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商君书》。
《商君书》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所著。其书共分更法、垦令、农战、去强、说民、开塞、算地、修权等二十六章。战国时期的秦国历代国君正是凭借本书而使秦国强大起来,最终依靠强大的实力吞并六国而统一天下,可见《商君书》所包含的思想威力。
由于此书为文言文,我如果照本宣科干讲,既枯燥无味又无对照,难以将其精髓显现出来,所以我打算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道家、墨家与法家思想来作对比,其中穿插一些《商君书》的思想更容易大家理解。谈到诸子百家不得不谈到道家,实际上我一直都认为法家和儒家都是从道家演变过来的。例如老子的《道德经》中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圣人的治国原则是:排空百姓的心机,填饱百姓的肚子,减弱百姓的竞争意识,增强百姓的筋骨体魄,经常使百姓没有智巧,没有欲望。《商君书》中也说道:“兴国善为国者,官法明,敌不任知虑;上作台,敌民不偷营,则国力抟(tuan)。”与老子的说法大同小异。如果这样看,仿佛道法两家没什么区别,可惜《道德经》中还有下文,“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最终还是与法家之道有差别的,他最终还是回到了道家的核心思想:无为治国。即不妄为,不非为,这是与法家的雷同之处。老子还说:“言善信,政善治”,意思是说话要算数,从政要善于处理政务,就能将国家治理好。老子在这里特别强调个人才能的重要性,与儒家的人治似乎有相通之处,无奈老子还是有后文,“夫唯不争,故无尤”。最终依然是回到了无为而治。所以我认为儒法两家是以道家为根基创造的学说。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将道家、儒家、法家比成一个直角坐标系,道家学说是原点,在此基础上,儒家与法家有可能取道家之精华自成一派,超越道家,成为正数;亦可能取其糟粕,成为负数。基于此,为了判断儒家、法家的优劣,我有必要说一下两家的治国思想。儒家主张礼治,主张恢复井田制、分封制,实际上就是恢复周朝的制度,使历史的车轮倒转,还有那句著名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更是将他拙劣的治国思想暴露无疑,否则为何孔孟周游列国而无人敢用?因为在那个凡有血性必有争心的大争之世,谁用孔孟谁就会亡国。再看法家,法家主张举国同法,法不二出,奖励耕战,务求国家实力增长。《商君书》有云:刑无等级至卿相、将军以至大夫。意思是,不管是王公大臣还是庶民百姓,违法都要给予相同的惩罚,只此一条便强过儒家百倍。儒家还主张:法古无过,循礼无邪,意思是效法古代的法律不会有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一定不会有偏差。而《商君书》中却说: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意思是只要可以使国家富强,对民众有利,就不必沿用旧有的法度。后来韩非在《韩非子》一书中说道: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更是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一个消极守旧,一个积极创新,其优劣不言自明。最后,也是儒家和法家最重要的不同点,便是治国思想的根本。儒家主张人治,就是以个人的智慧去管理国家,而不是靠稳定的体制,这也就导致了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遇明君则兴,遇庸君则衰,遇昏君则亡的现象。而《商君书》中则说:国之所以治者,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意思是国家能够安定的因素有三个,一是法度,二是信用,三是权力。这其中信用和权力都必须在法度的前提下。这便形成了一直沿用至今的依法治国。一个是历朝历代覆灭的根源,一个是经过千年考验沿用至今的铁律,还是那句话,不言自明。
当然,我刚才所说只是在治国方面,并不是将儒家全面否定。但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出:法家是在道家的基础上迈出了一大步,是正数;而儒家则因过于保守而向后退了一步,是负数,这是我最终的结论。
接下来,我们再拿墨家与法家作对比,墨家的宗旨用四个字概括就是“兼爱非攻”,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兼爱”。何为“兼爱”,兼爱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和法家一样,也是与儒家的等级制度针锋相对,而且墨家的这一主张,我认为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前身,如此说来,他比法家的法制还要先进。但很可惜,墨家在发展中一直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治国理念和体系,只是积蓄力量、铲除暴政。于是在几百年的战国时期只是以政侠的身份出现,而法家则不然。《商君书》有云:善为国者,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这是说农耕;又云:圣人之为国者,一赏,一刑,一教。这是说赏刑;再云:破胜党任,节去言谈,任法而治矣。这是说如何制定和使用法律……
由此看出,法家是有一套完整的政治体系的。所以法墨相比,法家更胜一筹。纵观诸子百家可以看出,法家是历史向前发展的探路者,也是我们最应值得尊敬的人。
最后,我以毛泽东对商鞅的评价结束我的演讲,毛泽东说:“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商鞅之法惩奸究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福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商鞅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我想这既是对商君的评价,也是对《商君书》的评价,更是对法家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