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处理波匈事件的初期，中国因

　　在苏联处理波匈事件的初期，中国因情况不明，未及参与。而在苏联决定从布达佩斯撤军和再次武装占领匈牙利的问题上，中国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这就是说，在危机处理的后期，苏联听从了中国的建议和主张，其结果是毛泽东既批判了苏联的大国主义，又保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波匈事件标志着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声望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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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赫鲁晓夫执政以后，中苏关系便进入了蜜月期。尽管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有些做法令毛泽东担忧，但丝毫没有影响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恰恰相反，赫鲁晓夫大胆地批判斯大林，搬掉了长期以来压在中共头上的“盖子”，正是毛泽东求之不得的。总体说来，苏共二十大的方针与中共八大路线是一致的。当时，莫斯科非常重视中国党的意见。苏共中央不仅在《真理报》转载了中共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还把全文重新翻译后印发了20万册单行本，供全党学习。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时，苏联电台选出最有名的播音员，数次播放录音，以示重视。不仅如此，苏联驻华使馆还在1956年总结报告中建议苏共中央派党务工作人员去中国，了解中国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情况，因为“中共积累了丰富的党政建设和群众工作经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波匈事件的危机关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 　 小 荷 作文网 www.zww.cn
　　 　
　　处理波兰危机：苏联未遂的军事干涉　 　
　　 　
　　关于中国是否参与处理波兰10月危机的问题，过去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是中国阻止了苏联对波兰的武装干涉。按照新华社在事后报告的情况，当时“波兰人众口一词的说法”是：“如无中国党的劝阻，波兰事件的演变将比匈牙利惨得多”。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的标题就是：“苏联在波兰的克制是由于中国的关系——毛泽东第一个向哥穆尔卡发出贺电”。后来也有波兰研究者认为，中国对苏联干涉波兰持反对态度是“苏联代表团在会谈最后阶段转变立场和意外妥协的原因”。但笔者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10月18日，苏共得知波兰统一工人党将召开八中全会改组政治局的情报后，做出两个决定：派遣苏共代表团去波兰，阻止全会召开；将此事通告各兄弟党。但通告的全部内容只是说明：“波兰局势对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对苏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出现的局势引起我们的严重不安”，因此苏共中央认为有必要派代表团去波兰。显然，与中国的一些回忆史料完全不同，苏共在通报中根本没提到准备武装干涉的想法，尽管莫斯科已经决定如此行事。就在主席团会议后，国防部长朱可夫下达了命令，要求苏联在波兰及其边境附近的驻军做好军事准备。10月19日，波罗的海军区和第7空降师108伞兵近卫团已经完成了战斗准备，54架里-2和45架伊尔-12飞机正待命出发。 　
　　 　
　　已经披露的史料表明，从10月19日至20日凌晨，苏波两党的谈判及华沙危机的解决，与中国没有关系。赫鲁晓夫决定暂时停止在华沙的军事行动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形势的判断使苏联人意识到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会扩大为一场战争，二是波兰党的行为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并没有要摆脱苏联的意图。显然，后者更为重要——华沙毕竟没有突破莫斯科的外交底线。中国后来从波兰方面获取的信息也证明，苏联仓促做出的武装干涉的决定，确实是受了错误情报的误导：“据可靠方面说”，就是因为保守派“向苏联大使提供了错误情报，说波兰发生了反革命政变，所以苏联当时才采取了最紧急的措施，包括军队的集结和调动。但当赫鲁晓夫等同志到华沙谈判后，才弄清楚不是那么回事”。由此可以断定，中国的因素在这里并没有起什么实际作用。因为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此时并不知道中共的态度，而中共当时也没有得到苏联将使用武力进行干涉的消息。 　
　　 　
　　10月19日，尤金大使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的来信。据刘少奇的翻译师哲回忆，尤金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在一些根本性政策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并准备召开八中全会，改组政治局，要把亲苏派罗科索夫斯基等人开除出政治局。苏共中央认为，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东欧的根本利益，怀疑波兰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尤金通知说，苏共中央代表团已经去了波兰。师哲还特别指出：尤金没有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此时已出动了军队，对华沙形成了包围态势，形势十分紧张。师哲是直接当事人，而且这个说法与上述俄国的档案材料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可以判断，事实上中国当时并不知道苏联已经准备武装干涉波兰，而广为流传的吴冷西回忆录中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赫鲁晓夫一行回国后对波兰的局势仍然放心不下，接连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10月20日会议的记录显示，苏联领导人希望“结束波兰目前的局面”，条件是罗科索夫斯基继续留在波兰。决定准备从波兰召回苏联顾问的文件，并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处理波兰问题。此时莫斯科已经意识到，苏联驻波兰使馆在传送情报时“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在21日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倾向于对波兰采取让步政策，他提出：“鉴于形势，应该放弃武力干涉。应表现出耐性”，这个意见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会议拟定并通过了给波党中央的信，同意撤销隶属于波兰安全部门的苏联顾问机构，召回在波兰军队中的苏联顾问。会议再次提出，“召开一次有民主德国、中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是必要的”，时间确定在23日，并通过了给各党中央的信。信中只提了一句“鉴于波兰的形势，我们希望交换意见”，还说要派一架专机来接中国代表团。会议当天，赫鲁晓夫与哥穆尔卡通了电话，他在谈话中强调，“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止把苏联与波兰之间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建立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所阐述的原则的基础上”。显然，在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苏联对波兰的基本政策已经确定。所需要的帮助是如何处理与波兰关系的善后工作以及如何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局势。后来的情况表明，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中共代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