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黄小妹家
记忆里，我们总是在搬家。搬家的原因无非是要拆迁了或者涨房租了。这种生活一直延续到初二那年，我们再也没有离开那间月租600元从未变过的旧屋子。
我犹豫着要不要用“动荡”来形容我的生活，但其实也不合适，我只是每隔三五年才搬家一次，这在租房的人群中大约算是非常安定的生活了。最早最早的记忆是人字形铺设砖头的小路，世界是湿润的南方风味。红色的潮湿的砖头路，附着着青色的苔。这段记忆太早了，大概是一两岁的时候，因此只是孤零零地自成一派。勉强能记起一些去小店买廉价芭比娃娃的经历。关于这个家，我想不起来太多别的事情了。根据妈妈的描述，这可能是她常常回忆和提起的“黄小妹家”。
2.翁婷家
黄小妹家拆迁了，我们搬去翁婷家。
现代的租房生活总是在微信上远远地定期进行转账交易，过去我们都是和房东住在一起，他们住在主要的房间，空出来一些独立的房间，或者毫无章法地加盖一些房间，用来租给漂泊的人。“xx家”这种称呼方式在现在变得既罕见又奇怪，谁会管自己租的房叫做房东的家？我们后来也不会这样称呼了。
翁婷是房东阿姨的女儿，也是姐姐的同班同学，那时候她们都在上初中。我一直觉得这挺有意思的——在这个一切以男人和老男人为主的世界，翁婷是一个初中女生，既不是管事的房东本人，也不是房东的儿子，我们却一直以她的名字称呼那个家。
关于翁婷家我最最深刻的记忆其实是他们偷电，他们会把自己的电线接到我们的电表上，过我们的电表用电。电表似乎也是改装过的，会走超量的电量，每千瓦时的计价也远远高于正常的生活用电计价标准。这样操作下来，他们可以赚取很多的电费差价。据说现在很多大城市的房东也会这么做，也许房东们的手段会更高明或者更体面了。电费一直是隐性的一部分房租。但是我们对此也无可奈何，我只能义愤填膺地跟着妈妈一起对此表示强烈谴责。而且小时候我特别不明白，房东都已经那么有钱了，为什么还要偷我们这一点电费呢？这个疑惑其实到现在也没完全得到解答。
那个房子是一层的平房，正中间是翁婷的客厅，客厅往里应该是她家的其他房间了。我们就住在客厅侧面的一个房间。我们的房间有一个稍大的房间和门口一个很小的隔间，隔间是姐姐学习的地方。很久以后我仍然会在梦里回到姐姐的书桌前，上面有一根白炽灯管，边上露着红蓝的电线芯。也许是因为姐姐的隔间在门口，进出常常会经过，红蓝电线几乎成为了回忆翁婷家的标志性物品之一。
很多时候出租屋是水泥地面的，但翁婷家的地面铺了瓷砖。天气热起来了，妈妈就把地面一块一块擦得一尘不染，走在上面是非常舒服的感受。光滑，凉爽，绝对的整洁，一丁点颗粒感都没有。我是触觉非常敏感的小孩，袜子缝没有对齐脚趾或者衣服里有一道褶皱轻轻硌到我了，对我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触感。因此可以推断出妈妈一定是把地板清洁得极度完美，我才会到现在也对那种干净的感觉印象深刻。妈妈做了很多年全职妈妈，总是很有规划地把一切事情都做得很好，她打理家务的时候家里永远干净整洁，后来她工作了，也仍然会在休息日抽空把家里变得焕然一新。我常常觉得我和妈妈相似得几乎是同一个人，但是在打理家务这件事上我却一点也不像她那样井井有条。我很喜欢看着地板上的水膜慢慢变小，消失。然后我就躺在上面感受那种冰凉。
院子里铺着鹅卵石，鹅卵石构成一些图案，这是非常有年代感的精致。小时候我的名字是雨，也许名字真的对人有一种暗示，改名之前我总是对雨有一种别样的感受。有一天飘了些雨丝，鹅卵石的地上开始星星点点地出现被雨打湿的斑点。
我说下雨了。
妈妈说，这样的雨就是毛毛雨。
于是我低着头，盯着鹅卵石地上越来越多的斑点，在院子里快速地绕着圈走路。这种重复的圈圈和毛毛雨都让我觉得特别开心。
院子前是一条马路，过了马路就是一片绿色的田。妈妈在那里种了一点蔬菜，可能是青菜，韭菜，也可能是青蒜叶，刚好够我们偶尔尝尝鲜。夏天我跟着妈妈去田里，我也没什么事情可做，就蹲在地上玩蜗牛。蜗牛的触角一碰就会缩回去，我就喜欢看它们缩回去的那一下。我还总想尝试捏住它们的触角不让它们缩回去，但是从来没有成功过，触角总是一碰到就摸不着了。害怕虫子似乎总是后天学会的，除了玩蜗牛，我还愿意找邻居家的姐姐一起看蚂蚁搬东西，看西瓜虫翻着肚子的时候那些挣扎的腿。
那一年周杰伦的《发如雪》和潘玮柏的《反转地球》刚刚发行，姐姐拿着妈妈的银色诺基亚翻盖手机去邻居家用电脑下载流行歌曲。姐姐放假的时候我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扭来扭去地学着唱发如雪，学了大半天也只能记住开头的十来句。
三四岁的我一点儿也不能理解方文山文绉绉的华丽歌词——狼牙月，憔悴，微醺，纵然，青史，轮回——在她看来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音节。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些音节代表的文字是这样的。小时候我也不理解为什么大家说周杰伦吐字不清，现在想来大概是因为我都不知道到底歌词都是些什么字。
3.西塘河边
妈妈很少出门，因此我也没有什么机会出门，偶尔的出门我都会有一些记忆。有一天我们很突然地去了舅舅的新家玩，这之后不久，我们就搬进了舅舅家旁边——原来是看房。至于翁婷家，后来拆迁建成了人民路。
这次的新家不再以房东的名字称呼为某某家了。这里是一栋三层小楼，这种楼和别墅和商品房都不一样，布局让人摸不着头脑，房东缝缝补补地修了不少屋子，大多数都是阴暗狭小的。文字描述不清这种缝缝补补的房屋究竟长什么样，画图也不行，除非建模，否则怎么讲都是徒劳。主楼的一楼二楼是房东家，侧边有几间出租给我们这样的农民工家庭，二楼后来又加盖了几间房间和一个平台，三楼则是我们家和舅舅家住的地方。一楼的院子里有一口井，但是已经建造成了比较现代的样子，看不见传统的井口，只有一个水龙头和一截套在上面的软水管。这里的水不收费，又冬暖夏凉，冬天妈妈和舅妈在这里打水去洗衣服，夏天爸爸接冰凉的井水冲凉。
我们的三楼是一条走廊上排列着三个房间，后来二舅也搬来了。我家和两个舅舅家就一起住在这一条走廊的三间屋子里。
这个地方接近猫儿山，曾经应该是一个村庄。
零几年的时候猫儿山特别繁华，商业街都特别有生命力，到处都有地摊和来来往往的人，每次去到街上，我都不知道要先逛左边还是先逛右边才好。
我住在那里的时候，那个村子已经是快要死亡的样子，之后猫儿山也渐渐没落了。
当然文人故事和旅游攻略里的猫儿山景区始终熙熙攘攘，消失的只有小山丘边上这一带的零星商业和小村庄。
这个村子里住了很多的外来务工者和很少的本地人，人们住得很紧密，大多互相认识，偶尔发生一点争执，灰扑扑的空气和土地，就像《我的天才女友》里那不勒斯小镇一样。区别是那不勒斯的人们至少有固定的居所，而这里的人们都和我一样流离而居。
空地上整齐停放着几辆半挂车，面包车，教练车。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活下去而存在的。
楼下停车的空地姑且称之为停车场，那里的地是碎砖碎石烂泥巴好泥巴混凝土铁皮和木板的混合物。在我成为一个文静的小女孩之前，这里是我和其他小孩玩抓人游戏的游乐场。我们穿拖鞋在破碎的地上跑来跑去，玩抓小偷，玩丢手绢，或者是没有名头地互相追逐着逃跑着，大卡车和面包车都成了我们躲避追赶的良好掩体。玩累了我们也聊会儿天，他们得意洋洋地说自己在学校考试只写第一页的英雄事迹，我觉得难以理解，我问他们为什么只写一页？他们说看着就头疼，懒得写。好吧，这是我完全没考虑过的理由，我以为至少会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做所以不写。不知道他们现在会在哪里，又做些什么呢？
很快我就成为了文静的小女孩。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本身的确是怪胎，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大多数小孩不乐意跟我一起玩。
我最重要的玩伴是表妹，停车场角落里搭了些晾衣绳子，其中有一根是红色的，稍粗，多余出了很长一段扣回去，形成了一个挂着的圈，我们坐在上面当做秋千玩。坐久了绳子勒得我大腿也疼，屁股也疼。这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轮流玩的公平性，我们从来不会因为谁荡秋千太久而争吵起来。
我们住的三层小楼是村子里最高的建筑，站在门前的露天铁楼梯上，视野开阔，可以望见一条笔直的水泥路，视野尽头是被树林遮住了一点的猫儿山塔。无数个夏天的傍晚和夜晚，我在这里看太阳看月亮。傍晚是棉布连衣裙晒干的时间，好像只有夏天的落日才会那么饱满清晰，我快要分不清太阳和柿子的区别。夜晚是喝脆山药甜汤的时间，大概要有十一点了，晚饭时候烧好的甜汤刚好在冰箱里存放了足够长的时间。空调是奢侈品，下午时分一家人都热得受不了了才能开一会儿。冰镇甜汤和草编的凉席，搭配半开的门窗，是更经济的解暑方式。山药甜汤只有淡淡的甜味，山药本身气味淡，又没有加其他任何食材。清甜爽脆的山药在嘴里咬着格外有乐趣，每咬下去一口都伴随着和它口感一样清脆的断裂声。后来条件好了，也偶尔做一次山药甜汤，但是总是忍不住画蛇添足地往里头加点红枣、桂圆干、银耳，甚至把脆山药换成铁棍山药，结果都不如什么也不加的好。半夜喝着甜汤坐在铁楼梯上，抬头就有明晃晃的月亮挂着。这样半乡村半城市的地方，没有发达便利的生活，也没有数不清的星星。好在还有月亮。
还可以假装不懂事的年纪，我就喜欢夜晚不穿衣服站在铁楼梯上吹风。妈妈说小姑娘得把衣服穿好，我就装作不明白。我说，可是已经天黑了，谁会专门看我？夏夜晚风真舒服啊，像妈妈的雪纺睡裙，很轻很软地蹭着我的皮肤。衣服完全是多余的，所以我不要穿。多年后我变成不得不懂事的大姑娘，虽然不能继续裸奔吹风，但我坚持拒绝穿内衣。要是有人跟我妈一样操心我的隐私情况，我就自称是一个“no bra”主义者。
夏天总是比冬天有更多可说的事情。冬天，冬天……我们都是怎样度过的？实在太寒冷了，要穿三件毛衣和棉袄才能抵御的冷。江浙的冬天是毫无办法的冷，漏风的出租屋也没有一点保暖聚气的效果，更加没有暖气，只有潮湿的雨。早上起来，水龙头都冻上了。平时为了省水费，我们总是把水龙头拧开一丁点，让它滴滴答答地流水，下面放着塑料盆或者塑料桶收集。老式的水表不那么灵敏，只要流速够慢，不引起水表的注意，它的数字就不会跳动。有了这些慢慢积攒的水，水龙头冻上了也不那么着急，只要水管没有冻裂，就没什么大碍。我闹着不想刷牙，妈妈也就随便我刷不刷牙。于是就简单地用热毛巾擦擦脸，上学去了。一开始妈妈骑自行车送我上学，后来升级成了电动车，很小的那种电动车，我和表妹一个蹲在前面踏板上，一个坐在后座上，像玩秋千一样公平地轮换着位置。潮湿多雨的苏州，到了冷得结冰的天气，我们的小车免不了打滑。一打滑就是三个人连人带车重重摔成一片，每次摔跤我都被倒了的车砸得腿疼。
在翁婷家我们对房东想尽办法加价收电费的行为忍气吞声，在这栋三层小楼里我们学会了调电表。这些电表水表都是房东自己加装的，她每个月上来抄一次电表上的数字，根据这个来计算每一个房间应交的电费。电费用得太多时，爸爸和舅舅就搬来一个竹梯，用一字头的螺丝刀在电表上拨弄一会儿，里面的零件咔咔咔地转动几下，电表上的数字就转回去了一点。他们每次调得也不多，大家都担心房东发现了。有一次舅舅家调完电表没多久，就要全家回老家过年了，但电表上的数字又比上个月的数字少，房东要是来抄电表，肯定会发现电表被动了手脚。他们只会把数字调小，不会把数字调大，于是舅舅让我们去他们家使劲用电。我们一边开着电视，一边开着电脑，又把所有的灯都打开，总算及时把电表调得看起来正常了。
4.下塘
再之后就搬去了市中心的古街，下塘的房子破破烂烂的，以往的房子虽然灰扑扑，但至少是砖石搭的，而下塘这种古街的房子都是木头盖的，感觉来一场台风就能吹倒。潮湿又临河的木结构老房子，想想就知道里面的霉味。在古街里又搬过一次家，从古街一侧搬到古街另一侧。这里应该会是我在这座城市的最后一个住所了，因为房东是个慈善家，同意永远用600元一个月的价格租给我们。这里一时半会也拆迁不了，因为全是古建筑。涨价和拆迁是我们流离失所的主要原因，现在这两个因素都被排除了。除非哪天这里变成危房禁止居住了，我才会再一次遭遇流离失所。思考那么长远的话就难免感到悲伤，换谁都很难想象在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也会无家可归。
潮湿的青春期就在古街里别别扭扭地结束了。
5.昨日一枝黄花
高考完，十八岁的假期，我常常去猫儿山练车。
通常来说，十八岁的人练车是练汽车，但我练习骑电瓶车。这是因为小时候我过于怕疼怕摔怕磕怕碰，于是一直没有学会骑车。也是因为父母总是在等着我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自动地掌握一切生活技能，我也安静地等待着长大，期待年龄到了就会自动学会一切。然而很多事情如果小时候父母没有教，长大了其实也并不会自然地掌握，我只是被生活催着被迫快速地学会。
直到要上大学了，宿舍和学校分居两地，我才不得不鼓起勇气学习骑车。
花了几天时间我总算是学会了匀速行驶和拐弯，不过仍然不敢独自上路，于是我爸就带着我到处骑车兜风。
记不清楚到底是走了一条怎样的路回到那里。猫儿山附近已经荒凉得几乎没有人，只能见到匆忙飞驰在318国道上的汽车。这里剩下的只有厚重的灰尘和一闪而过的尾气，没有谁还会在此停留。
西塘河边那条通往最后的村庄的路破败得吓人，每隔不远的距离，路面上就有一个大坑，坑里按照越往圆心越细小的原则排列着大大小小的碎块，破碎的路面展示出一副被人遗忘而年久失修的模样。
我仍然能够回忆起姐姐在尚未破碎的路上骑着车带着我。她和我说那座神神秘秘的别墅里发生的故事，有怎样海归回来的主人，主人又怎样离奇地消失，别墅又怎样被流浪汉和工人们挂着碎花布窗帘占领。我们就咬着从不远处产业园里买来的酱香饼，亦真亦假连编带猜地对村口的废弃别墅展开一通幻想。也或许这是我想象出来编给她听的故事，我总是想到了就抓着我姐大谈一通胡编的奇闻异事，讲完以后连自己也记不清楚这故事是她讲给我的还是我讲给她的。
过去那条路两侧是整整齐齐的香樟树和小树林，香樟大概栽了也不是很久，像棒棒糖似的一根根松散地杵在地上——完全没有履行行道树遮阳的职责。现在香樟树已经被不知道名字的藤蔓密密麻麻地缠上了，藤蔓像黏腻的长发一样以一种很厚重的方式耷拉在树的枝叶上，几乎完全遮盖住了里面那些快被吞进去的树。
地面的空间见缝插针地长着一枝黄花。大多数时候我都觉得植物是非常讨人喜欢的，包括寄生的藤蔓我也觉得它有时候还挺像绿色的毯子，即使看起来它们打算把下面裹着的树生吞活剥，也别具一番野性的美感。但我实在是讨厌一枝黄花。
它不那么猖獗的时候只是高高的杂草，零星的几棵在角落里随便凑合着生活，应着季节开几串黄色小花。可是它在荒芜的地方长成片的时候，这里就见不到其它杂草了，只有密度极高的一枝黄花在互相你死我活地争夺养分。太高大的一枝黄花会把下段的叶子凋谢，就像是根茎腐烂了，但上段的叶子和花还是茁壮并无端地继续向上伸长。
植被茂密的深山老林或是错落丛生着绿色生物的雨林都仅仅让人感觉到神秘和生机。而一枝黄花那种独有的令人不适的荒芜是其他任何植物都做不到的。
小时候我在书上读到一枝黄花，还以为它是我们摸螺蛳时候在河边见到的油亮黄色小花。那时候我想，它看起来也没什么入侵物种的模样。现在我知道了，黄色油亮小花其实是某种毛茛。现在真正的一枝黄花在河边代替了它。油亮的毛茛和一切过去我们流离而居的地方一样，是昨日一枝黄花。
越是往路的深处走，藤蔓就越厚重，路面也碎得越来越多。偶尔有几辆大卡车经过，窄窄的小路上那些车和我几乎是擦着掠过去的。
村子里的空气本就掺杂着尘土，拆迁留下的废墟散落出更多的尘土，来往着的车轮里也卷着尘土。简直不像是那些文人故事里湿润温婉的苏州。
已经找不到西塘河边那条进入村子的小路了，我们就一路沿着河往前骑。
漫长的路上循环播放藤蔓、香樟、西塘河水，窄而破碎的公路，偶尔疾驰的卡车。
我爸看着这些循环播放的风景，眯起眼睛怀念过去，煽情地问我记不记得小时候在这儿的那些事。
他没有工作以后就变得容易多愁善感，也有可能是他原本就多愁善感，只是年轻一些的时候忙着劳动和玩，没有机会经常展现这些。否则我妈这样一个喜欢在小本子上摘抄现代诗的文艺女青年，怎么会愿意跟他恋爱呢。
我当然记得那些事，我记得很多很多的事。我记得夏天在西塘河边摸螺蛳，记得春天树林里的野菜，柳枝上的芽苞像雕刻着格子的小纺锤，记得零八年的雪地里姐姐穿着鹅黄色衣服拍照，记得甜汤里脆生生的山药——我敢说我记得很多我爸都不记得的事情。但我永远羞于承认我在乎这么多支零破碎的东西。
好像只有不记得才显得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才显得我不是一个困在时间里的人。
——“好像是有那么回事。”我就这样回答他。
ALEXEA 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