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底，我接到了复员通知后，心急火燎地立刻回到北京，在北京海淀区复转军人办公室接上关系后，马上找到了我的“发小儿”们，用复员费请他们在“老莫”狠撮一顿，不过，与其说是我请他们，还不如说是我自己想要解馋。酒过三巡，就我个人的前途，大家开始七嘴八舌起来。他们之中有的人仍穿着军装，对我执意离开部队表示不解，认为我在部队“提干”的机会大大的。有人建议我要立刻行动起来，疏通复转军人办公室的关系，一定要进一个好单位。还有人干脆说，他负责给我先找一个“婆子”(女朋友)，散散心。显然，他们都没有猜中我的心事。那时，军队大院的孩子们对“恢复高考”一事并不敏感，特别是军队干部子弟，文革十年期间，大都进了“红色保险箱”，参军走人，避免了“上山下乡”，这是当时许多青年梦寐以求的“理想之路”，但军队干部子弟“手到擒来”，因此对自己的前途没有别的太多想法。就在我自愿复员之时，军队大院还刮起了一股集体“走后门”参军的“旋风”。许多正在上高中的孩子，甚至上初中的孩子，一夜之间被父母送进了部队。据说，次“走后门”还引起了社会大众的不满，许多人写信给当时如日中天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告御状。其实，此时的中国已经在大变革的前夜，那些“走后门”的父母们还停留在文革时期的思维惯性之中，把自己正在读书的孩子实实在在地给“耽误”了。
我个人对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前途不可能有什么“高瞻远瞩”，但我从广播中听到了从一九七七年开始恢复大学招生考试的新闻时不尽怦然心动，知道这是“中央政策”出现了重大调整，我完全有机会上大学。自我一九七三年经过考试被选拔上了高中，上大学的渴望就成了我心中挥之不去“魔咒”。我瞒着父母，打了申请复员报告。不过，一九七七年的高考我已经来不及参加了，回到北京后，马上投入到了一九七八年的高考复习之中。
如何进行的高考复习，我现在记忆已经模糊了，但一九七八年高考前后在我眼跟前的几件事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首先是高考报名。一九七八年，文革已经结束将近两年，但文革余毒远未肃清，高考报名仍需要进行“政审”，在报名表上要填上“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然后由考生所在单位“审核盖章”方能有效，才能够领取“准考证”。就此一项，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拒在了大学校门之外。我属于“根红苗正”，但也遇见了尴尬事。我拿着海淀区复转军人办公室同意我参加高考的证明信到海淀区教育局领取了“报名表”，然后随一堆人站在院中听教育局的人解释如何填表。此人“大义凛然”地说道：填“家庭出身”一栏必须填写祖籍的“出身”，也就是填爷爷是干什么的。“社会关系”一栏，必须如实填写“海外关系”(那时，有海外关系可不是什么好事。)，隐瞒或“漏填”，一经发现取消“考试资格”。许多人对此人的说法不以为然，我也是其中之一，特别对填写“家庭出身”，我向他提出了异议。我说：“我从小到大填的都是”革命军人“出身，参军也是如此，怎么到你这儿给变了？”此人并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强调这是上面的“规定”，不按“规定”办事，参加不了“高考”自己负责。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只好回家问父亲早已死去的爷爷是什么“成份”。父亲告诉我，爷爷是“小手工业者”，比“小业主”要低，属于“半无产阶级”。其实，解放前我爷爷活着的时候，在四川农村老家守着自己的一个破铺子，干着替人编竹筐之类的手艺活儿，连人都雇不起，穷苦之极，否则，老爹也不会跟着红军跑了。我按不知哪家的规定，在“报名表”中“家庭出身”一栏填上了“小手工业者”。那时，我心里极为搓火，想到自己从正宗的革命军人出身变成了“小手工业者”出身，气就不打一处来。
我是在现今的“人大附中”(那时以数号排列，叫xxx中学)参加高考的。高考的那三天正值盛夏，天气炎热。进入考场前的那一刻，学校操场站满了考生，那是一幅奇特情景：从年龄上看，有年仅十七八岁的应届高中生，也有年过三十的“老三届”高中生。从经历上看，一些考生还是稚气未脱的半大孩子，而有的人已经老成地满脸“沧桑”，在农村，在工厂，有了相当的阅历。从关系上看，那些十七八岁的应届高中生相互之间打打闹闹，咋咋唬唬，他们之间的友谊显得那样纯洁。而那些年龄在三十左右的考生大都自己孤独地站在那里。我清楚的记着，有一对夫妻紧紧的站在一起，男的只买了一瓶汽水，执意地递给了女的，自己喝着“军用水壶”里的白水。那时，这种“夫妻档”的考生并不少见。不过，所有考生的眼神都带着一种渴望，希冀着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还记得在我所在考场出现的一件趣事。高考的第一天下午，考试将要结束时，坐在我后面的一个女生突然惊恐地大叫起来，着实地把我吓了一大跳。她语无伦次地喊道；“我的手表丢了，手表丢了！”那时，对于青年人来说，手表可是“奢侈品”，没有参加工作的人，一般是没有手表的。我从参军到复员也没有自己的手表。为了高考，母亲才把她的“老英格”暂时借我。如果谁真的把手表丢了，那可是件大事。在考场监考的老师迅疾地走过来帮助那个女生寻找，我是不敢回头的，生怕成为偷看偷抄的“嫌疑犯”，直到老师要我站起来，我才侧身回头看了一眼。这一回头不要紧，我发现手表结结实实地戴在这个女生的右手腕上。据我分析，此女生一定是把手表先放在了桌子上，以便利自己掌握时间，然后不知不觉中给戴在了右手腕上，过了一会儿，又习惯性的往左手腕去看手表，突然发现没有手表，于是就大喊大叫起来。这件事本身是小事一桩，但从这个女生如此失态的表现就可看出当时参加高考人们的心情：紧张，紧张，太紧张了！
这还不算完，高考的第二天又出事了。上午考试完毕，我随着人群一路出了“人大附中”，骑上自行车向海淀镇方向奔去，我发现前面有三个骑着车的女孩儿正在唧唧喳喳地讨论上午的考题，我悄悄地跟了上去，无非是想听听她们有什么“正确答案”，以验证自己的考试“成果”如何。当我们骑车临近海淀镇东口时，突然一辆手扶拖拉机向三个女孩儿冲去，一个女孩当时就给撞出去了两三米远，我反应较快，但也摔了个“狗吃屎”。那时的海淀镇东口与中关村隔街相望，为一个大三岔口的一端，交通事故层出不穷。等我缓过劲儿来，发现那个躺在地下的女孩儿满脸是血，而开手扶拖拉机的人正冲另外两个已经惊呆了的女孩儿和我叫骂。我立刻血往上涌，上去就扇了那个人一耳儿刮子，我那时并不是为了几个女孩儿打抱不平，而是为了那个开手扶拖拉机的人太不讲理，同时也为了他骂我。混乱之中，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大喊“救人，救人！”，这时我才发现那个躺在地下的女孩儿坐了起来，她的两个同伴儿看到那么多血，不敢靠近她，我只好学了回雷锋，把这个女孩儿背起来，送到了就在旁边的海淀医院。医生护士忙里忙外之时，我把“精力”全都放在“处理”我那件染满血迹的衬衫，等我完事后，突然发现就我一个人“陪”着这个受伤的女孩儿，她的两个同伴儿不见了！当时我真想撒腿就跑，谁都知道下午的高考耽误不得。就在我犹犹豫豫地过了约一个小时后，那两个女孩儿回来了，她们带来了那个受伤女孩儿的父母，最使我感动的是，其中一个女孩儿居然想着给我带饭来，因为直到此时，我们之间还互相不知叫什么名字呢。我两三口就扒完了饭，立刻返回“人大附中”，不顾炎热，蹲在大门口外旁边看复习资料，其实就是想让自己脑子静一下。下午的考试很快就过去了，当我出了大门口，立刻大吃一惊，我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受了伤的女孩儿，她满脑袋上都是绷带，我做梦也没想到她居然还能来参加考试，她脑袋上至少缝了十针，这也太玩儿命了！三个女孩儿正等着我，向我再次表示感谢，并向我要我的姓名和单位。我给了她们我的姓名，但告诉她们我是复员兵，还没分配工作呢，没有单位，考大学也是给自己找找出路。这里没敢说实话，说自己特想上大学，主要是害怕自己考不上。据说，七八年高考录取率是百分之一，也有人说是三百分之一，反正能考上就犹如“中了举人”。我对自己能否考上一点儿信心都没有。
考试结束了，我和一帮“发小儿”们开始忙着在各军队大院穿梭，看“内部电影”。那时特别流行“内部电影”，其实就是看许多不能公开放映的进口电影。我记得我看的第一部“内部电影”是“巴顿将军”。还是我母亲提醒我“发榜”的日子就要到了。我记得我是按规定下午去的海淀区教育局，我根本挤不进发“成绩通知单”的那间办公室，只好就在教育局院里傻站着，这时我听见背后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回头一看，原来是被手扶拖拉机撞伤的那个女孩儿，她头上仍浅浅地围着一圈儿绷带，不过看上去已无大碍，和她在一起高考的那两个女孩儿也在，她们笑得脸上“阳光灿烂”的，不用说，肯定是考上了。这下我真的心虚了，只想她们赶快走，万一我没考上，有点儿“丢份儿”。不过，她们非常想知道我是否过了“录取线”，一定要等我拿到“分数通知书”。我没辙了，硬着头皮挤进了发“成绩通知书”的办公室。等我领了通知书出来，见到这三个女孩儿，嘴里一直说成绩肯定不行，然后一咬牙拆开了信封，我一看分数，有点儿发傻，成绩比我想象的不知高出多少，不仅过了“录取线”，而且上重点大学也绝对没有问题。几个女孩儿看了我的成绩也露出了惊讶地表情，似乎也有点儿不相信，不过她们是“以貌取人”，觉得我怎么看上去也不象能够读好书的“书生”。一九七八年，年轻女孩子心目中的偶像是陈景润式勤奋苦读的“书呆子”。我分析，自从我扇了撞她们的那个开手扶拖拉机的人一耳光后，她们从心里就把我从“读书人”的队伍中“开除”了。不过，我看得出，她们还是替我由衷地高兴。我们开聊起来，这时我才知道她们都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家就在中关村附近，同一个中学毕业，然后在北京海淀郊区农村“插队”，她们放弃了回城工作的机会，一心就是要考上大学。我永远不能忘记，最后那个受了伤的女孩拿出了一个日本造的“电子计算器”，一定要送给我。一九七八年，“电子计算器”在中国绝对是“稀罕物”，估计是她父母谁出国带回来的。我接受了她的礼物，并且将这个“计算器”保留至今，以做为我们这一代人奋斗向上的“见证”。自从这一天后，我再没有见过这三个女孩儿。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真希望她们之中有谁能看到我这篇回忆，当然，也许这只是一个“白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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