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是中国的幻象，郭敬明是中国的真相。
代笔门事件之后，韩寒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韩寒，但小四一直还是那个小四。代笔门之前，韩寒战无不胜，绝无对手。但方舟子的一次指控，虽然没有直接证据，却用逻辑链的方式让韩寒第一次遭遇信任危机。从那开始，韩寒的阵脚开始全部混乱。 这部电影就是如此。 一直以来，韩寒是一个单打独斗的英雄，独自与一架庞大的机器作战。他的痞子英雄基调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但是，他却选择了把自己纳入电影工业。这是一个需要多人团队配合，需要与资本对接、谈判，混杂着坚持与妥协的艺术，或者更直接地讲，它更多的是一种妥协和遗憾的艺术。电影不同于写作，它耗费太多精力与物力，无论导演或者编剧，只是整个环节上的一颗螺丝钉。当韩寒变成一颗螺丝钉，他的意义就被消解了。 按照韩寒的审美，他不可能完全偏向于大多数普通底层观众的一边，只寻找俊男美女插科打诨，他要让自己的电影具备某种意义感。从这一点来讲，他就已经输定了。对于中国电影的看法历来分裂。评论和票房各执一词，水火两边。这主要是因为精英在发言，屌丝在消费。但票房是由真金白银发声的，韩寒不可能收获那些人民币的投票。但小四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做到这一点。在这个夏天，韩寒亲手把自己送进了小四挖出的一个大坑——虽然后者都无意让他跳进来。 韩寒与小四其实就是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的一币两面。韩寒出生在上海，虽然是郊区，但他也是大城土著，而小四生长在自贡，他就是个小城青年。当韩寒把上海的高楼大厦当作理所当然的背景，都不屑于去谈论的时候，小四还在拼尽全力向上海进发。这是他们各自的出身，谁都不可逾越。从此之后，他们各自的精神谱系和三观就都被框定在这个基因之下了。当他们二人成名之后，中国人的一切焦虑、愤懑、希冀、绝望和争议都被浇筑在他们身上。他们不再是自己，而成为了人们想象出的两座塔标。公众对于他们寄予了不切实际的希望也给出了完全不着边际的批判。 对于韩寒来说，上海的一切天经地义，但对于小四来讲，进入上海无异于一次“文化休克”。郭敬明初入上海时遭遇的语言障碍和与同学之间的疏离，他本能地将其放大成一种文化和经济歧视。这直接造成了他的凤凰男气质，必须要成功，用最绚丽的成功符号证明自己的存在感。这是一种悲壮的逆袭。但此时的韩寒还沉溺于对学校体制的不屑和玩玩闹闹之中，对于未来，他没有“一定要争气”的小城气质，一切都风轻云淡。 如果不是后来的博客时代，两个人的喧闹程度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两人公共言论的话语方式以及各自公共形象的建构，让他们产生了奇观式的差异性。其实，客观地讲，韩寒和小四都是标准的享乐主义者。这个时代出生的人大都如此，这并非他们的对与错，而是无从选择。1989年之后，zhong gong政quan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对消费主义的倡导之上的，这不但能对外显示gong chan党的某种改良主义开放作风，而且对于物欲的鼓动和肉身的享乐，某种程度上可以推迟精神上的启蒙可能和政治上的危险。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必然有着这样的取向。但韩寒和小四却用不同的方式包装了各自的享乐主义风格。 韩寒一直把自己打扮成雄性动物，不掩饰但不下流地泡妞、狂热地热爱赛车，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风流的、个性的、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不屑一顾的侠客形象。而与他相对的，小四一直以一种阴性的形象出现。他不嚣张、不指摘，毫无攻击性，用感性的文字表达青少年特有的忧伤。他们的公共形象构建得如此分明，从此开始吸引了不同的消费者。他们都应该感谢对方，各自无意中成就了中国文化领域的蓝海战略而不是针对同样的受众相互厮杀。 从批评白烨开始，韩寒以特有的狂妄无意中塑造了一个整体主义的敌人——传统和体制，日后，他主动、有意识地把这个敌人明确化，尤其是体制。韩寒的发迹，是从对文学界内部开刀，然后逐步走向更广阔的公共批评领域的。就在韩寒对于文学传统的把持者以及更广阔的体制进行公开叫骂的时候，终于有钱整容后的小四却开始以顺从的姿势表达着自己对于前辈的敬重。无论与黄永玉的撒娇式采访还是加入作协，郭敬明都显露了一个典型的“中国晚辈”形象，即使他的装束过于妖娆，但他的精神内里却显得无比传统。 如果韩寒是匕首与投枪，那么小四就是冰激凌与蜜糖。这足以搅动起整个知识界对于两人态度的分化。韩寒与小四绝妙地成为了一批“价值观想象共同体”的完美代言人。韩寒成为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幻想中的希望，反权威、反建制、独立、批判，是射向jiquan的一颗子弹；而小四，则成为小城青年的楷模，他构建出的世界成为了消费主义者们的终极梦想，与此同时，小四被知识分子描述为软弱、顺从、只知享乐的臣民。在一个时段之内，韩寒是喧嚣的胜利者，虽然他并没有赚到太多真金白银，但他赢得了无法变现的名声，而小四是个沉默的失败者，即使他闷声发大财，但他成为了委屈的孩子。 韩寒与小四的不同选择有各自的性格原因，也有着不可逾越的出身框定。小城青年郭敬明选择了最本能和最不会出错的的谨小慎微和不树敌政策。这几乎是他当时为数不多的可选择战略。他当时还没那么成功，还没有更多的资源供他挑挑拣拣，他还需要顾及他人。多年之后，这一切都开始变化，甚至，反转。 中国的一切都瞬息万变。喧嚣不久之后，有些微妙的变化开始了。实体世界中，创业者开始显露战绩；网络世界中，官方对于批评者的纵容即将告一段落。一直在单打独斗中持续获胜的韩寒仍在自己的轨道上前进，而郭敬明已经开始组建了团队，向企业家的身份进军。后来，韩寒也组建了公司，偶尔谈论着资本、盈利和年会的话题，变得像个羞涩的老板。他似乎永远也无法像郭敬明那样正大光明、带着志在必得的语气去谈论金钱与公司。 那年春节前后，韩寒突然遭遇了方舟子的质询。然后他开始一边抵抗一边乱着阵脚。但此时的郭敬明一边稳定推进着生意，一边对曾经无数次嘲讽他的韩寒默不作声。在习惯于吹捧奉承和落井下石的中国，这一次，郭敬明由沉默而流露出的教养让某些人大为震惊。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郭敬明其实一直如此。他从未公开指责或者嘲讽过任何一个人，最高调的反抗也不过是针对韩寒说他与郭敬明“男女有别”之后，做出了一点点不屑。没有人知道，韩寒是否会默默地想过这个细节。韩寒曾经的一些批判，精准而锐利，但另一些却仍然也有着缺乏教养的一面。他身上仍有着他自己批判的气质和特性，无处逃脱。 在方韩大战结束之后，韩寒向内转向得异常明显，虽然他自己并不承认这一点。但他极少再凑热闹，火力全开的日子一去不返。从受众层面上讲，一直被持续消费的韩寒，方韩大战成为了一次透支的节点。在那之后，一大批粉丝对于韩寒的热情开始退潮。但郭敬明开始了电影的征程。从写作者到出版商再进阶至公司管理者以及如今的导演，郭敬明的线索清晰而稳定，从单线程的自我成就过度到了结合各类社会资源和多重资本的时刻。他过于瘦小，过于时髦，谈论的话题过于自我，所以成年社会很少愿意把企业家这样厚重的名头放在他的头顶，但他真的是一位企业家，成功而干净——除了当年的抄袭丑闻，单纯讲他的生意，那要比中国大多数生意人都来得透明，这是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至少到今天还是这样。 对于郭敬明来说，电影是他的又一顶王冠。他适合这个场域，俊男美女、珠宝华服、商战与爱情、死亡与背叛，郭敬明可以编撰出这样具有视觉美感、嫁接于都市又微微脱离于现实的作品，那是甜品和毒品的混合物，令人迷醉。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横跨娱乐界和资本市场的大鳄，在片场，在一众明星之中，郭敬明才是真正的明星。此时的韩寒却还在方韩大战之后还魂，重新寻找证明自己的方式。很显然，曾经的杂文已经不再能引人注目。微博大v的剿灭、对于舆论控制的收紧都在证明，他曾经赖以生存的土壤发生了变化。更何况，他自己也无法再通过重复过去获得进一步的殊荣。电影，几乎成为了韩寒唯一的选择。但这一步是注定的错误。 韩寒不适于和如此复杂的人际关系，他需要与太多不同的领域发生关系，照顾不同人的情绪，不再能随意发表观点。那个声色犬马的圈子，韩寒既不能表现出全面拥抱的姿势又不能真的表演得像坐怀不乱。而政策对他也毫无利好，相比于事后追惩的出版政策，中国电影有着明确且毫不掩饰的审查制度。阉割从最初就必须开始，而且最终也无法留下多少棱角。而那些必须被舍弃的却正是韩寒所需要的。但郭敬明的电影作品安全、圆滑。虽然，zhong gong zheng quan有着虚假的道德观，声称对过度消费主义持批判态度，但显然那只是一种毛时代的惯性表演式表态。郭敬明是被欢迎的。 韩寒用自己的弱项撞上了郭敬明的强项。但韩寒已无回头路，也不可能有别的选择。要不，他能做什么呢？赛车那样小众的运动难道真的能给他带来持续的名声么？那只不过是只有他自己在意和认真的爱好而已。 对于韩寒来说，他的未来只有两种选择。第一，从言论领域更进一步，然后由言论走向行动，把自己送进监狱，让监狱成就自己。第二，走向平庸。这是个尴尬的悬崖，两边都是不甘。对于第一点来说，成为父亲且一直乐于享受世俗生活的韩寒不可能选择，所以他目前正走在通往第二点的路上。这不仅是韩寒的悲哀，也是中国的悲剧。一个以意见为生，以观点成名的批评者，在当下的中国，注定有着无法突破的天花板，当他撞上，就只能折返、下落或者寻找其他迂回的方向。 现在，已经基本可以判断，韩寒已经不再能找回曾经的荣光，而郭敬明仍在上升。如果不出意外，他将继续拓展自己的尝试领域，比如成为一名设计师，进入时尚领域，比如让自己的公司上市。这到底是谁的胜利，谁的失败的呢？又或者根本就没有胜利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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