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大二附中2013 届
研究性学习课题研究报告
课题名称：从张爱玲笔下经典女性形象
透析民国时期女性心理及社会地位
所在班级：高二年级1班
课题组长：孙婧璐
课题成员：程莉 高玮泽 薛阳昕
指导教师：张怀光
摘要：
很难说研究文学的价值何在，王尔德曾说，All art are quite useless. 但文学呈现着人类的思想，反应人类的生活。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描写特定时期特定群体的文学，来了解尘封在历史年轮中渺小和卑微的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她们的生活细节再现那个造就了她们的时代。张爱玲的小说有其阴郁的色彩，但仍可较为客观地刻录民国时期女性在那样的社会地位下呈现的多样心理特点。本课题组主要采用阅读原著、小组讨论以及查阅资料的方式，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已有张爱玲女性研究的理论进行补充，也在于培养高中生在阅读中独立思考的能力。张爱玲凭借她充满悲剧意识的底色和荒凉的笔调书写了民国时期中高阶级女性面临的两性矛盾和家庭矛盾，展示她们在“无爱的性爱”和“无情的亲情”下，对金钱的物质依附、对情欲的精神依附、以及自我觉醒却保持奴性的矛盾心理。而反抗意识的产生，是处于低下地位的女性一步步走向自我救赎的初始。
关键词： 物质依附 情欲依附 奴性心理 反抗意识 女性地位
前言：
张爱玲，中国现代作家，本名张瑛。1920年9月30日出生在上海。她的家世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张爱玲一生创作大量文学作品。类型包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她的书信也被人们作为著作的一部分加以研究。1944年张爱玲结识作家胡兰成与之交往。1973年，张爱玲定居洛杉矶，1995年9月8日，张爱玲逝世于加州，终年75岁。她的主要作品有《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倾城之恋》、《十八春》、《红玫瑰与白玫瑰》、《小团圆》等。 前人关于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以及她对后世的影响，可以概括为：用“旧白话”（《红楼梦》、《海上花列传》技法）写出现代主义精神；以俗文学方式写作纯文学；批判女人弱点的女性主义创作；在中国用中文写作；在海外用中文写作；用外文写中国故事。简而言之，张爱玲在历史观、语言和抒情方式等三个方面对忧国忧民启蒙救世的五四新文学主流构成某种对话和挑战，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台湾文学、香港文学之间的重要桥梁。而本课题关注的，是张爱玲站在女性的独特立场，对当时女性的自我意识、生存价值、生存现状、出路等的解读。
张爱玲生活的时代，恰逢中国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中国女性文学，响应的是“个性解放”的口号，其风格多是激进而亢奋的，塑造的也多是从旧的封建牢笼里脱身而出的新女性的形象，她们或追求婚姻自主，或崇尚爱情至上，或加入了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中，非常鲜明地印着那个如火如荼时代的烙印。然而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孤岛，张爱玲为我们展现的，却是一个抑郁的女性世界。与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相比，它显得阴暗和晦涩。
在中国，时至20世纪，虽然几经文化的或政治的运动，“女性解放”仍然不是一个过时的话题。民国时期曾经一度兴起女权运动。但是这样的所谓女权运动带有盲目西化的色彩。女性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她们事实上仍然处在或基本处在男权中心社会之中。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们，就是这样一些仍受制于传统父系文化的女性，与“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有着较大的反差。她们多是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最普通的女性，她们或有着旧式的文学修养，或受过新式的大学教育，但是她们都活在几千年已经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牢里。她们全然没有为时代气息所掀起的骚动和憧憬，几千年的封建意识对她们所造成的影响被作者展示得淋漓尽致。 前人多认为，张爱玲写的女性与二三十年代作家塑造的“时代新女性”不同，她实际上写的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她笔下的女性，大部分处于中西文化交融新旧文明碰撞的大年代，两种文明的相互冲击在她们的身上留有很深的印记，思想观念的新旧并存。她们一方面恪守中国父系文化传统下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这一观念，另一方面又为20世纪女性解放思潮所浸染，努力寻求自我独立，追求自我价值。然而，她们或由于缺乏独立谋生的能力，生活渐渐陷入困境而不得不妥协，或是内心深处仍受到父系文化的影响而依然把嫁人和金钱的占有作为自己生存的终极目标。总之，她们没有逃出社会的禁锢，没有得到彻底的解放。另外，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与通常的新文学作家笔下旧式女性不同，张爱玲没有农业文化的背景，她的文学索养是在代表着工商文化的城市背景中形成的，她笔下女性形象几乎都是日益没落的淑女或竭力向上爬的小市民，这些女性在人生中受到的苦难，不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经济上的穷困，而是无家可归、无夫可嫁的精神上的恐慌。
本课题旨在阅读张爱玲的作品，结合前人的研究基础，分析作者笔下经典的女性形象。但研究并不局限与作品本身。我们还将从这些女性形象中透析当时民国社会下女性的普遍心理和社会地位，从文学作品出发，研究社会背景和创作的根源。其现实意义在于对女性地位的关注。当今女性解放早已成为世界性运动， 然而， 当我们冷静地审视这个群体时， 却发现她们中有一些人并没有得到真正解放， 她们当中太多的人， 竟与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白流苏、葛薇龙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对男性有依附心理，对物质有强烈贪求。曾一度爆红与网络的拜金女马诺的名言就是“宁在宝马车上哭，也不在自行车后座上笑”，这句话揭示了当代许多女性的心理痼疾。女权主义的核心就是强调女性人格和尊严上独立，以及工作机会和经济上的自主。现在社会已经给予了女性赢得尊严的机会，但女性反而不去努力奋斗证明自己的价值。当拜金主义和物欲膨胀日益挤压着人性，特别是女性的心灵，阅读张爱玲对民国时期女性的描绘，探究当时女性的心理和地位，可以引发我们对女性地位的诸多思考。
另外，张爱玲是为数不多的经典的女作家之一，近来人们对她评价很高。甚至曾出现了一股“张爱玲热”，然而，我们却失望地发现很多在人读张爱玲，却只有很少人能真正读懂，大多数人都对她有误读，甚至仅仅是从她的文章中找出她的趣闻轶事，而对作品的精神内涵，却鲜有涉及。而且，研究张爱玲的人大多是男性，少有女性，所以研究的成果难免会带有男性的眼光，从而产生一定的片面性。研究张爱玲的也少有中学生，而且作为理科生，我们看待文学多了多了一分理性，更多是从它反映的现实角度入手。一方面批判性地继承前人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评价，另一方面，探求其作品反映的现实意义，从作品中探求作者对社会的描写和思考。
研究方法与过程
课题主要的方法即文献法，通过阅读作者主要作品，查阅前人的成果和创作背景。研究过程主要以阅读和小组讨论为主。因不需要特殊的设备，整个研究实施起来比较方面，但是需要查阅大量资料，有一些资料寻找起来可能有一定的困难。
研究结果与分析：
通过阅读原著并查阅相关书评，我们将女性人物的心理特征粗略总结为以下四类。
一、 对金钱的物质依赖
在当时那个男权笼罩下的社会，女性作为一种没有自主权利的附属品出场，她们的存在处处昭示男性的权威。在三四十年代殖民地的上海，新旧文化交汇的初始，精神和物质双重空虚的人与经济繁华、纸醉金迷的城市挣扎着共存。经济上无法独立的女性，人格上仍无法得到解放。女性自身的卑弱、虚荣和安全感的缺失注定她们对金钱有着异化病态的执着。
大多爱情的牺牲是权衡过物质的厉害后，为更好的生活水平而做出的一种无奈、苍凉的选择：要么无爱，要么扭曲、畸形。婚姻常常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和步步为营的交易。女人将婚姻视为改变经济现状的唯一途径，像鸟一样或放弃自由走进金色的牢笼，或被金线绣在屏风上，留下“一道苍凉的手势”。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集中地反映了女性对物质渴望和情欲渴望的矛盾，这种矛盾经过时间的发酵使她成为怪胎。身为麻油店里的“西施”，本不乏追求者，对爱情有着普通的渴望，她却因家庭困境被“卖”入姜家当残废公子的少奶奶，被兄嫂支配，被夫家摆弄。她不甘心，不断地问“我有什么地方那个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直至心理失衡。从此遍开始了在黄金与情爱之间反复挣扎的人生。尽管二者都难以割舍，最终黄金还是占了上风——那是唯一能给她安全感的东西。她放弃了她爱的季泽，“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她守护着赖以生存的根本，世上唯一的依靠，过着似乎永无尽头的漫长守寡的日子，日益变得敏感、暴戾。
生活的压力还是让她沦为了金钱的奴隶“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了门上”，这种对于金钱保护的过度敏感让她拥有了“一个疯子的审慎和机智”，以至产生旁人皆有谋她钱财之心的幻觉。以打探闺房之事并说长道短害死了自己的媳妇，因怕损失了聘金而毁掉了女儿的婚事——以母爱的名义。一个把自己锁在黄金枷锁的女人，最终“用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这无疑让我们领会到：在金钱的驱使下，弱势者的挣扎也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小人物残酷起来才最为残酷。
如果一个人的人生长期受控，便会萌生一种可怕的控制欲。与其说金钱带给七巧的是生活的保障，不如说是种心理的满足。有了金钱，仿佛一切就尽在掌握之中了。有了金钱，七巧便可以觉得没有白白地牺牲了青春和爱情，而是为自己讨来了一个所谓的公道。但是七巧并没有赢——没有赢家。“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丈夫不像个丈夫，婆婆也不像个婆婆，不是她们疯了，就是她疯了。”与现实生活失去了接触的她，虽然一样的使性子，打丫头，换厨子，总有些失魂落魄的。就这样滑落至精神异化的最底层，没有归宿。
“不幸是会传染的”命运也是十分轮回，她的女儿长安在万念俱灰之后重生，对金钱的斤斤计较甚至超过她母亲，就这样，演绎下一部金锁记……可以说，众多女性都难逃此劫难，将青春和亲情乃至人性统统葬送在对金钱的变态追逐中。
金钱的矛盾也贯穿着《倾城之恋》一书，白流苏遇人不淑在二十岁时逃离了不幸的婚姻，带着自己的一份财产回到娘家，娘家的兄嫂因此接纳了她。而七八年后，当钱用完了，流苏自然成为兄嫂的眼中钉。丧夫后，家人劝她去守寡，便可继承前夫所剩家业。而年轻貌美的她不肯放弃改嫁。故事由此展开，她将若有若无的希望寄托在范柳原身上——一个刚刚继承了家产的浪子。她孤注一掷，以婚嫁为目的，千方百计赢得范柳原的心，几乎丧失了自尊。爱情的成分确实有，但不及她想要脱逃出这个家的迫切心情。
婚姻是解决经济困境的归宿也是唯一出路，女性对于男性的依赖，多数情况下都是对男性能为自己带来的经济帮助的依赖。她们摒弃了人格和尊严，只剩下单纯的躯体，没有灵魂。“中国妇女的悲剧：恋爱是生命中唯一的冒险，而婚姻是唯一的事业。”对于白流苏而言，生存是第一位的，爱情只是奢饰品。只有物质上得到了安全，精神上才能得到安全。
结果是，她终于变成了梦寐以求的范太太，内心却满是空捞捞的惆怅。我们很难评判白流苏对金钱的追逐的对错，只能感知它透出的无奈与苍凉。无论怎样努力，“女人始终没有真正作为封闭、独立的社会而存在，她们是人类无法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群体由男人支配，在社会中位于附属地位。”那时女性对金钱的依赖，不能完全归为现在的拜金，而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有些人在这个选择中保全了自我，有些则迷失了自我。
二、 对情欲的精神依赖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对情欲也有着很强的依赖，被当作交易品嫁入姜家，许配给残废的姜二爷，她的一生都承受着肉体、精神和情欲上的痛苦，由于出生卑微，在姜家上下没有一个心腹，人人瞧不起她，加上婚姻的不和谐，她只能规规矩矩地“照护”二爷。 然而，七巧冒着宗法的威严，向家里唯一有可能的男子三爷姜季泽求爱。她以嫂子的身份爱上了风流的季泽，公然肆无忌惮地打情骂俏，几近乱伦的地步。而季泽却深谙父权社会所制定的关于男人优势的精髓，在这个制度里，男人可以按自己的欲望，用各种方式交换、买卖女人，女人被看作获取快乐的玩偶。男人可以自由地操纵自己的金钱、身体、性及爱情。所以，虽然季泽在外面花天酒地，但他却清楚试图逾越“制度”所规定界限的七巧对季泽而言是危险的。所以，他“心里动了动，可是那不行，玩尽管是玩。……她也许豁出去了， 闹穿了也不在乎。他可是年纪轻轻的，凭什么要冒这个险？”。所以他摆出人伦的面孔拒绝了七巧，“二嫂我虽然年纪小， 并不是一味胡来的人”。 对季泽的单相思是七巧荒芜的精神世界的支柱和依托，对小叔子的幻想是七巧荒漠心灵的唯一慰藉——她用全身心去拥抱这幻想。而对姜季泽来说，与七巧调情，只不过是他玩的无数游戏之一。
七巧第一次对情感的追求失败了。需要注意的是，七巧对姜季泽情感，并不是她的放荡，而是正常的生理需要。精神分析学家创始人弗洛伊得甚至认为：性就是人最基本的内在驱动力，是无法消灭掉的能量，根据能量平衡定律，当积蓄到一定程度时必须以一种合情合理的方式释放出来，否则就会使人的心理和行为发生扭曲。可以说七巧个体合理的性欲望没有能够得到合理的释放是其变态的一重要原因。她做了残疾人的妻子，欲爱而不能爱，几乎被心中的感情欲望逼疯。 于是，七巧的健康人性开始走向变态扭曲。她被扼止的情欲渴望得到满足，对情欲压抑的结果，使她对“性”产生变态的敏感。她对自己的子女下了毒手。 对从来未享受过婚姻幸福的七巧来说，儿子的婚姻简直是对自己畸形婚姻的嘲笑，这种嘲笑将每天都在她的生活中出现。作为女人的七巧没有得到的东西太多了，长白对她来说不单是儿子，更重要的是“男人”。儿子以前他一直都是属于她的，是她在姜家忍辱含垢的见证。只有在长白面前，她才具有母亲的威严，她才可以得到尊敬和服从。可以说，只有长白才是一个真正没有令七巧产生极大不安或焦虑的男人。所以她要绝对控制和占有他，现如今长白成亲，这种控制和占有的权利似乎就要转移到另一个女人手中，而这个女人健康带着青春的生命力，她将会在情欲的滋润下过着正常女人的生活，这种生活在七巧的生命中是没有出现过的。性变态的心理，使他对儿媳妇的嫉妒和仇恨让她牢牢地将长白拴在身边，别有用心地挑拨小夫妻的关系，让媳妇成为自己无爱无欲生活的陪葬品。
曹七巧破坏女儿长安的婚恋，其手段可谓残忍。因为个人的情欲压抑，她见不得别人正常的夫妻生活，她把儿子的结婚认为是连半个男人也保不住了： “她眯缝着眼望着他，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 在曹七巧看来，长白不光只是她的儿子，在她的潜意识里，长白还充当着她的半个男人的角色。在精神层面上，七巧已经乱伦了。所以她才会以嫉妒的心理看待长白与芝寿的正常夫妻生活，才会彻夜让长白为她烧鸦片，才会漠视与长白的母子身份，打探长白与芝寿性生活的趣闻逸事： “七巧忽然含笑问道：‘白哥儿你说，你媳妇儿好不好？’长白笑道：‘这有什么可说的？’七巧道：‘没有可批评的，想必是好的了？’长白笑着不做声。七巧道：‘好，也有个怎么个好呀！’长白道‘谁说她好来着？’七巧道：‘她不好？哪一点不好？说给娘听。’长白起初只是含糊对答，禁不起七巧再三盘问，只得吐露一二。” 这些令人不齿的话题，连丫头听了都难为情，但七巧却津津乐道，最后逼死儿媳芝寿。“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
对待女儿长安，七巧采用的是异曲同工的手段。主要通过三件事情来表现：一是长安的缠脚。这是一种用非人性的手段裹住长安人性中的情欲，将一双正常的自由的脚包裹成畸形的脚，丑陋的外形，正如当年七巧的婚姻一样。通过对长安的缠脚七巧发泄着自己得不到情欲的仇恨；二是长安读书；三是长安的婚姻。上学和恋爱是长安正常人性的要求，对于前者七巧是以不损失自己的钱财为前提的，对于后者是以牺牲女儿的幸福为代价的。如果说七巧对儿媳妇和长安的控制是一种女人对同性的无意识嫉妒，那么对儿子长白则完全当作由于七巧本人的性本能无法得到满足的性幻想的替代品。
寻找婚姻可以说是一种形式，而寻找男人作为依附，则是这一类女性行为的深层意识。《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就是如此。她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身无分文，在亲戚间备受冷嘲热讽，看尽世态炎凉。偶然认识了多金潇洒的单身汉范柳原，便拿自己当做赌注，远赴香港，博取范柳原的爱情，要争取一个合法的婚姻地位。
白流苏对范柳原的追求起初带有赌博的成分——她是有目的的。流苏离开家人后，为了解决生活来源问题，才想到去找一个合适的丈夫。而范柳原的计划是要流苏做情妇而不是妻子。他们不但有各自的打算，还非常清楚对方的想法，范柳原直接了当的对流苏说：“我犯不着花钱娶一个对我毫无感情的人来约束我，那太不公平了”。白流苏对此也很明白，“他要她，可是他不愿意娶她”，只是希望流苏“自动地投到他的怀里去”，做他的一个情妇。这哪里有一点点的浪漫气息，分明是一场因自私而畸形的交易，露骨的交易，也是一次爱情的战争。这场交易从一开始就是明显的男人占主动和支配地位，但战争的到来却改变了一切。在生死交关时，两人真心相见，许下天长地久的诺言。
一场真实的战争打乱了爱情战争的秩序，在真正的战争面前，爱情的交易停止，爱情的战争也熄火了，当一切都要失去的时候，人与人的交流才变的真诚，彼此之间的爱情才除去了交易的色彩，相嚅以沫、生死相依，隆隆的炮火声中两人之间没有了精刮的算计，反倒是抛却了自己全身心的念着对方，“别的她不知道，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在什么都有的时候对爱情挑三拣四，甚至游戏爱情；在一切都没有了，生命也受到威胁的时候，却无私的爱了起来。
其实，我们认为白流苏未尝不想追求纯粹的爱情。当流苏听到柳原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时，一定会产生不顾一切去爱的想法。因为，在女性生命中，爱情和婚姻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同事业在男性生命中的地位，爱情和婚姻不仅是女性出于本能的追求，更是女性肯定自我、完成自我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为此付出身心代价的女性典型——《沉香屑：第一沉香》中的女学生葛薇龙，出演的是女性为了爱情而将自身毁灭的一个既普遍又触目的悲剧。薇龙原是一个纯洁而有个性的女学生，为求学而客居在姑妈家中。不幸爱上一个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乔琪乔而不能自拨。为了得到乔琪乔的爱，不惜将自身卖于“交际”、变成“造钱”的交际花以取悦并不爱她的丈夫。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拖向黑暗中。更可怕的是，薇龙自己看着自己走上了那条将一生悲欢强系于男人身上的浮萍之路。每一步都付出了女性身心的代价，女性的眼前，除了她所深爱的男人，一切都不存在了。
由此，我们看到，男性的爱与不爱，便成为女性人生悲喜的直接导演。在人生的大舞台上，女性索取的很少很少，只需要一点爱情支撑的薇龙。在张爱玲笔下，缘于对男性的情感依赖而由男性所导演的女性悲剧比比皆是。《心经》中的少女小寒，正值豆寇年华，却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遍一遍扼杀掉健康的爱情；《红玫瑰与白玖瑰》中的蕊蕾，纯情地爱上自私而虚伪的保健，而毁掉自己的家庭……这些女性都是自觉自愿地甘于男性的脚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笔下的小姐们，实际上连最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都没有改变。她们没有女性之为“人”的独立意识，而将命运的主宰权拱手交给她们爱的男人，可怜也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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