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就喜欢莳花种草，和观察各种小动物的生态。我经常把母亲摘菜剩下的菜根，种到土里，非常小心地培养，并在见到它们恢复生机，抽出新叶的时候欣喜不己。
我也试着先挖开蚂蚁窝，看它们的生活，再把蚁带进我在纸盒里制作的新寓，希望能创造一个属于我的“蚂蚁城”。
上中学之后，我开始收容流浪的小猫，常把奄奄一息的猫仔带回家，用眼药瓶喂奶。我总是半夜起来，看它们睡好没有，并在小猫垂危时，为它作人工呼吸。
那时我住在失火后的废墟上。日式房子倾颓之后，原来隔间用的土墙，变成一堆堆的黄泥。或把橘子树的叶子，泡在酒精里，制作怪怪味道的香水。一场火，烧去了我的家，却烧出了一个田园。
大学，我进入师大美术系，我常在写生时盯着那些花看，觉得她们含苞美、锭放美、凋零也美。画久了，熟悉了花的样子，很容易看出什么地方是因为虫咬或风折，造成了病态。但我发觉即使有病，只要是在大自然中形成，也便有一种人力无法办到的“自然美”。我虽然常为写生而偷花，但对那些摘回的花，总尽最大力量，去维持她们的生机。即使只剩下一片叶子，我仍然用水养着，希望出现奇迹。
我也会试着把折断的花茎重新接好，如同医生为人接合断了的骨头。医生写病历，我也记下每个接合的步骤，和其后的发展。至于那些凋落的花，我会用刀切开，看里面的构造，并忠实描绘下来。我的教授曾问我：“画花又不是画解剖图，何必如此钻牛角尖？”我的答覆很简单：“好奇！好玩！”直到今天，我仍然做同样的事，我的写生册，如同一本生物图书。我的手边常放着解剖刀、显微镜。我会数鸟的“一级飞羽”、“二级飞羽”的数目，研究它们振翅速度和羽毛形状的关系，也常去博物馆看鸟的骨骼，并记录下来。因此，我写了三本花鸟和山水写生的书。不知是否这种从科学角度探讨中国绘画的方法，能否引起西方人士的共鸣，有一阵子单单在纽约曼哈顿中国城，就有四家书店把我的书放在橱窗展示。
近几年，我虽然没举办个展，但依旧写生，有时为一种花，能连续工作两、三个礼拜。我发觉最能让我精神放松的方法，是为花鸟写生。忠实地记下它们的一花一叶、一羽一喙。当我们对它们，凝神写生的时候，能摒除一切发念，达到忘我的境界。
每次写生完，我还是会作解剖，记录花开的时间，采集的过程，并写在日记里。我的日记有个地方，专门记录各种生物萌芽、开花、交尾和产卵的时间，以及潮汐的起落。知道潮汐，我能把握最佳时机，走到水边的沙滩，看落潮之后各种水鸟和鱼介的生态，我家不远就是海湾和沼泽地，高高的芦荡间，有看不尽的野生物。看它们，是我静思的另一种方法。
“万物静观皆自行。”古人早有这样的感触，我也深深体会到。有时候捡起一颗小石
头，都觉得掌握了一整个世界。每颗石头都有属于它独一的纹理，也都有它千万年的历史。每个贝壳都曾住过小生命，那么巧地盖它自己的家，然后弃守、死亡，睡在海床千百年之后，被偶然地冲上沙滩。每只小鸟，都早早地出现，却一入晚，就不见了，它们都有自己的家、自己的爱。每只小虫也一样，有的藏在叶下，有的藏在花里，有的钻进果实，有的躲在土中。它们各自占领地盘，似乎早有默契地分享这个世界。在观察它们的过程中，我不但得到怡情养性的好处，更对大自然有了更多的领悟，也愈觉得每个生物都那么有智慧，而愈尊敬它们，且觉得自己渺小。
一九九五年暮夏，我抓到一只螳螂，也照例记录它的“生活、起居”。螳螂是少数能当作“宠物”养的昆虫，我为它觅食、为它治病，甚至为它“寻偶”，跟它建立起深厚的情感，也由它身上领悟了许多过去不曾想到的东西。
在北美，绝大多数的螳螂，十一月初就会被冻死。我的螳螂在室内养尊处优，当然活得较长。在我全家悉心的照顾下，它不但活过新年，活到一九九六，而且一直到二月初才死。我为它办了一个小小的丧礼，还打电话给“金氏世界纪录博物馆”，问他们是否可以把这长寿螳螂列入纪录。虽然他们后来告诉我不行，我却激发了另一个想法—根据每天的日记，为螳螂写一本书。写作是由八月开始的。也可以说是在它死去半年之后才动笔。这当中我有相当长的时间在犹疑，怕自己没有能力写成这么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