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读了加缪的《鼠疫》，老实说，读得并非通透。不过心中总归有了想法，感到这洋洋二十万言所讲述的，其实是一则“救世”寓言。不知是否因为西方的罪感文化 根深蒂固，“救世”的话语，知识分子们总是讲，无论左翼右翼。以我辈的粗浅见识，这“左”的大抵可解释为“革命”，“右”的则往往归于宗教。而加缪作为一 位 “存在主义作家”（尽管他本人并不承认）早在《局外人》中就已对“人往何处去”下了冷峻的断言：进退两难，出路是没有的。这次作者重拾话题，显然带来了另 一番探索。书中主角里厄医生，“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不感兴趣”却“感到自己和失败者休戚相关”，这或可说明作者的意图。不过，作者笔下的溃败﹑惜败﹑似 胜实败﹑光荣之败，都未曾离开他一贯的观点——世界是荒谬的，人的存在是荒谬的。
拿什么救人呢，不外乎两种道路：神或人。
其实“救世”愿景，本身就带宗教色彩。可惜加缪对“圣人之道”不感兴趣，从《局外人》到鼠疫，他的主角们一直是一群“反基督先生”。偏偏在本书中，疫患之初 市民仓皇医生茫然，最先站出来组织起逻辑思维的还是一位神甫。面对灾难，这个性情激烈的圣徒“掷地有声”地说：兄弟们，这是你们罪有应得。他指出，瘟疫源 于天主对市民无知狂妄丧失虔诚的惩罚。而瘟疫之时，“便是人们思考的时刻”。这简直如当头喝，也不知群众是被打醒了还是被打晕了，总之都觉得此言有理， “绝对驳不倒”。神父的指责可以从作者的铺陈中找到证据：这原本就是座“看不到飞鸟展翅”的“没有景色没有草木没有灵魂”之城。“人们生活在其中不考虑其 他事情” ，整座城都服务于现代人的种种欲望。捞钱﹑宴饮﹑纵欲，世俗爱情，便是小城生活的全部，简直可以为我们攻击资本主义制度提供又一个佐证……
所以神甫义正辞严地提起“索多玛”便不令人奇怪了。他认定，苦难是这样一座平淡无奇的世俗之城所必需的。于是对于所谓拯救，他的说法是天主自有安排。然而问 题是，若人生即是承受苦难，那么人类本身的高贵能否抵得上他所承受的苦难？在目睹了一个孩子挣扎了二十小时后终于死去，神甫困惑了。毕竟孩子是绝对无罪 的，“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一个孩子的痛苦和这种痛苦所带来的恐惧更重要”。陀斯妥耶夫斯基不也说，没有什能抵得上一个无辜孩子的眼泪么？在这里加缪适时指 出，“本来他可以很容易地说，天国的永恒的福乐等待着这孩子去享受……但事实上神甫一无所知，谁知确实肯定那永恒的福乐能补偿人类一时所疫的痛苦？”
作者不是基督徒，所以才能问出这样的问题；里厄医生也不是基督徒，所以才能对神甫吼出“我至死也不会去爱使这个使孩子们惨遭折磨的上帝的创造物”。加缪笔意 隐晦地说，曾有一个神父在战前上看见一名无辜的青年被挖去了双眼，从此就丧失了信仰。所以，如果人的罪愆招致的是如此惨绝的审判，那么我辈宁愿相信彼岸即 是虚无！且看疫城中病人的淋巴结肿胀如铁，每天都有上百人在内脏的撕裂感中衰竭而死，铁青色的尸体堆满墓地……而那位神甫最终也倒下了。他死前的疑问是， “如果一个神甫要找一个医生看病，那么准有什么矛盾的地方”。
神祗无力救人，或者说暂时无力，于是人们由混乱自保走向联合抵抗，这并不是新鲜的写法。译者在书序中称本书为“人类与瘟神搏斗的史诗般篇章”，更是让人以为 本书类似于“非典”时期的报告文学。但依我辈之见，加缪写人类反抗，确有其独到之处。作者没有对团结合作激昂地渲染一番，也没有对自我牺牲进行什么深情歌 颂，笔调仍旧一般淡漠。里厄医生的朋友塔鲁，打算组织一批志愿者，里吞吞吐吐，反复强调的只是危险；外地记者朗贝乐最终放弃逃回家乡的意愿以共同抗疫，里 厄医生在听完了其关于自我牺牲必要性的论述后，也只是默然半晌说“我不知道”。而在志愿者们火速开往疫区后，加廖更是冷冷写道：那些献身于卫生防疫的组织 的人们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勋。因为这是他们唯一必须要做的……
这就冷得近乎无情了。困惑中翻书四顾，才惊觉原来作者构建的世界中其实很难找到人的位置，正是他所谓“演员与布景分离的荒谬”。瘟疫来时已是无理，从科学上 说，鼠疫早已经绝迹；从宗教上说，如上文所述，又会引发信仰危机：对它的解释总归失败。疫病消退得竟也无理。作者说过去医生们采取的种种措施从不见效，而 后来突然“百浅百灵” 起来，好像“瘟神本身由于烦燥和厌倦跨下来了”。这来去都无道理不关人事无法解释，可见作者想要展现的，与其说是人类的力量，不如说是人类力量的苍白无 力。
所以，在少量的“牺牲”“奉献”之后，满眼是人类的软弱﹑狭隘﹑荒诞之处。封城之初，“各人仍然把自己的私事放在首位”。人们在鼠疫围城之中如困兽茫然徘 徊，作者强调，有一种“流放之感”甚至取代了恐惧。想到亲人的分离﹑旧日生活的不驻，人们变得患得患失，沉缅于沮丧、无聊、厌倦。救护人员的努力不见成 效，白骨如山，“电车的的终点站成了焚尸炉”，抗疫工作被疲倦﹑机械﹑绝望所包围，唯一使里厄感到轻松的却是“心肠慢慢变硬的感觉”。即便不断有人志愿抗 疫，大多数人的生活却仍是混乱怀疑。作者冷静地道出了人心的嬗变：洒吧咖啡馆日日爆满，剧院相目的剧目演了又演，娱乐场所夜夜都拥满了朝不虑夕及时行乐的 人们，戴着口罩狂欢。
面对瘟疫，医生败了；面对私欲，市民败了。或许是由于作者的失望，书中的描述性语言远多于评价性语言。但是，对志愿者，作者还是毫不吝啬地说：这是人类的光 荣。作者似乎想到了此时读者的疑问：当证明了抵抗的徒劳救世的无望，我们努力的动力何在，意义又何在？其实书中的里厄并非不知道他正对着“一连串的失败”，甚至知 道“即使胜利也不过是暂时的”。但他仍坚持“这不是放弃的理由”。作者则将医生比做教师，因为“历史上总有这样的时刻：如果有人敢说二加二等于四就会被处 死。教师也明白这一点。但问题不是要知道坚持这一道理的后果是得到奖励还是惩罚，二是要知道二加二是否等于四”。加缪的意思，似乎是要奋斗本身中寻得一种 坚实，以驱散结局注定的虚妄。而这二加二得四的真理，作者用塔鲁之口喊出，便是“我总不习惯于看人死去”。
这就是“人道主义”了。想起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不禁失笑。人道主义讲的无疑是爱，这兼爱的根基，则是对自己所爱之物的爱。所以当记者朗贝尔 思念恋人心切，以致要越城而逃，里厄明知其违规，却还是认为他在“选择幸福”。里厄自述本志，也只想“为所爱之物生，为所爱之物死”。作者在此避开英雄主 义的牺牲论调，（他说英雄主义并不难）正是为了最大限度的维护每个人爱其所爱的权利。正是以此为基础，一群看似极度自私的“个人主义者”才能走向自发的集 体主义。作者在描述人类联合时的淡漠，是不是在强调一种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呢？若如此，作者便是在对人与“世界”的必然联系的不断消解中，得出了人本身的 坚固必然。
因此，尽管看到了人类的失败，作者并未走向虚无。他为失败者的奋斗找了意义，甚至为人的存在加了一个注脚：要是说这世上有一样东西可以让人们永远向往并且有时还可以让人们得到的话，那么这就是人间的柔情。
读《鼠疫》，似乎读出了这么一层意思，就是圣人之道美则美矣，但救不了急；英雄主义也美，但除了煽动“人类愚蠢的自信”和不理智的死忘欲望外，亦无甚功用。 所以加缪不往左看也不往右看，只是尽力救眼前之人。失败若来，自来便是。或者说先承认失败却不放弃抵抗。简直有路德“如果明天地球就要毁灭，今天我也要种 一棵苹果树”般感人至深了。
可是，作为“寓言”，书中的“鼠疫”仅仅是一种瘟疫吗？它到底代表了什么，如此诡谲不可战胜？理论上的“救世”道路又是什么？书中人的力量亦强弱，瘟神的魔 爪时紧时松，斗争的意义不太不小，这都使得“救世”情结在理性与感性的迷宫中苦苦探索。或许鼠疫既是天灾，也可以是人祸，甚至人性中固有的弱点。一个骇人 听闻的观点出自于塔鲁之口。他说：“我们都是鼠疫患者”。
塔鲁的父亲原是一名法官，有一次审判死刑犯，年少的塔鲁正在场。当时尽管犯人“确实有罪”，但看到他不停的咬着指甲，塔鲁却感到一种“强烈的本能”“盲目 地”把他推向他那边。他强调，他父亲是个温良的人，在法庭上却气势汹汹；在每一个宣判死刑的前夜他都要仔细调好闹钟。他还描述了行刑时的种种惨状……他发 现人们乐于去杀人，更乐于为死亡辩护，他反问：今天的人们不都在争先恐后的杀人么？
死刑或许只是个借用。不知加缪想问的，是否就是“人能否审判人”？他的回答是，不能。鼠疫象征的，其实就是一切夺人生命之物，以及一颗夺人生命之心。这样说 来，塔鲁的说法并不算谬。且不说法西斯分子们陶醉于杀人（作者写此书时正值二战），各种各样的“革命”不也是致力于“杀人”吗？倒不是说革命就是法西斯。只是，比如对法国大革命，丹东评价道：你们要面包，他却掷给你们带血的头颅；比如列宁也曾说过“抓住至少100名富农，杀死这些人质，让方圆100公里的人都知道并因此吓得发抖。”又想起萧伯纳，他理直气壮地要求发明一种“人道主义煤气”以清理对社会没有贡献的人。所以塔鲁说：即使是最善良的人也不由自主地杀人……因为这符合他们的逻辑。”
问题是，塔鲁后来发现，自己也不得承认这样的逻辑：为了实现一个没有人杀人的世界，这些人的死是必要的。而面对“穿着红色法衣的大鼠疫患者”讲出的“令人信 服的道强”，你只要作了一次让步，就得一直让步下去。塔鲁最后发现，他已经“间接赞同了千万人的死”，自己也是个“鼠疫”患者！因为这社会正是“建立在死 刑基础之上的”，甚至受害者本身就是刽子手。塔鲁说，当他放弃杀人，他就在这个杀人的世界中被宣判了流放。
于是想到，充满死亡的世界，一种流放之感，正是作者书中所营造的那座城啊！
塔鲁的选择，只能是“尽量”站在受害者一边以寻得内心的“宁静”，做一个“仁慈的恶神”。他问，有没有一条通往安宁的道路？
里厄医生说，就是同情心。
看来，作者认定了人道主义。 神甫曾用麦穗打比方，说“毫不容情的灾难打着人类的麦子直到粒从麦杆脱下为止，麦粒总是比麦杆多”；《卡拉马拉夫兄弟》的扉页上也题了《约翰福音》里的 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了许多子粒来。这两个比方，想必加缪都不会喜欢。因为作者在书中说过，“凡是使人死亡的事，凡 是为这种事进行的辩护……我一概拒绝接受”。作者试图达到就是的终极目标，近乎一种纯粹。可他选定的道路—人道主义或者说同情心，却是在种种逼仄中不断退 而求其次的结果。卢梭曾把自爱和同情同类作为县域人类理性存在的基本情感。这篇献给作为失败者的人类的寓言，在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规则”无论是理论探索还是实践反抗都归于失败之时，最终回到了一种“本原”。但我们都会怀疑，这万般无奈灰头土脸的的选择，真的能够救世？还是仅仅是缓解，是施延？
作者的信心也显然不足。在小说的结尾，鼠疫最终被战胜，作者似乎在说，人类总是能活下去的。城禁解除，人群们便恢复了往日的欢欣，世俗的愉快马上回归。这 或许就是人类的不治而愈吧。可是这荒诞的世界啊，灾难怎会一刻停止发生？在“杀人逻辑”下运转的世界，又怎全有一刻停下他的齿轮？而人类本身又能否戒掉一 颗 “杀人之心”呢？在歌颂完人类的“柔情”，作者最后还是归于冷峻的谨慎。他说：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死，它能说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也许有朝一 日……瘟神会再次发动它的鼠群。
不知他说的，是不是一种轮回。
于依依 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