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暑假里，我看了一本书，它的名字就叫做《树叶的香味》。这本书是十七个大故事和七十二个小故事组成的。虽然这本书有这么多的故事，但是我只用十天就看完了。为是么这么快呢？因为，它太吸引人了。
这一本书是方卫平主编的，也是方卫平选评的。这本书是自2001年方卫平用整整一年的时间主编的。祖籍湖南省湘潭县。1961年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1977年考入宁波师范学院中文系读本科，1984年考入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1987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工作，1988年任讲师，1994年任教授；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为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人文学院儿童文学系主任；并任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大型学术丛刊《中国儿童文化》主编、《中国儿童文学》编委、意大利《教育史与儿童文学》
这个故事最精彩，最感人的片段还是非《父亲和作业本》：我老家在甘肃天水的一个小山沟里，小时候家里很穷。我上小学一二年级时，父亲对作业本的控制就非常严格，一学期只给32开的两个小本本，并立下规定，这本是交给老师看的，平时只能在院子里的空地上写字，他为此还给了我许多小竹棍；就连两个小本上如何写字，父亲都规定得细细的，一页要分成三十行，一行得写三十个字，正面写完还得从背面再写。对这些规定我没什么可说的，知道家里每年为几个小本本而发愁。父亲一字不识，但会数数，过几个晚上，父亲坐在炕头点着油灯，翻开我的作业本，一个字一个字地数，从左向右数到三十，再从上到下数到三十，最后还得一页页地数，看掉页了没有。每次数完，父亲总是拍着我的背直夸：“我的娃，没费，没费。” 当我到小学三年级时，家里的负担又重了一筹，我的作业本增加到了三本。一件不愉快的事也就发生在这新增加的作文本上。一天晚上，我趴在炕头的煤油灯下写作文，正写着起劲时，旁边的父亲突然朝我大吼起来：“娃———你怎么学坏了，瞎眼了？”他那粗糙的手指已经按在作文本的两个空字处。我明白父亲的意思，立即分辩道：“老师说的，一段话的开头就要空两个字。”父亲不容置辩，他顺手拿起作文本往上一翻，正好翻到作文的最开头，两个字的作文题目竟占了一行！父亲被我的“浪费”激怒了，还没等我进一步解释，我的头梆梆两下，第三下打过来时，煤油灯翻了，屋里立刻漆黑一片。黑夜里，母亲的劝阻声，父亲的叫骂声，我的哭泣声和一股浓浓的煤油味搅和在一起，糟得很。母亲摸火柴摸不着，记得那晚上我是在父亲的骂声中哭哭啼啼地和衣睡着的。两个小本本一时中断也是常有的事。记得一年秋季开学已一个星期，我的作业本还没有着落。一天早晨，父亲挑着两大捆荞麦秆到二十里外的县城给我换写字本去了。晚上黄昏时候，我迎在父亲归来的路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远处现出三个摇摇晃晃的黑影，而中间那个瘦小的黑影确是父亲的模样，我料定两捆荞麦秆没卖成又挑了回来！我急忙赶上前去，父亲看了看我，极难为情地说：“今个荞麦秆没人要，天又晚了，就挑了回来。”第二天一大早，当我醒来时，家里空无一人，父亲和母亲又挑着两大担荞麦秆上县城赶集去了。父亲对本本的充分利用还体现在两次“回收”上。头一次是把我用铅笔写过的作业收过去，再让上中学的哥哥用钢笔水写一遍；等哥哥写完再收过去归自己“享用”。父亲“享用”本子如同村里大多数家长一样，简单原始。父亲将一张张小纸切割成一叠叠小条，烟瘾袭来，他便拿出一小纸条卷一根旱烟吧嗒吧嗒抽起来。抽旱烟是父亲一天最高兴的时候，每当此时，我就围着父亲扑打他吐出的一个个烟圈儿。也就在这时，父亲那苍老的面孔上才堆积出一片笑容。往后，贫困有增无减。当我上五年级时，贫困终于把父亲撵出了村子。那年秋天的一个上午，父亲怀里揣着一个洋瓷大碗，胳膊夹着一件破棉大袄到省城卖苦力去了。三个月后，父亲背着个大布包回来了。一抖，布包里出来许多大小不一的本子，本子都已经写过。父亲说，城里人有钱，本子背面都不写，自己就捡了回来。这些被扔弃的本子，我又写了两年一直供我写到初中二年级再后来，贫困把我从校园里撵出来。那年我16岁，读了三个月的高一。不读书便是农民。当我跟着父亲奔波在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父亲和作业本的故事也就结束了。
读完这一个故事以后，我深深的体会到了穷人的不易，富人的浪费。以后我们要少浪费，多节约！
羽晴梦 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