人搞不懂，为什么凭着自己的劳动吃饭，到底妨害了谁，不偷不抢，不损害别人的利益，不损害集体的利益，怎么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搞投机倒把了，就连去给别的单位做点小工也和所谓的资本主义挂上了钩。我们碗窑村就有一个木匠去青龙街给老丈人家做做活计被我们村的结巴队长以投机倒把罪叫工商局的人把木匠工具给收了。 我父母看电视剧《老农民》和电视剧《大江大河》的时候，当看到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和抓投机倒典型的画面时，想起他们的经历，说起那个时代，神情总是带有一些悲戚，而我的那些侄儿们则当成了不可思议而又可笑的闹剧。
我记得清清楚楚的的一次割资本主义尾巴是在那一年的5至6月份。我家栽的一块三月芋（洋芋，我们这里管三月份挖的洋芋叫三月芋，6月份挖的叫6月芋，而秋天挖的叫秋芋）挖了以后，然后就栽上辣子和茄子，而辣子和茄子的地边上就栽了几塘地豆，几塘豇豆（我们这里管扁豆叫地豆）。5至6月份的日子正是雨水丰盈的月份，因此不管是矮棵的茄子，辣子，还是爬架的地豆，豇豆，长势都很喜人，而且已经开满一串串的花朵儿，甚至辣子、茄子靠近根部的茬丫处都已经结着一个个的小辣子，小茄子了，而扁豆和豇豆则挂着的一串串的小豆子，有的小豆子都差不多都有手指那么长了，再过几天就可以采摘了。谁知领导一声号令下，却来了个割资本主义尾巴。于是不管是地里种的庄稼还是养在家的猪鸡鹅鸭来说都成了所谓的割资本主义尾巴而遭到了灭顶之灾。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命令一下，那些个如狼似虎的生产队干部就领着一群人到处把长势喜人的庄稼和养在家里猪鸡鹅鸭都当成了资本主义尾巴去割。于是一时间，农民不管是供给自己做小菜还是想等到成熟以后拿去集市换点盐巴火柴钱的希望都变成所谓的资本主义尾巴被割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跟在干部屁股后面的一群人有的是拿着镰刀，有的则扛着锄头。我还记得还有几个还抬着一根根的长竹竿，开始人们不知道抬竹竿干什么，后来才弄清楚。原来长竹竿也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武器之一，如果单单用锄头和镰刀是根本割不完所谓的资本主义尾巴的。毕竟那些个干部平常都不体干活，所以他们是没有多少劳动力去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的庄稼了。于是作为高棵植物的庄稼，譬如刚刚抽花，戴着红帽的玉米，上架的豇豆和扁豆，就用镰刀割和锄头铲除。而象辣子茄子等一类的矮棵庄稼就用长竹竿打，真是会发明创造。我记得在干部们割完地里的所谓的资本主义尾巴的庄稼离开之后，我去地里，只见家家地里都是一片狼藉，没有成熟的辣子、茄子，豇豆，地豆，南瓜等遍地都是，而辣子、茄子的棵等则是残枝断茬，而扁豆、豇豆则的棵则是倒在地上，不过全部都焉了。而由于种植的所谓资本主义尾巴的庄稼的一些地都是一些比较零星的，所以最后都荒废了。
由于我们碗窑村的人在解放前大部分是靠烧制陶器讨生活的，在解放以后，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还有一个以粮为纲的口号，因此除了陶器社烧制的几条陶器窑（当然我们这里习惯叫龙窑）留着以外，其它窑子的不是平了就是废弃了，当然无论废弃了的陶器窑和平了的陶器窑窑址由于都是以前遗留的陶器碎片和窑渣渣，而且七高八低，坑坑洼洼的，有的甚至堆成了小山头，不平整，所以生产队是看不上的，因此就成为荒地了，而有的农民就起早贪黑在废窑的地址上打了一些塘塘，然后由别的地方挑一些净土在打好的塘里放上，一塘放上一撮箕，或是种上几塘瓜或是种上几棵扁豆，豇豆什么的，谁知遇到干部割所谓的资本主义尾巴而最终没有幸免，其实那个时代，哪怕躲在旮旮旯旯的庄稼都没有逃脱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的命运。
具说由于缺少土，因此锄头根本不好铲除，而镰刀割又费时和费力，于是一群干部就象拔苗助长那样，对窑址上栽的玉米，瓜豆什么的全都来个给提着棵往上拔了一节，因此干部在的时候还是好好的站着，根本看不出什么异样，而到了晚上却是全部都焉了。直到多少年以后，有一家村民都还在咒骂那些个干部，是挨千刀的，砍脑壳的，尽做缺德事、丧德事，就不怕天打雷劈，就不怕当短命鬼，就不怕断子绝孙，说实在的，如果庄稼有灵，一定会让他们成为短命鬼，断子绝孙的。 我父亲说其实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单单有那一次。还有好几次的。他说有一年冬天，眼看要过年了，突然县城土产公司发出通告，说是急需要一批稻草席，一块钱一床，草席任务收够就不收了，当然不知道人家收去做什么。一块钱一床啊，在村集体干农活从天亮干到黑黑晚晚一天还不到4毛钱，还到不了你的手里，等到年底跟你七算八算的你反倒欠集体的钱。于是我们碗窑村的几个年轻人一合计，除去买稻草的钱，做下来最起码一床草席也还剩5毛钱，于是赶早不赶晚，就相约去乡下私人家赊稻草来利用夜晚的时间编席子卖给土产公司，好赚点辛苦钱过年，当然当时还没有结婚的我父亲也是其中的一个。可是当编好席子拿去县城上交给土产公司的时候，我们碗窑村的治保主任张发官却喊人堵在了村子的各个路口，然后以抓投机倒把典型的罪名没收了所有的席子，并且还把村里的年轻人关在了一间小黑房子里，关了整整一个夜晚，到第二天中午才被放回，当然席子最后也没有了踪影，直到打倒“四人帮”以后，才有人传出了席子当时就被村里的干部卖给了土产公司了，当然钱也变成了治保主任一行人的了，而村里那些编席子的反倒得赔偿了人家的稻草钱。这件事我父亲一直都想不通，说道是草席明明是是交给土产公司，又不是卖给私人，难道土产公司就不属于公家了吗，难道交公家也成了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搞投机倒把了吗？
还有一年冬天，村会计汪永全在广播里通知，说是要村子里的年轻人去给陶器社挑碗罐到县城的供销社，可以拿现钱。当时一群年轻人一个个是欢呼雀跃，欣喜若狂，因为一年快到头了，可以有几个辛苦钱过年了。原来我们碗窑村本来就是一半是烧制陶器的陶器社，一半是搞农业的农业社的村子。农业社的人种田交粮食给国家，完成公余粮，当然当时除了公余粮以外，还有什么任务粮，附加粮，然后是村集体留储备粮等各种提留粮，最后剩下的才分给社员。而陶器社就烧制陶器，当然烧制出的陶器就由县城的供销社统一出售。由于我们村子与县城的供销社相隔着一座麒麟山，所以那个时候陶器社烧制出的陶器要运输到县城的供销社得靠人挑，不能用马托运，因为马托运容易损坏，所以都是靠人挑。陶器用篮子装，一挑将近100公斤，挑着步步爬坡，翻越麒麟山，根据我父亲讲，每一挑陶器上肩，才没有走几步，蚕豆大的汗珠子就往下流，一直流到到县城，每一趟下来全身上下包括衣裤早被汗水浸湿透了，可是在挑了一个星期，当陶器挑完之后，会计汪永全就说挑陶器的钱不能私人拿，只能归集体所有，私人拿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搞投机倒把了，于是一群年轻人是白欢喜一场，等于白干了一个星期的义务工。当然也有人说我们是给陶器社挑，又不是给私人挑，怎么也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搞投机倒把了呢？可惜那个时代你找谁说理去。直到多年以后，由于当时的几个村干部分钱不平，还把当时的他们分钱的事情给抖了出来。
由于我们碗窑村解放前是烧窑的，所以没有土地，解放以后成立合作社的时候，土地是从别的村子划拨来的，所以不多也不肥沃，因此一年除去交公家的这样粮那样粮，还有集体留的储备粮等粮以外，每一年一个人分到的粮食差不多就是一百市斤的水稻谷，所以除了那些接触得着粮食的集体干部和亲属以外，每家每户都没有多余粮食养什么猪鸡鹅鸭，即便是养也是养的不多，养的鸡不会超过四只，而猪也不会超过两头，因此也就没有猪鸡鹅鸭的所谓的资本主义尾巴可割了，当然干部们虽然养的多，然而干部是不可能去割自己的资本主义尾巴的，因而也没有象相邻村子那样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撵的鸡飞狗叫的情形发生。而对于我家来说，由于老人不给房子住，所以我家是租别人家的房子住，不要说养猪了，就连鸡都没有养一只，不仅仅没有粮食养，也没有空闲的地方养，因此每一年对于供销社下派的交鸡和交鸡蛋任务也只能偷偷摸摸去别的村子高价买来低价交给供销社，那个时代一些单位可以以国家的名义对农民强买，而农民却不准私人交易。
其实那个时代的农民大部分都是很朴实的，他们的愿望和想法也很简单，他们想的是给集体干一天活下来，早晚两顿饭能够吃饱就很满足了，他们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够吃上个大白馍。假如作为那个一大二公的大集体，不管是合作社还是人民公社以及后来的生产队能让他们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谁还会想起早贪黑的去养所谓的资本主义尾巴的什么猪鸡鹅鸭，栽所谓投机倒把的什么小菜了，毕竟又要出力又要流汗的，给集体干一天下来就够累了，可是那个一大二公的大集体就连这么简单的生活都不能给予农民，而让农民不得不冒着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和被抓搞投机倒把典型的风险去养什么猪鸡鹅鸭，去栽什么小菜了，可是最后还都把责任归于苦难的农民。
当然近年来，有的人甚至把“割尾巴”说成是“谣言”或极个别的现象。
DONG东 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