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作为一种生长于山野田园之间的、与大地情结深相契合的艺术表现形式，在 “乡恋”(Nostalgia)这一文学主题的发展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世界早期的民谣，在语言上普遍讲求朴素中流露深挚，而于内容则往往托沉重于空灵，不乏影响后世的佳作。但在本世纪，随着流行音乐的产生与现代派诗歌的发展，民谣曾一度被很多人遗忘。公元2003年，一张名为《甜蜜的自由》(Sweet Liberty)的民谣专辑的发行，使得一首原本名不见经的《克雷吉山》红遍世界：而克雷吉山这座原本无人问津的小山，也成功地挽回了行将远逝的民谣之风，并把淡淡的乡恋之情重新地铺展于现代人渐趋麻木的心灵。本文以同样反映平民阶级思乡情结的《诗经·小雅·采薇》等诗篇起笔，比较分析了中外若干民族的“乡恋”文学之共性，同时亦从美学和韵律学两个角度上审视了这种民间文艺形式的兴衰，并提出了保护和发扬它的一些可行的意见与建议。
关键词
民谣(ballad) 乡恋(nostalgia) 《诗经》(The Book of Songs) 凯尔特音乐(Celtic Music) 牧歌(Pastoral)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
一、导论：民谣与“乡关何处”
民谣作为一种与大地情结深相契合的艺术表现形式，在 “乡恋”(Nostalgia)这一亘古不变的文学主题之中，一直都是被人们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板块。
中国涵盖大量民间作品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从本质上来讲就可算是目前现存最早的完整成集的民谣数据——现存的早期民间诗歌在风、雅、颂三部之中，尤以国风为胜。根据历代专家考证，“诗三百”中所有的篇目最初都配有曲谱。[1]这也就可以说明，民谣在中国的历史有近三千年的成文之历史，而且若以《诗》对后世的影响而论，中国历史上叙事诗全部的发展都源自于民谣及其它口头表现艺术的深厚基础——诚如孔子所说，“不学《诗》，无以言”，民间诗歌之中那种无须旋律便有乐感的神韵之美、那种“思无邪”的精神之核心，无疑都是值得我们探讨乃至是欣赏地关注的。
在民谣之中，乡恋与爱情往往是最普遍、却又最富于表现形式的主题。情诗在《诗经》之中集中地出现在国风，尤其是郑、卫风的诗篇之中；而乡恋，则深入到了“雅”的部分。《诗经》最著名的思乡诗乃是《小雅》之中的那篇《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当然，它本来也可以被归为战争（家国）诗的行列，但当我们看到以上这句话的时候，剩下的，却全然是一种沧桑的感怀，以及对土地上人类栖居的渺茫的守望。荷尔德林有诗曰：“人充满劳绩，但还是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作为抒发乡思的一种平凡却不平庸方式，民谣不仅赋予了它鲜活的生命力，更为它千年来在人类精神文明史上的美学地位奠定了超乎平常地位的基础：可以说，当我们摩挲着这经历了岁月无数次沉淀唱词，回想古人在同样的这片大地上生活、劳作、栖息与遨游时，我们所看到的也并不仅仅是干涩的情节与虚无的胸襟，而更多则会受到一种美的影响并产生一种契合美的感受。
但是故乡的情结，究竟只是单纯的思恋，还是复杂的，夹带着泪水与伤痛中对童真年代的怀想？从未有过公开登台经历的北欧独立民谣歌手苏菲珊曼妮(Sophie Zelmani)曾有一首名为《乡恋》的名歌，里面唱道：“乡愁啊，只那么一天就行了(Nostalgia, you're just good for one day)……”意指乡愁引向困惑与忧伤，泛滥的心潮，总让人哀恸难平：本来可以“一苇杭之”的江河，当成为我们心中的桎梏时便成了最高的障碍。我们在鲁迅小说中看到的故乡本来就是在阴郁的笔调下写出的，但在民谣之中，却只有如同珊曼妮那样淡淡的、却总让人止不住悲凉的浅斟低唱：事实上，保留古典时期风格的世界民谣作品，在这点上的共性亦是明显的。
总的来说，民谣中“乡心”的缤纷都不离其综。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先人的吟诵，一道走近民谣的世界，去体会其中乡思的美丽与哀愁吧。
二、探究：中外民谣“乡恋”情结的比较分析
（一）抒情方式：从虚实的心潮到浅尝的唯美
中外民谣中的乡恋之思，虽然读之均有寂寞之中的悠扬与安适之感，但比较其抒情方式，还是有非常显著的区别的。例如，诗经中的名篇《东山》开门见山便写道：“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慆，长也；而这里主人公既然历经久别家乡的征战，对故乡的思咏也就流于外露，例如后句中的“我心西悲”，是多么自由而深挚的表达！当我们阅读这样的诗句时，感情色彩是诗章本身所既定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思乡之诗篇中，叙事可能仅仅扮演一个引入性质的角色——比较于现实主义的叙事，它们大多重在带有明显的感情侧重的回忆，抑或是基于主人公印象基础的遐想。但在西方，这种感触却较为纯粹地来源于音乐本身，或者说是来源于叙事诗中的情节铺垫与语言技巧的运用。
同为引发故国之思的段落，我们各举一例为证：
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
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
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
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
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惨郁郁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戚。
——《九章·哀郢》屈原
临别怀我土，去路慆且长。遥怜赤子心，意归鸟无巢。
悠悠微风岸，萋萋滩上草。家门有勇士，倾城万古曌。
幽谷生翠幕，沧海沃蓝烟。敢以身死赴，故园难相告。
彼美浪中游，新居佳酿造。目望凄凉门，贫守乡水绕。
赶鸡栖于埘，残梦畏新晓。到底意难平，荷锄悲吾乡！
——《游子吟别》爱尔兰民歌[2]
当然，笔者觉得把屈原的作品当作民歌列出，确实有屈才的嫌疑，划分也不够合理。但是综观战国以后，尤其是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的家园诗（以及真正发展的思乡诗），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朴素而深沉的基调就更难于以它最原本的风貌展现出来了。汉末蔡琰曾有《悲愤诗》，但反映的矛盾却更大程度上是作者内心的历程与控诉，因此，作为一个广袤的乡恋主题，“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才是更具有共性的中国式表达方式，即扩张情绪的、以感染力取胜的“乡愁”之思。而后者，原为不受拘束的自由体民歌，以古诗的格式译出，我们依然能看到它绵延的故事情节与似乎架空在文字之上的淡淡的忧伤——主人公为了逃避资产阶级的压迫、追求自由国度里的生活而背井离乡，却不禁在异地回忆起了故乡美丽的往事……叙事是篇章的主旋律，情感全部附在其中，这便是骨肉相融的北欧民谣。
那么，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区别呢？
究其原因，叙事与音乐性的缺失与中国古代音乐的限定性是分不开的。在古代中国，乐乃是礼制的一个部分，与平民阶层的生活需求层次是无法产生交集的；另一方面，由于《诗经》经受官方的采编，可能也在一方面抑制了其自由的发展——并最后衍生出了一定程度上的格律体系。而在西方，作为一种讽喻性非常强的艺术表现形式，也作为农业及下层社会中主要的流行产物，民谣本身带有的歌者之观点少之又少：以讥刺、批驳宗教争端的《There were Roses》为例，作词者把深刻的悲恸与愤慨潜移默化地根植在听众的心中，但在语言的表述上，却有如清风般恬淡写意，旋律感极强（事实上，如果撇开思想情结与艺术创新，个人以为，英诗之美艳还是在于民谣）。思乡主题也是一样，往往在行间觅不到直接的悲喜，却可以通过诵读与吟唱达到read between lines[3]的效果。
（二）美学价值：乐的慰藉，诗的永恒
标题的这句话，应当是不需要民谣去证明的；但是作为一个例子，民谣却是最被人们所广泛接受一种美的展现形式：简单地说，它具有高度的浓缩性，而且在表现这一特定主题的时候，更成就了民间艺术在美学史上的一项突破性的进展。钟敬文先生有一篇散文叫做《为了民谣的旅行》，写得也是这般兴味：事实上，这门如今似乎已经与我们渐行渐远的朴素而挚真的艺术，假使能够获得重拾，将为我们还原的，也不仅仅是思恋着故乡的远笛与钟声——而更将涵盖着整个土地的文明，爱与生命，还原人性中最纯美的瞬间与永恒了。
无论是从叙述者还是亲历者的角度上看，“乡恋”情结都是民谣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如果说民谣中的爱情如同玫瑰上的晶莹的露水，那么乡恋就是托起人们感怀的美丽的花盏。这就好像歌者立于土地而歌，它的荣誉与梦想等的一切都是乡土的赠予一样；民歌的美学价值即在于它的原初性，即所有艺术来源于自然，而自然最原本的姿态到了人类的口中，首先化为的就是民谣：因而，民谣本身就是富于诗性的。[4] 即便青春、诗、爱情，都属于人类抒情态度的表达方式，它们也只是处于这种诗之下的具象形态。这样看来，置民谣的美学意义于诗歌和其它形式的文学之下，都是并不公平的。
英国广播公司(BBC)曾在几年前采访过爱尔兰著名的民谣歌手卡拉迪仑(Cara Dillon)，她在那期节目说道：“民谣就是心的热情，就是人们的胸怀……”那是一种单一的，但却永不让人生厌的主题：流浪一般的放牧，移民美洲，拨弄着竖琴的亚麻色头发的少女，一切与生命中的乡思有关联的东西。它是具有不朽性的一种只可能被暂时尘封、却逃不出我们的灵魂的情思的产物！散文家韩少功曾经说过，“美从来就是悲的”：诚如此言[5]，如果再从反面推证，那么人类原初的共同的悲伤，也应当具有一种强大的美学意义。而实际上，民谣除却其语言艺术上的美感，在音乐的发展进程中亦发挥着值得关注的作用。如果说宫廷音乐在西方古典乐派的发展史上有着中流砥柱般的支持效果的话，那么民谣对后来各种形式的音乐的丰富与发展，无疑开了一个好头。
存在既片面承认了合理性，那么既然出于一种良性的存在，民谣本身所流露出的乡思情绪也就具备了较为肯定的美学之价值。而综观其个例，这种观点的确证也就便得更加简单了。
（三）乡思何处：传统的往复还是归去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毛诗序》
人说“诗言志”，诗者，“言”、“寺（古通‘志’）”之合也；志，情之所向也。所以说，情感趋向决定诗颂的内容，于口头化的民歌来讲，亦是如此。作为民谣历史最为悠久的、几乎可算是东方民歌之发源的中国，如今所面临的传统民歌的发展空白，事实上也正说明了我们取向上对古老价值的淡忘乃至是抛弃。古人曾评说道：“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6]然而，这里看来，倒不像是“止乎礼”，而是止于一种审美的疲倦与内心的荒凉了。
对于现代人，漂泊的意识往往要强于对故乡本身的眷恋，流露于文字，便也只是浮于皮肉地小谈一些乡情——言之而过，于“嗟之叹之”已经不够，何况是咏歌呢？因此，谈到民谣的起兴与衰落，无异于将整个社会的趋向综而览之：我们注意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欧美地区的“民谣复兴”现象时，就不难关注到当时社会阶级之间人们所共同萌发的困惑与对原初家国观念的回望。而适时浮动的这一观念，有一重要的表征便在于这一时期大众艺术的发展。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是带有上层阶级色彩的一个思潮的历史划分，那么“民谣复兴”无疑已不再只是某些人的“独醒”，而是强调集体概念的某种意识形而下的流露。但遗憾的是，这股复兴的风潮抵达中国的时候，却吹得软弱无力了：我们唯一听到的声音是校园民谣，然而它却随着那一代人的老去而成了一个朦胧的回忆，究其原因，就是它没有真正将根须扎到土壤深处有民族共性的地方。
联合国设立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名录，但却不能够大而化之地将所有关乎这门艺术的人和传统本身保留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除了西、北欧现在仍拥有大量实验民谣乐队、音乐人之外，真正创造并在最早的时候发扬了民谣音乐的中国的人们，却已在遗忘乡村与平淡的故土上的生活的同时，也抛弃了这种单纯且悠长的抒情方式。那么，我们的乡恋情结与它所缔造的胜于史诗的美丽画卷，究竟还会不会在我们对故土往复不去的思念里重圆呢？笔者的观点是，只有保留我们内心的那种共性，并继续地支持这种艺术形式的生存，这样的思潮才可能有它再现于中国的可能。于其根本来讲，这种可能是限定性的——但却也包含着无限的变化：
假使我们终将面临的是一种无声的归去，那么在这时再哀叹民谣之死亦不晚。只是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是它重新站上舞台，看到风笛里飘出的浓浓的思念，和少女眼中倾泻的远方的哀愁：看到土地的印记，再一次在“所有人的”艺术里复活。
三、结语
2003年发行、直到前几年才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的爱尔兰民谣唱片Sweet Liberty是作者对民谣最初的印象之来源——“乡愁（家园）”、“爱情”，简直可以说就是民谣之中亘古不变的两大主题。而乡恋的情结，于民谣来说又是其独立发展的唯一标志。可以说两者之间的关系之紧密，已经达到不得不同时关注的程度了。中外有关“乡思”的民谣，不仅在主要创作时期、听众背景与创作手法上大不相同，而且单论其形式之变与美学价值的侧重，便可以发现许多值得玩味的区别：但从最原初的目光去审视它们的时候，我们却看到了人类精神中的一种强大的共性：那种与生俱来的生活方式之中蕴涵的忧愁，与我们对故园的一种十分基础性的依恋与崇拜。而当这种情绪消失，美变也成为一种枯燥而无用的、浮于表面的东西，民歌的末日穷途也自然就不再遥远。
对“民谣复兴”的探讨可以说也是对现当代文化趋向的一种研究与分析。但这种分析，由于之前很少被人们列入文字的探讨之中，所以作者参考的他人的观点相对也较为局限：不过，从方向性上来看，将它归因于社会情绪的整体取向，并指出这一情结的回复重在保存、重在延续，终究也不算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乡思的美丽与哀愁，往往不是一个无病呻吟的民族所能体会的；而给予我们无限智慧与审美意识的先民们，也只有依靠我们，才能够保存这些亦悲亦喜的有关家园的心路，并遗留万世不朽的社会精神文明给今后的子孙。那首Nostalgia中的话，倘若加之于整个世界，或许也该被辨证地看待吧！
对于一个人，乡愁可能只是一时的感怀为绝美；但对于这个世界，我们却惊叹于它的不朽与绵长！
参考文献
1、夏传才。《诗经讲座》。 2007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徐磊。《一人独洒一江愁： 楚辞的美丽读法》。2007年。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3、Chinese Cara Dillon Fan Site. Caradillon.cn
4、米兰·昆德拉。 《生活在别处》。 2004年。 上海译文出版社。
[1] 《论语·子罕》：“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又，《史记·孔子世家》载“三五百篇，孔子皆弦歌之”，说明春秋晚期其乐谱还可以悉数找到，只是后代佚散。左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这里就不再列举了。
[2] 为本文作者自行翻译，原词是英文写成的，题名叫作《The Emigrant's Farewell》。
[3] Read between lines，英语习惯表达，即“体味言外之意”。
[4] 在这里“诗性”遵循意大利人维柯的表述：即人类原初状态时所具有的思维方式就是“诗性智慧”，每个人在事实上都是天生的诗人。这一观点曾被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他的代表作《生活在别处》中引用过，因而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5] 详见韩少功散文《我心归去》，江苏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必修一》。
[6] 语出《毛诗序》。
***郑重申明 本文版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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