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爸爸去上海来不及赶回,我就理所当然地睡到了妈妈的大床上。电视太无聊,我和妈妈就闲聊了起来,不知不觉中妈妈聊起了她小时候的故事。
大概在妈妈四五岁吧,姥姥为妈妈做了一双新鞋,又白又结实的鞋底,鞋面是红色的,上面还绣着一些花鸟,妈妈十分喜欢,舍不得弄脏了,所以她搬了一张凳子坐在上面,整整坐了半天。当姥姥回来的时候,发现她坐着没动吃惊地问:“娟娟,你为什么不出去玩呢?”妈妈说:“我舍不得弄脏鞋子呀!”姥姥说:“你这个小姑娘,鞋子穿着本来就是要在地上走的,总是要弄脏的嘛,出去玩吧。”这时,妈妈才极不情愿地站起来,小心翼翼地走,她走一步,就翻起脚底来看一下,走两步就看两下,害得姥姥“哈哈”大笑,笑出了眼泪。这时,我听得捧腹大笑了起来,妈妈也“嘿嘿”地笑了。
妈妈还说,她小时候经常会到舅舅(也就是我的舅公)家去玩,舅公家邻居的儿子是个邋遢的男孩儿,经常玩泥土,妈妈是个爱干净的人,所以很讨厌他,每次那个男孩来和妈妈玩的时候,妈妈总会拒他于千里之外,双手摇得像拨浪鼓:“诶诶诶,千万别过来,千万别过来!!”。呵!那个男孩竟然就是我好朋友钱怡婷的爸爸。
有一件事,妈妈至今还是耿耿于怀。她小时候有一本新书在过春节的时候被亲戚家的一位小朋友拿走了。“那本书还是崭新的呢!我还没看过瘾,就被偷了,哎,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书上画有一个农民伯伯,他正在插秧,秧苗绿油油的,美极了!可惜就是被他们偷了。要知道,以前没有书看的,要有书也是黑白的,这本彩色书我是爱不释手,而且,还是我爸爸在上海买的,所以我十分珍惜。”妈妈一脸遗憾地说着,她完全沉浸在儿时的回忆中,我也怜爱地看着有点伤心的妈妈。
沉默了片刻,妈妈又说起了小时候吃杨梅的事。以前乡下一般买不到水果,那是我姥爷去上海装氨水顺便带回来的。妈妈回忆起了儿时的事情:妈妈小时候,农田里缺肥,每年总有一批生产队的顶梁柱出船装氨水为农田积肥,那氨水怪味熏天,呆在船上那可不是什么好滋味!再说每天在风浪里颠簸,没有过硬的架船技术和强健的体魄是想都不敢想的,姥爷是当时生产队里最壮实的劳动力,那种在风浪里跌爬的活他几乎是年年参加的,当然可以多得几个工钱补贴补贴家里的生活。妈妈记得姥爷出船回来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一篮子杨梅。那是熟透了的杨梅又大又圆,红里透紫,紫里发黑,可甜啦!煤油灯下,妈妈他们母女三人围着那杨梅篮子,边挑边吃,每次挑选总是挑最黑最大的,吃得嘴里流出了那红黑的汁水,吃得染红了牙齿。那是妈妈有生以来吃过的最甜的杨梅,这时,妈妈的口水已从嘴角里偷偷得流出来了,我“哈哈”大笑了起来,妈妈也“呵呵”地笑了起来。
妈妈还讲起了她小时候一家人关于吃肉的趣事。妈妈说,那个时候,她家饭桌上的菜一般只是些咸菜、咸萝卜,难得吃些鱼肉,鱼是外公自己在河里抓的,吃肉,那是很奢侈的享受了。妈妈说,外公喜欢吃肉,只要上集市买肉,他就不会吝啬口袋里那几张有限的钞票,总会买一些带肥夹精的猪肉。回家后,就会烹制成一大沙锅的块肉,烹制方法十分简单,只是把买来的一大块肉放进锅里,再灌入没顶的水,咕噜噜地煮一阵子,捞起切成一块块的端上餐桌就了事了。吃饭时,四五双筷子就齐刷刷地伸向那盛肉的砂锅,特别是我的外公,夹了一块又一块,可是我妈妈发现,我姥姥却难得把筷子伸向那砂锅。妈妈的一席话,让我了解了她儿时那个年代的生活情况,激起了我珍惜现在美好生活的情怀。
妈妈还跟我讲起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外公挨批的情景,(当然那也是姥姥讲给她听的)一向忠厚老实,抚贫济困的外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却被村上的“无产阶级革命积极分子”揪出来,成为他们斗争的“阶级敌人”。外公胸前挂着写有莫须有罪状的大字木牌,低头,恭恭敬敬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站就是半天,姥姥看不过去,还上前跟他们评理,可当初大家都头脑发热,哪里听得进理儿。妈妈说,姥姥感到最痛心的是那几个“革命积极分子”竟然是外公甚至是外公的老爸热心帮助过救济过的家庭的“热血青年”。“世上竟有如此忘恩负义之辈!”我气愤地说。妈妈说,这也不能全怪他们,那个年代就是这个德性,颠倒黑白,还有些中央领导同志像刘少奇、彭德怀等被打倒,有的甚至含冤而死,当时读书人被称为“臭老九”,学生不读书,知识分子挨批的现象比比皆是。妈妈的这些话,让我这个生活在阳光里的孩子依稀感觉到了政治的无情,社会的复杂,让我模模糊糊地了解了“文革”那个时代。
……
妈妈的声音越来越模糊,不知不觉中我已进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