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像海浪侵蚀礁石那样，坚持不懈地冲刷着人们的记忆。尽管如此，我心中那片净土却永远保留着他鲜明的印记。
——Forward.
他是个哑巴，是我的邻居。在我的记忆中，他永远是那副样子，头发蓬乱如一丛野草，蜡黄的脸上镶嵌着两只深陷的，时常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面射出的光黯淡、怅惘，瘦削的身体被那褪成灰白色的满是补丁的衣裤，越发映衬地寒酸、可怜。只有在冬天的时候，他才穿上一双破了洞的鞋子，而春秋两季，他永远是穿着自己编制的草鞋。
那些回忆已经过去六年了，但我却永生不能忘怀。
当我很小的时候，奶奶就时常指着他对我叙说，“这真是活受罪哟！可惜了的一个孩子，命苦啊！……”而我心中却只有恐惧，不能领会奶奶的意思。
我和他的小妹年龄相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我长到六七岁时，才慢慢懂得了奶奶的话。
他们家兄妹六个，父亲很早就谢世了，母亲因极度悲痛而落下病灶，四弟体弱多病，老五老六年纪尚小，老二能做些苦力，却又报名参了军。在那艰苦的岁月，一天的工分就值几分钱，遇到“丰年”也只两三毛钱，一个人要养活一家老小，谈何容易。
哑巴在家里种了很多菜。农家的地是到处都可以耕种，而每户农民的庭院，往往有一亩或两三亩大小。他在院子里种了茄子、黄瓜，四面的篱笆墙上，种了倭瓜、豆角。倭瓜是那时人们的爱物，可以充饥，可以当菜。每天夜里，当别人都在出了一天工开始休息时，他就用压水机浇菜。那吱吱哑哑的声音，沉重而缓慢，似乎在讲述着一见古老的，永远也叙述不完的故事。
哑巴永远是最勤劳的。按队里规定，每天早上出工，到上午10点，可以算一个工，然后可以回家。而他永远是早晨出工，直到正午才回家，为的是多挣半个工。他饲养牲口，管牲口棚，拾粪，样样全干。农人们虽然贫苦，但心却都是善良的。全队人一致让队长给他记两个人的工分。
我们渐渐长大了，开始淘气，像别的小孩一样，贪嘴。家里没有，队里就成了我们的攻击目标。一次，我拉着他家老小去玩，禁不住地里西瓜的诱惑，偷摘了一个。当我俩正在路边得意地分吃时，一声沉闷的吱呀声吓住了我们，哑巴正站在坑沿上，布满血丝的双眼瞪得圆滚滚的，冲我们愤怒地叫喊，我们吓呆了。
队员们都走了过来，队长也来了。望着这么多的人，我和老小都吓哭了。哑巴比比划划，我明白，那是在说，我们偷了队里的东西，该打。队长望望哑巴，瞅瞅缩成一团的我们，竟然止不住流下了热泪。“嘿！我这个队长是怎么当的哟，连饭都让大家伙儿吃不饱，我对不起老街坊们啊！……”那些队员也低下了头，默默地走开了，只有哑巴，木然地伫立在那儿，咿咿呀呀地低语着，是哀怨？是悲苦？只有他自己能明白。
春天来了，春风化开了封动多年的土地，吹绽了五彩的野花。树木舒展开蜷曲多日的枝条，鸟儿放开缄默许久的歌喉，享受这春的恩赐。七九河开，伴着春风阵阵，阳光缕缕，冰冷的寒意也被吹散了，凝固的心也被蒸融了。
队员们喜气洋洋，大家都要放开手脚，补回这十来年的损失。人们正忙着往稻地里运粪。张老头儿赶着大黑骡子，抽着响鞭儿过来了，我们跟在车后面跑啊，跑啊，追逐笑闹着。“别急，今年有你们大米白面吃！”老头儿笑眯眯的。
忽然，那大黑骡子疯也似的又踢又蹦，一下把张老头儿从车上撇下来，骡子拉着车向前猛窜，老头子拽着缰绳也不敢撒手，被拖着往前滚，可一松手，必是让车从身上轧过去。
“哇呀……”一阵低沉的叫喝，伴着一个消瘦的身影出现在前面。哑巴！是哑巴！你不要命了？！就在这时，哑巴迎着骡子冲过去，骡子受到了惊吓，顿了一下，老头子一滚，爬了出来。可谁知，那骡子竟然一蹄子，踢到了哑巴的胸口上，拉着车从他身上轧过去，狂奔下去。
当队员们都围过来时，哑巴已经吐了一大滩血。张老头儿在一旁攥着被摔断的右臂，拖着哭腔喊了起来——“哑巴，哑巴！哑巴，你醒醒啊！我老不死的对不住你啊！……”
哑巴使出吃奶的劲儿吃力地睁开眼睛，想说什么，却又吐了一大口血。老小在一旁嚎啕大哭。他望了望老小，模模糊糊地说了几句什么，抽搐了一下，不动弹了。那满是血丝的眼睛，怅望着已经不属于他的天空，目光依然如旧，黯淡、怅惘，嘴巴微张着，似乎有没有说出的话，想说出来，却终究无法说出。
冷清清的荒野中，多了一座孤零零的新坟。
“命苦啊！”奶奶这样说。
“可怜，才二十二。”有人说。
我愣住了，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我一直以为他够四十了。
“多孝顺的孩子，让兄弟们吃好喝好，自己吃草根，吃稻糠……”
“唉，这孩子一去，我这孤老婆子，谁给挑水吃呢？”
……
六年过去了，而那双眼睛，那微张的嘴，却时常浮现在我脑子里。我熟悉他，而又敬畏他，他也许是个典型的封闭式小农，为了吃饱穿暖，为了养育兄弟们，不辞劳苦。然而在这些背后又是什么呢？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是怎样写下的呢？又靠着谁，靠着怎样的精神写下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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