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6日 多伦多 圣麦克医院
沃尔佛医生走进办公室的时候，看见秘书凯西的眉毛挑了一挑。
“急诊外科转过来的，等你有一会儿了。”凯西朝一号诊疗室努了努嘴。
沃尔佛医生挂牌行医已经将近二十年了。在还没有出现一个叫亨利?沃尔佛的心理医生的时候，早已存在着一个叫凯西?史密斯的医务秘书了。凯西在医院里已经工作了三十三年，可谓阅人无数。这无数的人犹如一把又一把的细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打磨着凯西的神经触角，到后来凯西不仅没有了触角，甚至也没有了神经，所以平日极难在她脸上找到诸如惊讶悲喜之类的表情。
沃尔佛医生立刻知道，他碰上一个有点劲道的病例了。
“《神州梦》的作者，刚被提名总督文学奖。上周六CBC电视台‘国情’节目里有她一个小时的采访。”
沃尔佛医生嗯了一声，就去拿放在门架上的病历，匆匆扫了一眼边沿上的名字：雪梨?小灯?王。
“急救车晚到十分钟，就没她的小命了。”凯西做了个割腕的动作，轻声说，“自杀。”
沃尔佛医生翻开病历，里面是急诊外科的转诊报告。
性别：女
出生日期：1969年3月29日
职业：自由撰稿人
婚姻状态：已婚
孕育史：怀孕三次，生育一次（有个13岁的女儿）
手术史：盲肠切除（1995）；人工流产（1999，2001）
病况简介：严重焦虑失眠，伴有无名头痛，长期服用助眠止疼药物。右手臂动作迟缓，X光检查结果未发觉骨骼异常。两天前病人用剃须刀片割右腕自杀，后又自己打电话向911呼救。查询警察局记录发现这是病人第三次自杀呼救，前两次分别是三年前及十六个月前，都是服用过量安眠药。无犯罪及暴力倾向记录。
转诊意见：转至心理治疗科进行全面心理评估及治疗
附件：警察局救护现场报告
病人日用药品清单
病人过敏药物清单
沃尔佛医生推门进去，看见沙发上蜷着一个穿着白底蓝条病员服的女人。女人双手圈住两个膝盖，下巴尖尖地戳在膝盖上。听见门响，女人抬起头来，沃尔佛医生就看见了女人脸上两个黑洞似的眼睛。洞孔大而干枯，深不见底。沃尔佛医生和女人对视了片刻，就不由自主地被女人带到了黑洞的边缘上。一股寒意从脚尖上渐渐爬行上来，沃尔佛医生觉出自己的两腿在微微颤抖，似乎随时要失足坠落到那两个万劫不复的深渊中。
女人的嘴唇动了一动，发出一个极为微弱的声音。与其说沃尔佛医生听到了女人的话，倒不如说沃尔佛医生感觉到了耳膜上的一些轻微震颤。过了一会儿，那些震颤才渐渐沉淀为一些含义模糊的字眼。
沃尔佛医生突然醒悟过来女人说的那句话是“救我”。
女人的话如一柄小而薄的铁锥，在沃尔佛医生的思维表层扎开一个细细的缺口，灵感意外地从缺口里汩汩流出。
“请你躺下来，雪梨。”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之后，女人身上的蓝条子渐渐地平顺起来，变成了一些直线。女人的双手交叠着安放在小腹之上，袖子翻落着，露出右腕层层缠绕的纱布和纱布上一些形迹可疑的斑点。
“闭上眼睛。”
女人脸上的黑洞消失了，屋子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安谧。
“雪梨，你来加拿大多久了？”
“十年。请叫我小灯——那才是我的真名。”
“中国名字吗？”
“是的，夜里照明的那个灯。”
“小灯，你对西方心理治疗学理论了解多少？”
“弗洛伊德。童年。性。”
女人的英文大致通顺，疑难的发音有些轻微的怪异，却依旧很容易听懂。
“那只是其中的一种。你是怎么看的？”
“一堆狗屎。”
沃尔佛医生忍不住轻轻一笑。
“小灯，上一次发生性行为，是在什么时候？”
女人的回应来得很是缓慢，仿佛在进行一次艰难的心算。
“两年零八个月之前。”
“上一次流泪，是在什么时候？”
这一次女人的反应很快，几乎没有任何迟疑和停顿。“从来没有流过眼泪，七岁以前不算。”
“小灯，现在请你继续闭眼，做五次深呼吸。很深，深到腰腹两叶肌肉几乎相贴。然后放慢呼吸节奏，非常，非常，非常缓慢。完全放松，每一丝肌肉，每一根神经。然后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
两人都不再说话，屋里只有女人先是深沉再渐渐变得细碎起来的呼吸声。女人的鼻息如一条拨开草叶穿行的小蛇，窸窸窣窣。草很密，路很长，蛇蜿蜒爬行了许久，才停了下来。
“窗户，沃尔佛医生，我看见了一扇窗户。”
“试试看，推开那扇窗户，看见的是什么？”
“还是窗户，一扇接一扇。”
“再接着推，推到最后，看到的是什么？”
“最后的那扇窗户，我推不开，怎么也推不开。”女人叹了一口气。
“小灯，再做五次深呼吸，放松，再推。一直到你推开了，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
女人的呼吸声再次响起，粗重，缓慢，仿佛驮兽爬山一样的艰难。
沃尔佛医生撕下桌子上的处方笺，潦草地写了两张便条，一张给凯西，一张给自己。
给凯西的那张是：立即停用一切助眠止疼药物，改用安慰剂。
给自己的那张是：尽量鼓励流泪。
1976年7月24日 唐山市丰南县
李元妮在一条街上挺招人恨的。
李元妮是她在户口册上的大名，其实在街坊嘴里，她只是那个“万家的”——因为她丈夫姓万。街坊只知道她丈夫姓万，却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所以众人只称呼他“万师傅”。当然万师傅只是当面的叫法，背后的叫法就很多样化了。
万师傅是京津塘公路上的长途货车司机，一个月挣六十一块钱工资，比大学毕业的技术员还多出几块钱。万师傅个子极为壮实，常年在路上奔走，晒得一脸黑皮。十天半个月回趟家，搬张小板凳在门口一坐，高高卷起裤腿，一边搓脚丫子上的泥垢，一边吧嗒吧嗒地抽闷烟，那样子和搂草耙土的乡下人也没有太大区别。别看万师傅一副土老帽儿的样子，他却是一条街上见过最多世面的人。万师傅常年在大城市之间走车，大城市街角里捡起来的一粒泥尘，带回小县城来也就成了时兴。虽然万师傅对自己很是苛省，但对老婆孩子，却是极为大方的，每趟出车回来，总是带回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东西。所以万家无论是吃的穿的还是用的，和一条街上的人都有些格格不入。
李元妮招人恨，除了丈夫的原因，也还有她自己的原因。李元妮上中学的时候，曾经被省歌舞团挑上，练过几个月的舞蹈。后来在一次排练中摔成骨折，就给退了回来。李元妮回来后没多久就嫁了人，过了两年又生了孩子。同样是人的媳妇人的妈，李元妮和街上那些媳妇那些妈却很有些不同。李元妮的头发上，永远别着一枚塑料发卡，有时是艳红的，有时是明黄的，有时是翠绿的。那发卡将她的头发在耳后拢成一个弯月形的弧度，衬着一张抹过雪花膏的脸，黑是黑，白是白。李元妮的外套里，常常会伸出一道浅色的衬衫领子，有时尖，有时圆，有时锁着细碎的花边。李元妮的衣兜上，常常会缝着一颗桂圆色的或者砖红色的有机玻璃纽扣。李元妮穿着这样的衣服梳着这样的头发，一踮一踮地迈着芭蕾舞的步法行云流水似的走过一条满是泥尘的窄街，只觉得前胸后背贴满了各式各样的目光，冷的热的都有。她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目光，这些目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早夭的演员生涯留给她的种种遗憾。
这一天万家院子里很早就有了响声，是李元妮在唱歌。李元妮的歌声像是有了划痕的旧唱机，一遍一遍地转着圈循环着——因为她记不全歌词。
温暖的太阳啊翻过雪哦山
雅鲁藏布江水哦金光闪闪啊啊啊
金光闪闪，金光闪闪……
街坊便猜着是万师傅回家了。只有万师傅在家的日子里，万家的“那个”才会起得这么早。果然，李元妮的唱机还没转完一圈，屋里就响起一阵滚雷似的咳嗽，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那是万师傅常年抽烟造下的破毛病。万师傅呸的一声吐出一块浓厚的痰，连声喊着他的一双儿女：“小登小达，再不起来我和你妈就走了。”这天万家四口人是盘算好了去李元妮娘家的——李元妮的小弟在东海舰队当兵，正赶上在家歇探亲假，李家的七个兄弟姐妹约好了，一起在娘家聚一聚。
小登小达却一点也没有动静。昨晚天热得有些邪乎，两个孩子挠了一夜的痱子，到下半夜才迷糊着了，这会儿睡得正死。李元妮走过去，看见小登手脚摊得开开的，蛤蟆似的趴在床上，一条腿压在小达的腰上。小达的脑袋磕在膝盖上，身子蜷成圆圆的一团，仿佛是一个缩在娘肚里等待出生的胎儿。李元妮骂了声丫头忒霸道，就将小登的腿拨开了。
小登是个女孩，小达是个男孩，两个是龙凤胎，都是七岁。小登只比小达大十五分钟，多少也算是个姐姐。小登一钻出娘胎，哭声就惊天动地的，震得一个屋子都颤颤地抖。一只小手抓住了接生婆的小拇指头，半天都掰不开——是个极为壮实的丫头。小达生下来，不哭，接生婆倒提在手里，狠狠拍打了半晌，才有了些咿咿呀呀的微弱声响，像是一只被人踩着了尾巴的田鼠。
洗过了包好，放在小床上，一大一小，一红一青，怎么看都不像是双胞胎。养了两日，那红的越发地红了，那青的就越发地青了。到了一周，那青的竟气若游丝。万师傅不在家，李元妮的娘在女儿家帮着料理月子，见了这副样子，就说怕是不行了。李元妮叹了口气，说你把那小的抱过去再见一见大的，也算是告个别了，到底是一路同来的。李元妮的娘果真就把小达抱过去放在小登身边。谁知小登一见小达，呼地伸出一只手来，搭在了小达的肩上。小达吃了一惊，眼睛就啪地睁开了，气顿时喘得粗大起来，脸上竟有了红晕。李元妮的娘跺着小脚连连称奇，说小登把元气送过去给小达了——姐姐这是在救弟弟呢。
从那以后小达就一直和小登睡一张床上，果真借着些小登的元气，渐渐地就长壮实了。小达似乎知道自己的命原是小登给的，所以从小对小登在诸事上就是百般忍让，不像是小登的弟弟，倒更像是小登的哥哥。
李元妮拨弄了半天，也弄不醒两个孩子，却看见两人的头底下都枕着个书包，便忍不住笑了。那书包是孩子他爸出车经过北京时买回来的，一式一样的两个，绿帆布底子，上面印着天安门和首都北京的字样。孩子们名都报上了，只等着九月就上小学了。昨晚吃饭的时候他爸把书包拿出来，两个孩子见了就再也不肯撒手，一晚都背在身上。李元妮去抽书包，一抽两个孩子就同时醒了，倏地坐了起来，两眼睁得如铜铃。
李元妮在每人脑勺上拍了一巴掌，说快快，早饭都装饭盒里了，边走边吃。太阳这个毒，赶早不赶晚。说着就和万师傅去推自行车。万家有两辆自行车，一辆是二十八寸的永久，是万师傅骑的；一辆是二十六寸的凤凰，是李元妮骑的。虽都是旧车，李元妮天天用丈夫带回来的旧棉丝擦了又擦，擦完了再上一层油，两个钢圈油光锃亮的，很是精神。
李元妮的娘家虽然住得不算太远，可是骑车也得一两个小时。大清早出门，太阳已经晒得一地花白，路上暑气蒸腾，树叶纹丝不动，知了扯开了嗓子声嘶力竭地叫喊，嚷得人两耳嘤嗡作响。万师傅的车子最沉，车头的铁筐里装的是果脯茯苓饼山楂膏，那都是从北京捎回来孝敬丈母娘的。后头的车架上坐着儿子小达，儿子手里还提着一个网兜，兜里是两条过滤嘴的凤凰烟，那是给老丈人的。李元妮的车子就轻多了，车梁上只挂了小小一个水壶，后架上坐着女儿小登。儿子是叉着两腿骑在后车架上的，女儿懂事了，知道女孩子不该那样，就并拢两腿偏着身子坐在单侧。一家人风风火火光光鲜鲜地一路骑过，惹得一街人指指戳戳，却是不管不顾的。
那天万师傅戴的是一顶蓝布工作帽，原是为遮阳的，结果攒了一头一脑的汗。那汗顺着眉毛一路挂下来，反倒迷了眼。索性就将帽子取下来，一边当扇子扇着，一边就问李元妮，我说娃他娘，要不把他舅接家来住几日？孩子们跟老舅最亲。李元妮说好倒是好，只是住哪儿？万师傅说反正我明天出车，先去天津，转回来再去一趟开滦，转一圈一个星期才回来。他舅来了，跟小达搭铺，小登跟你睡，不就妥了？
小达在车后踢蹬了一下腿，说我不嘛。李元妮就骂，怎么啦你，不是成天说等老舅来了教你打枪的吗？小达哼了一声，说我还是跟姐睡，你跟舅睡。万师傅听了嘿嘿嘿地笑，说娃他娘，你看看，你看看，别家的孩子总扯皮打架，我们家这两个是掰都掰不开呀。
骑了两三刻钟，就渐渐地出了城，天地就很是开阔起来，太阳也越发无遮无拦了。小达直嚷渴，李元妮递过水壶，让小达喝过了，又问小登喝不？小登不喝，却说饿了。李元妮说饭盒里有昨天剩下的馒头，自己拿着吃吧。小登说谁要吃馒头呢？我要吃茯苓饼。李元妮就骂，说这丫头什么个刁嘴，那是给你姥姥的，哪就轮到你了？小登的脸就黑了下来，哼了一声，说那我就等着饿死。万师傅听不得这话，就对李元妮说不就一个茯苓饼吗？两大盒的，哪就缺她那一张了？李元妮刀子似的剜了万师傅一眼，说那还是你闺女吗？我看都成你奶奶了。两个孩子就在后头吃吃地笑。
便找了一片略大些的树阴，将车停下了。李元妮从盒子最上头小心翼翼地抽了两张茯苓饼，一张给小登，一张给小达。小登撕了一小块慢慢地嚼着，一股甜味在舌尖清凉地流淌开来。突然，她停了下来，那股来不及疏散的甜味，在喉咙口集聚成了一声惊惶的呼喊。
她看见路边有一些黑色的圆球，排着长长的队列，旁若无人地爬行着。后面的咬着前面的尾巴，前面的咬着更前面的尾巴，看不出从哪里开始，也看不见在哪里结束，歪歪扭扭地一路延伸至原野深处。
过了一会儿她才明白过来，那些圆球是老鼠。
1976年7月28日 唐山市丰南县
万小登对这个晚上的记忆有些部分是极为清晰的，清晰到几乎可以想得起每一个细节的每一道纹理。而对另外一些部分却又是极为模糊的，模糊到似乎只有一个边缘混淆的大致轮廓。很多年后，她还在怀疑，她对那天晚上的回忆，是不是因为看过了太多的纪实文献之后产生的一种幻觉。她甚至觉得，她生命中也许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夜晚。
那夜很热。其实世上的夏夜大体都是热的，只是那个夏夜热得有些离谱。天像是一口烤了一天的瓦缸，整个地倒扣在地上，没有一线裂缝，可以漏进哪怕细细的一丝风来。热昏了的不仅是人，还有狗。狗汪汪地从街头咬到街尾，满街都是连绵不断的狂吠。
万家原来是有一架电风扇的，那是万师傅用了厂里的旧材料自己装搭的。可是这架电风扇已经在昼夜不停的运转中烧坏了机芯，所以万家那晚和所有没有电风扇的邻里们一样，只能苦苦地干熬。
母亲李元妮这晚一个人睡一张床。父亲出车了，两个孩子和小舅挤在另一张床上。母亲和舅舅不停地翻着身，蒲扇噼噼啪啪地拍打在身上，声若爆竹。
“老七呀，上海那地方，吃的跟咱们这地方不一样吧？”母亲问对过床上的小舅——小舅的部队驻扎在上海郊区。
“什么都是小小的一碗，看着都不敢下筷子，怕一口给吃没了。倒是做得精细，酸甜味。”
母亲羡慕地叹了一口气，说难怪南方那些女子细皮嫩肉的，人家是什么吃法，咱是什么吃法。听说南边天气也好，冬天夏天都没咱这儿难熬吧？
“人家是海洋性气候，四季分明。冬天比咱们这儿暖和多了，夏天白日也热，到了晚上就凉快了，好睡觉呢。”
黑暗中母亲的床上有了窸窸窣窣的响动，小登知道是母亲在脱衣服。母亲从来不敞怀睡觉的，可是这几天母亲实在熬不住了。
“你说小七啊，今年是不是热得有些邪乎？你看看小登小达身上的痱子，都抓得化了脓，他爸回来见了那个心疼啊。”
小舅就嘿嘿地笑，说我姐夫平日见了谁都是个黑脸，可就见了这两个小祖宗，一点脾气也没有。
母亲也笑，说你还没见过他爷爷奶奶的样子呢。你姐夫家三个儿子，才有小达这么一个孙子，他爷爷奶奶恨不得把小达放在手掌心上当菩萨供起来呢。
小舅摸了摸小达的腿，瘦瘦的，却很是结实。没动静，大约是睡着了。“这孩子身子骨倒是长好了呢，性情也好，是个招人疼的样子。不过我看姐夫，倒是更宠小登。”
“闺女长大了是爹娘的贴身棉袄，不过小登这孩子的脾气，唉。”母亲长长地打了个哈欠，说，“七，你睡吧，这两个冤家缠你讲了一夜的话，也倦了。”
舅舅嗯了一声，蒲扇声就渐渐地迟缓低落了下去，间隙里响起了些细细碎碎的鼻鼾。小登的眼皮也黏耷了起来，却觉得湿黏黏的席子上，有一万只虫子在蠕动啮咬着。她听见母亲摸摸索索地下了床，黑暗中不知撞着了什么物什，哎哟了一声。小登知道母亲是要摸到院里去小解的。从前母亲都是用屋里的痰盂解手，这几天实在太热，解在屋里味太浓，母亲才出门去的。母亲终于踢踢踏踏地走到了院子里，小登依稀听见母亲在窗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天爷，这天咋就亮得这么……”突然间，惊天动地的一阵巨响，把母亲的半截话刀一样地生生切断了。
小登的记忆也是在这里被生生切断，成为一片空白。但空白也不是全然的空白，还有一些隐隐约约的尘粒，在中间飞舞闪烁，如同旧式电影胶片片头和片尾部分。后来小登努力想把这些尘粒收集起来，填补这一段的缺失，却一直劳而无益——那是后话。
等她重新记事的时候，她只感觉到了黑暗。不是夜里关灯之后的那种黑暗，因为夜里的黑暗是有洞眼的。窗帘缝，门缝，墙缝，任何一条缝隙都可以将黑暗撕出隐约的破绽。可是那天小登遭遇的黑暗是没有任何破绽的，如同一条完全没有接缝的厚棉被，将她劈头盖脸地蒙住了。刚开始时，黑暗对她来说只是一种颜色和一些泥尘的气味，后来黑暗渐渐地有了重量，她觉出黑暗将她的两个额角挤得扁扁的，眼睛仿佛要从额上暴裂而出。
她听见头顶有些纷至沓来的脚步声，有人在喊苏修扔原子弹了。那声音里有许多条裂缝，每一条裂缝里都塞满了恐慌。她也隐隐听见了母亲含混沉闷的呻吟声，如一根即将断裂的胡琴弦，在一个似乎很近又似乎很远的地方断断续续地嘤嗡着。她想转身，却发现全身只有右手的三个指头还能动弹。她将那三个手指前后左右地拨拉着，就拨着了一件软绵绵的东西——是一只手，却不是母亲的手，母亲的手比这个大很多。小，小达。她想叫，她的声音歪歪扭扭地在喉咙里爬了一阵子，最后还是断在了舌尖上。
一阵哗啦的瓦砾声之后，母亲的声音突然清晰了起来。
“七，七，找件衣服，羞死人了。”
“救人要紧，还管这个。”这是小舅的声音。
母亲似乎被提醒，忽然凄厉地喊了起来：“小登啊小达……”母亲那天的呼喊如一把尖锐的锉刀，在小登的耳膜上留下了一道永远无法修复的划痕。
小达突然松开了小登的手，剧烈地挣动起来，砰砰地砸着黑暗中坚固无比的四壁。小登看不见小达的动作，只觉得他像陷在泥潭里的一尾鱼，拼死也要跳出那一潭的泥。小登动了动右手，发现似乎有些松动，就把全身的力都押在那只手上，猛力往上一顶，突然，她看见了一线天。天极小，小得像针眼，从针眼里望出去，她看见了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女人只穿了一件裤衩，胸前一颤一颤地坠着两个裹满了灰泥的圆球。
“妈，妈！”
小达声嘶力竭地喊了起来。小登说不出话来，小达是两个人共同的声音。小达喊了很久，小达的声音渐渐地低了下去。“难受啊，姐。”小达沉默了，仿佛知道了自己的无望。
“天爷，小，小达在这底下。来，来人啊！”那是母亲的呼叫。母亲那天的声音一点儿也不像是母亲，母亲的声音更像是一股脱离了母亲的身体自行其是的气流，在空气中犀利地横冲直撞，将一切拦截它的东西切割成碎片。
一阵纷乱的脚步声，那一线天空消失了，大约是有人趴在地上听。
“在这，这里。”小达有气无力地叫了一声。
接着是母亲狼一样的咆哮喘息声，小登猜想是母亲在扒土。
“大姐，没用，孩子是压在一块水泥板底下的，只能拿家伙撬，刨是刨不开的。”
又是一阵纷乱的脚步声，有人说家伙来了，大姐你让开。几声叮当之后，便又停了下来。有一个声音结结巴巴地说，这这块水泥板，是横压着的，撬、撬了这头，就朝那头倒。
两个孩子，一个压在这头，一个压在那头。
四周是死一样的寂静。
“姐，你说话，救哪一个。”是小舅在说话。
母亲的额头嘭嘭地撞着地，说天爷，天爷啊。一阵撕扯声之后，母亲的哭声就低了下来。小登听见小舅厉声呵斥着母亲：“姐你再不说话，两个都没了。”
在似乎无限冗长的沉默之后，母亲终于开了口。
母亲的声音非常柔弱，旁边的人几乎是靠猜测揣摩出来的。可是小登和小达却都准确无误地听到了那两个音节，以及音节之间的一个细微停顿。
母亲石破天惊的那句话是：小……达。
小达一下子拽紧了小登的手。小登期待着小达说一句话，可是小达什么也没有说。头顶上响起了一阵滚雷一样的声音，小登觉得有人在她的脑壳上凶猛地砸了一锤。
“姐哦，姐。”
这是小登陷入万劫不复的沉睡之前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
也不知过了多久，天终于渐渐地亮了起来。那天的天象极丑，遍天都堆满了破棉絮似的云。大地还在断断续续地颤抖着，已经夷为平地的城市突然间开阔了起来，一眼几乎可以看到地平线。失去了建筑物，天和地之间不再有明显的界线，只剩了一片混混沌沌的不知从何开始也不知到何结束的瓦砾。
那天，人们在一棵半倒的大槐树旁边，发现了一个仰天躺着的小女孩——是刚刚挖掘出来还来不及转移的尸体。女孩一侧额角上有一大片血迹，身体其他部位几乎没有外伤。可是女孩的眼睛鼻孔嘴巴里，却糊满了泥尘——显然是窒息而死的。女孩身上穿的那件粉红色的小汗衫，已经破成了碎片。女孩几乎赤裸的身体上，却背着一个近乎完好的印着天安门图案的军绿书包。
“多俊的丫头啊。”
有人惋惜地叹了一口气，却没有人停下脚步来。一路上他们看见了太多这样的尸体，一路上他们还将看到更多这样的尸体。那天他们正用按秒计算的速度来考虑活人的事。那天和那天以后很长的日子里，他们都没有时间来顾及死人。
后来天下起了雨。雨挟裹着太多的飞尘和故事，雨就有了颜色和重量。雨点打在小女孩的脸上，绽开一朵又一朵绚烂的泥花。后来泥花就渐渐地清淡了起来，一滴在女孩的眼皮上驻留了很久的水珠，突然颤了一颤，滚落了下来——女孩睁开了眼睛。
女孩坐起来，茫然地看着完全失去了参照物的四野。后来女孩的目光落在了身上的那只书包上，散落成粉粒的记忆渐渐聚集成团，女孩想起了一些似乎很是久远的事情。女孩站起来，摇摇晃晃地撕扯着身上的书包带。书包带很结实，女孩撕不开，女孩就弯下腰来咬。女孩的牙齿尖利如小兽，经纬交织的布片在女孩的牙齿之间发出凄凉的呻吟。布带断了，女孩将书包团在手里，像扔皮球一样狠命地扔了出去。书包在空中飞了几个不太漂亮的弧旋，最后挂在了那棵半倒的槐树上。
女孩只剩了一只鞋子。女孩用只有一只鞋子的脚，寻找着一条并不是路的路。女孩蹒蹒跚跚地走了一阵子，又停了下来，回头看她走过的那条路。只见她扔的那个书包如同一只被猎人射中了的老鹞，在树杈上耷拉着半拉肮脏的翅膀。
2005年12月24日 多伦多
门铃叮咚一声，将王小灯吓了一跳。
谢天谢地，总算回来了。
小灯捂着胸口，朝楼下跑去，可是丈夫杨阳已经抢在她前头去开了门。
门口站着一队穿着束腰紧身长裙和红披风的女子，手里各拿着一本乐谱——是救世军的圣诞唱诗班。
为首的那个女子将提琴轻轻一抖，一阵音乐水似的淌了出来。
以马内利，恳求降临！
救赎被虏以色列民；
沦落异邦，寂寞伤心，
引颈渴望神子降临。
小灯收住脚步，闭着眼睛捂住耳朵，坐在楼梯拐角的那片黑暗之中。她知道此时窗台上的那棵圣诞树正在一闪一闪地发着金色和银色的光，路上的积雪已经被街灯涂抹得五彩斑斓。她知道此刻风中正刮扬着一团一团的笑语欢声，唱歌的女人腕上有一些铃铛在叮啷作响。她知道这是一年里一个不眠的夜晚，可是这些色彩这些声响似乎与她完全无关，今天她受不了这样的张扬。
欢欣！欢欣！
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定要降临！
小灯的脑壳又开始疼了起来。
小灯的头疼由来已久。X光，脑电图，CT扫描，核磁共振，她做过世上科学所能提供的任何一项检查，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多年来她试过中药西药针灸按摩等等的止疼方法，甚至去印第安部落寻过偏方，可是一直没有效果。她曾经参加过一个有名的医学院举办的疼痛治疗实验，一位研究成果斐然的医学专家让病人一一描述自己的疼痛感觉。有人说针扎。有人说虫咬。有人说锥钉。有人说刀砍。有人说绳勒。
轮到小灯时，小灯想了很久，才说是一把重磅的榔头在砸——是建筑工人或者铁匠使用的那种长柄方脸的大榔头。不是直接砸下来的，而是垫了好几层被褥之后的那种砸法。所以疼也不是尖锐的小面积的刺疼，却是一种扩散了的，沉闷的，带着巨大回声的钝疼。仿佛她的脑壳是一只松软的质地低劣的皮球，每一锤砸下去，很久才能反弹回来。砸下来时是一重疼，反弹回去时是另外一重疼。所以她的疼是双重的。专家听完了她的描述，沉默许久，才问：你是小说家吗？
她的头疼经常来得毫无预兆，几乎完全没有过渡。一分钟之前还是一个各种感觉完全正常的人，一分钟之后可能已经疼得手脚蜷曲，甚至丧失行动能力。为此她不能胜任任何一件需要持续地与人打交道的职业，于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丢失了一些听上去很不错的工作，比如教授，比如图书管理员，再比如法庭翻译。她不仅丢失了许多工作机会，到后来她甚至不能开车外出。有时她觉得是她的头疼症间接地成全了她的写作生涯。别人的思维程序是平和而具有持续性的，而她的思维却被一阵又一阵的头疼剁成许多互不连贯的碎片。她失去了平和，却有了冲动。她失去了延续的韧性，却有了突兀的爆发。当别人还躺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惯性中昏昏欲睡时，她却只能在一场场头疼之间的空隙里，清醒而慌乱地捡拾着思维的碎片。她只有两种生存状态：疼和不疼。疼是不疼的终止，不疼是疼的初始。这样的初始和终结像一个又一个细密的铁环，镣铐似的锁住了她的一生。从那铁环里挤出来的一丁点情绪，如同一管水压极大而出口极小的龙头，竟有了出其不意的尖锐和力度。除了成为作家，她不知道该拿这样的冲力来做何用。
即使捂着耳朵，小灯也听得见楼下混乱的“圣诞快乐”声，那是杨阳在和唱诗班的女人们道别。小灯猜得出他正摸摸索索地在口袋里寻找合适的零钱——那些女人圣诞夜到街上来唱诗，是给救世军筹款的。自从小灯和杨阳在六年前搬到这条街上来之后，几乎年年都是如此。
可是今年的圣诞和往年不一样。
因为今年他们没有苏西。
苏西是小灯和杨阳的女儿。苏西昨天出走了。
其实这不是苏西第一次出走。苏西从九岁开始，就有了出走的纪录。不过基本上都是那种走到半路又拐回来，或者走到公园里，在树阴底下发一会儿呆就回家的小把戏。导致苏西出走的原因很多，有时是因为一缕染成紫色的头发，有时是因为一件露出肚脐眼的上装，有时是因为一张不太出色的成绩报告单。苏西脾气不怎么好，苏西可以为小灯任何一句内容或语气不太合宜的话而生气。可是苏西的脾气如热天的雷阵雨，来得极是迅猛，去得也极是迅猛。在小灯的记忆中，苏西不是个记仇的孩子。
可是这一次的出走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因为这次苏西没有回家过夜。小灯给苏西所有的同学朋友都打过电话，没有人知道苏西的行踪。当然，小灯也给警察局打过电话。节假日里这样的出走案子很多，警察局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四十八小时没消息再来报警，就将电话挂了。
我真傻，怎么会是苏西呢？苏西有钥匙，苏西绝对不会揿门铃的。
杨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上了楼，坐到了小灯身边。
其实昨天早上见到苏西的时候，小灯就知道苏西这回是来真格的了。当时小灯正趴在苏西的电脑上，一页一页地查看着苏西的网络聊天记录——苏西和同学约好出去逛商店了。小灯看着看着就入了神，竟忘掉了时间。后来觉出背上有些烫，回头一看，原来是苏西。苏西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就把小灯的脊背看出了两个洞。小灯的表情在经历了多种变换之后，最后定格在嘲讽和质问中间。
谁是罗伯特？你从来没有和你自己的母亲说过这么多话。小灯冷冷地说。
苏西的脸色刷地变了，血液如潮水骤然退下，只剩下嶙嶙峋峋的苍白。苏西一言不发，转身就走。噔，噔，噔，噔，她的脚板擦过的每一寸地板都在哧哧地冒着烟。
你，去，把她追回来。
小灯的大脑在对小灯的身体说。可是小灯的大脑指挥不了小灯的舌头，也指挥不了小灯的腿。小灯如一条抽了筋剔了骨的鱼，耳听着苏西的脚步咚咚地响过楼梯，响过门厅，最后消失在门外，却软软地瘫在椅子上动弹不得。
“小灯，也许，你用不着管得那么紧。”杨阳迟迟疑疑地说。
“你是说，我也管你太紧，是吗？”小灯陡地睁开眼睛，直直地看着杨阳。杨阳不敢接那样的目光，垂下了头。
“你让她在你眼皮底下犯点小错，也总比你看不见她好。”
“她还没到十三岁，别忘了咱们自己十三岁的时候……”
小灯被戳着了痛处，弹簧一样地跳了起来，眼睛似乎要爆出眼眶。小灯逼得近近的，唾沫星子凉凉地飞到杨阳的鼻尖上。
“对你不了解的事情，请你最好闭嘴。我比十三岁小很多的时候，就已经是大人了。你别拿女儿做由头，我知道你是要我不管你，你就好和你那个说不清是哪门子的学生，有足够的私人空间，是不是？”
“请你，不要扯上别人。你自己是影子，所以你只能在别人身上找影子。”
杨阳转身慢慢地朝楼下走去。杨阳走路的样子很古怪，两个裤脚在地上低低地拖着，仿佛被截去了双脚。
“别人都是影子，只有她是阳光。可惜……”
小灯的话还没说完，杨阳却已经走远了。杨阳走到大门口，又回过头来，叹了一口气，说王小灯你要是有本事就把天底下的人都拴到你的腰上管着。
门咣的一声带上了，窗玻璃在嘤嗡地颤动。小灯很想抓住一样东西狠狠地摔到墙上，摸来摸去，身边竟没有一样可抓的，只好把指头紧紧地捏在手心，听凭指甲钉子似的扎进肉里，身子却格格地发起抖来。
靠不住啊，这世上没有一样狗东西是靠得住的。小灯恨恨地想。
她知道，这个圣诞节她只能是一个人过了。
1976年8月1日 大连 海港医院
手术室的医生护士最近几天都吃住在医院。唐山天津转移来的伤员源源不断，外科病房的每一个床位都已经占满，走廊上又加出了许多临时床位。从主任医生到新上任的小护士，所有的人都难免会露出些手忙脚乱的局促。虽然备战备荒是一句熟到睡梦里都可以脱口而出的口号，落到实处才知道应急的本事原本不是一天里练就的。
“醒了，醒了！”
一个刚刚独立当班的年轻护士飞快地从病房里跑出来，冲进了值班室。
三个值班的护士一起抬起头来，异口同声地“哦”了一声，声音里都有一丝抑制不住的惊喜。不用问，她们都知道她嘴里那个醒了的，是11号床的万小达。
“醒了”“死了”是这几天她们之间最频繁的话题，寻常得就像是说“吃饭”“睡觉”一样，没有人会为此一惊一乍。寻常岁月里耗其一生才能参透的生死奥秘，一次天灾轻轻一捅就露出了真相，再无新奇可言。从敏感脆弱到麻木不仁，中间其实只经过了一场地震。在这之前，她们从来不知道，她们的心居然能磨出如此粗糙坚实的老茧。但总还有那么一两处的肉，是长在死角里，老茧爬来爬去永远也够不到的。那些肉在心最深最底处，不小心碰着了，依旧连筋连骨地疼。
万小达就是在不经意间碰着了她们心尖上的那块肉的。
万小达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整个右半边身子都打着绷带，也看不出伤势轻重。辗转的旅途中他一直昏睡着。当护士把他从救护车上抬下来的时候，她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他的长相。他的皮肤白若凝脂，看不见一个毛孔。睫毛如两把细齿的梳子，密密地覆盖在眼皮之上。嘴角上有两个浅浅的旋涡，似乎永远在微笑。头发有些微微的卷曲，在汗湿的额角上堆成一个个小小的圆圈。在她们极为有限的审美词汇里，还没有出现米开朗琪罗和大卫之类的字眼，她们只是惊讶一个小县城里竟然会存在这样一个俊秀的孩子——当时她们都把他误认为女孩。后来她们看见他睁开了眼睛。当她们看见他的眼睛时，她们才意识到其实她们的惊讶在那时才真正开始。
后来她们拆开了他的绷带，才发现他的右手从肩膀之下都已经被砸成了肉泥，肘部的骨头裸露在外。在完全没有使用镇痛药物的情况下，他一直没有哭。哭的反而是护士——在外科医生还没到来之前，她们就已经知道截肢是唯一的方案了。美丽她们见识过，残缺她们也见识过，只是把这样的残缺安置在这样的美丽之上，却是一种她们无法容忍的残酷。
推入手术室时，小达突然醒了过来，是一种不知身处何处的茫然。护士抚摸着他汗湿的头发，说乖啊，你再睡一会儿，醒来就好受了。小达像离了水的鱼似的翕动了一下嘴巴，模模糊糊地说了一句什么话。护士贴得很近，却听不真切，似乎在叫妈，又似乎在叫姐。护士叹了一口气，悄悄地问旁边的人这一家活了几口，却没有人知晓。这是护士们这几天接收新伤员时最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只是问到小达时，不知怎的，她们不约而同地换了一种问法。她们问的是活了几口，而不是死了几口。
小达截肢手术之后两天里一直持续高烧，昏迷不醒。使用了多种抗菌素，并在病床周围放置了许多冰块物理降温，却都没有效果。早上主治医生来查房的时候一言不发，脸色阴沉得随时能拧出水来。护士们就都明白这孩子怕是没指望了。
没想到这天中午小达却突然毫无预兆地醒了过来。
小达醒过来，只见阳光炸出一屋的白光，空气里飞舞着无数金色和银色的尘粒。满屋都是穿着白大褂的人，风一样地闪进来，风一样地闪出去，话语声却细如蚊蝇嘤嗡飞行。身边的床铺上，有一个精瘦的老汉正咚咚地砸着自己的脑壳，天爷啊天爷地喊着。小达只觉得有一线奇痒，如细细一队的虫蚁，正沿着他的手掌心，一路蜿蜒地爬到了肩膀。
小达忍不住嗷地叫一声。
两件白大褂云一样地落在他的床前，一老一少两张脸同时绽开一朵硕大的惊喜。“孩子啊，你到底醒了。疼吗？”
“痒，手。”小达有气无力地说。小护士坐下来，将他的手摊在自己的腿上，轻轻地挠了起来。小达觉得小护士的腿仿佛是一垛新棉，落上去就立时陷进了一团无底的柔软。
小达忍了一会儿，没忍住，终于摇了摇头，说阿姨，是那只手。
小达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却能让小护士泪流满脸。
老护士叹了口气，对小护士说你去吧，把他妈推过来。小达的母亲李元妮是和小达同批送来的，就住在隔壁的女病房。李元妮的伤在腿上。李元妮被刨出来的时候只有点轻微的擦伤，后来为了找一床席子而爬进残存的半间屋里。席子都拖出屋来了，却遇上了余震，一块碎石砸下来，砸成了大腿骨折。
小护士跑进病房的时候，李元妮直直地躺在病床上，白色的床单一路拉到鼻子上，只露出两只眼睛，却是紧闭着的，也不知是睡是醒，头发上有些光亮闪烁不定。小护士走近了，隐隐听见一些窸窸窣窣的声响，如饱足的蚕在缓慢地爬过桑叶，又如种子在雨后的清晨里破土生芽。小护士呆立了一会儿，才渐渐明白那是白头发在嗞嗞生长——二十六岁的李元妮一夜之间白了头。
小护士叫了两声，李元妮才睁开眼睛，小护士一眼看见了两个深井一样的黑洞，不见底，也不见波纹。
“李元妮，你儿子醒了，烧退下去了。”
一丝风吹过，波纹漾起，井里微微地有了水的痕迹。
小护士推着李元妮去了隔壁的病房。进了门，母子两人见过，一个叫了声小达，一个叫了声妈，声音都有些嘶哑。半晌，小达才说妈我的右手没了。
说这话的时候小达嘴边的两个小窝跳了一跳，脸上荡漾开隐隐的一丝笑意。
小护士的眼圈又红了。老护士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蹲下身来，轻轻抓起小达的左手，说孩子啊世界上有好多人都用左手工作的，你出院就该进学校了，正好从头开始学左手写字呢。
“你爸从小就是左撇子，往后你就跟你爸学。”
说这话的时候，李元妮并不知道她的丈夫已经不在世上了。万师傅是在途中的一家招待所里遭遇地震的，一层楼整个塌陷，他和同房间的两个同事无一生还，只是噩耗还需要几天才能传到李元妮耳中。
“妈，是你，把姐姐，弄丢的。”
突然，小达直直地看着李元妮，一字一顿地说。
小达的话如一根钢针，戳破了一个刚刚有些鼓胀起来的气囊，李元妮的身子一下子软了下去。
“她，连个遮盖的也没有啊……”李元妮泣不成声。
老护士叹了一口气，对小护士说：“她女儿，刨出来就死了。她想找张席子给盖上，一转身，尸体就让人抬走了。”
1976年初秋 唐山市 某军驻地
那个夜晚是一个异常阴郁的夜晚，天低得仿佛一伸手就能捅得着，云如吸满了水的旧棉絮，任何一阵风随意吹过，都能刮出几滴脏雨来。
窝棚里有一些窸窸窣窣的声响——那是纸、剪子和手指相碰时发出的声音。
先把纸裁成小方块，再把五层方块纸叠在一起，折成长条，中间用绳子扎起来。再把长条纸的两头剪成尖角或者圆角，然后一层一层剥开。
几个战士在教孩子做纸花，尖瓣的，圆瓣的。当然，都是白颜色。
大人们在回避着彼此的目光。此时任何一次不经意的目光相遇，都能引发出一声不经意的叹息，而任何一声不经意的叹息，都能引发出一场惊天动地的哭号。
孩子们已经哭了一天了。
他们认为永远不会死的那个人，却死了。那枚永远不落的红太阳，竟然坠落了。
地陷的时候，也惊慌，却总觉得还有天盖着。有天盖着的地，怎么也还是地。可是等天也塌下来了，地就彻底没有了指望。孩子们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里已经经历了天塌地陷，孩子们哭过了太多的回合。孩子们的生命如同一首开坏了头的歌，不知将来还能不能唱回到正调上来。大人们不知道。大人们只是舍不得让他们再哭了，所以大人们只有自己隐忍着。
“怎么用这只手，你这孩子？”
一个战士发现角落里那个孩子在用左手使剪子。那个孩子低着头，眼睛近近地凑在纸上，刘海随着鼻息在额上一起一落。那个孩子使剪子的姿势还很生疏，剪出来的纸上有一些歪歪斜斜的毛边。战士把那个孩子左手里的那把剪子拿下来，塞进右手，说你赶紧换过来，养成习惯就难改了。那个孩子果真便用右手来剪纸，剪了几下，剪子咣当一声落到了地上。
“我的手，断了。”那个孩子说。
战士吓了一大跳。这几个孩子是还没有来得及安置的孤儿，暂时收留在这里，都经过身体检查。战士在这一个月的救护中多少学会了些医务常识，战士把那个孩子的右手抻直了，前后左右地甩了几下，硬硬的很有劲道。于是战士说话的语气就有些严肃起来：“你的手好好的，从今天开始，再也不许用左手。”
那个孩子捡起剪子——用的依旧是左手，也不抬头看战士，却低声地说：“你又不是X光，你怎么看得出我的手没断？”周围的孩子叽叽咕咕地笑了起来。“叔叔她有神经病。”一个男孩趴在战士耳边说。
那个孩子咚的一声扔了剪子，倏地站起来，飞也似的跑了出去。战士忍不住对旁边的另一个战士说这孩子真怪，今天多少人都哭了，就她不哭。另外那个战士说岂止是今天不哭，我从来就没见她哭过。医疗站的人说她是脑震荡后遗症，全记不得地震以前的事了。先头的那个战士就说：“听指导员说有一对夫妻要来认领一个孩子，我看把那个孩子给他们最好——不记得从前的事，正好培养感情。”
战士口里的那个孩子其实是一个代名词。这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孩子，所有的人只好用“那个孩子”这样一个笼统的称呼暂时作为她的名字。
她是在震后的第三天被一个战士找到的。当时她蜷成一个小团，老鼠似的睡在一辆军车的座位底下。没有人知道她是从什么地方爬上来的，也没有人知道她到底在座位底下藏了多少天。她身上披着一块满是破洞的塑料布，头发结成一条一条蚯蚓似的泥绳。她一侧额角上有一片伤口，不深，面积却很大。当战士把她从车里抱出来的时候，她在战士身上烫烫地撒了一泡尿——她的神志已经模糊了。
后来战士喂她喝了半个水果罐头，她就清醒过来了。问叫什么名字，她不说话。问父母叫什么名字，她还是不说话。又问家住哪里，她依旧不说话，却突然紧紧拽住右手，说手断了，我的手断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疼得浑身颤抖，额上冒出泥黄的汗珠。战士急急地将她送到了急救站，医生做了全身检查，却没有发现任何骨伤。
失忆症加上受害妄想症。大灾祸之后的常见病。医生说。
医生清理包扎了头伤，就把她送到了驻地暂时收养。
那个孩子总体来说是个容易管教的孩子，话很少，也从不和大人作对。只是她看人的时候眼睛总是定定的，仿佛要把人看出两个洞来，没有人敢接那样的目光。她的沉默是一条绳索——经过地震的孩子都记得那种圈在某处废墟之上的绳索。绳索本身并不具有任何威慑力，真正让人心存恐惧的是绳索所代表的那个符号。所以那个孩子在这一群孩子中间尽管没有朋友，却也没有明显的敌人——没有人敢欺负她。
过了几天驻地来了一对中年夫妻，要见那个孩子。指导员把她叫出来，说王叔叔和董阿姨要和你说话。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样子都很佝偻，带着劫后余生的惊魂未定。夫妻两人穿的都是一个颜色一个式样的显然是从某个救灾仓库发出来的工作服，女的戴了一副断了一只腿的宽边眼镜。见了她，都有些慌张，男人呵呵地咳嗽着，女人用衣袖窸窣地抹着清鼻涕。两人都用目光将她上上下下地舔了许多遍。目光不会说话，目光又说了许多的话。目光如蘸过温水的丝棉，擦去了她身上厚重的污垢，在他们的目光里她感觉清爽和暖。
半晌，女人颤颤地叫了她一声“娃呀”，眼里竟有了泪光。
等男人和女人走了，指导员才说王叔叔和董阿姨没有孩子，想领你去他们家，你愿意吗？其实她已经完全记不得那对夫妻的样子了，只依稀记得那女人的唇边有一颗形状模糊的黑痣，那颗痣随着女人的表情飘荡浮游着，使得女人的脸看上去有些生动亲近。
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那个孩子就搬入了王家的窝棚，成为王家的养女。王家的女人拉着那个孩子的手，问你真的，不记得你的亲娘了？那个孩子定定地看着王家的女人，说你就是，我的娘了。王家的女人又哭了起来，这回是欢喜的哭。
在后来办理领养手续的过程中，王家夫妇非常民主平等地和那个孩子商量起名字的事。当时供选的名字有王小珏，王小苔，王小薇，王小砚，王小雅。王家的女人是教书的，起的都是温文雅致的名字。那个孩子呆呆地听着，不说好也不说不好。过了半晌，才说小，小灯，好吗？王家的女人问是哪个deng，登山的登吗？那个孩子愣了一愣，又连连摇头，说不啊，不是，是电灯的灯。王家的女人拍案叫绝，说好一个小灯啊，你就是我们家的灯。
于是王家的户口本上，就有了一个叫王小灯的女儿。
2006年2月14日 多伦多 圣麦克医院
当王小灯走进沃尔佛医生的办公室时，秘书凯西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探讨家居生活方式的妇女杂志。凯西对其中一则做草莓蛋糕的配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一点也没有听见门响。后来她在眼角的余光依稀扫到了一抹模糊的红云，抬起眼睛才发现是小灯。
小灯今天穿的是一件白色的呢子大衣，脖子上围了一条桃红色的围巾，大衣底下露出长长一截桃红色的裙裾。裙裾随着脚步窸窸窣窣地挪移着，在地板上开出一簇又一簇灿烂的桃花。
佛要金装。凯西突然想起了小灯《神州梦》里一个篇章的名字。
“公车晚到……路滑……塞车……”小灯的声音很是疲弱，凯西把神经网眼绷到最细的那一号，才勉强兜住了几个字。
“沃尔佛医生要去蒙特利尔开会，五点半的飞机，你还有四十五分钟。”
小灯推开诊疗室的门，一眼就看见沃尔佛医生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束玫瑰。玫瑰是白色的，花瓣裹得紧紧的，离盛开似乎还有一段时间。大约是刚送到的，塑料纸还没有揭开。塑料纸是透明的，层层交叠着，上面星星点点地印着些粉红色的心。
“生日吗？”小灯问。
“你没有吗？今天全城所有的人都应该拥有一朵。”
小灯这才想起今天是情人节，就低低一笑，说沃尔佛医生，我就是全城唯一的那个例外，否则我为什么要穿越大半个城市来看你呢？
沃尔佛医生也呵呵地笑了，说叫我亨利就好。其实，不一定非得要等别人送你一朵，你若能送给别人一朵也是不错的。
“那你呢，亨利，你的花是送人的，还是人送的？”
这女人有点厉害，至少在嘴上。沃尔佛医生心想。
“上周的睡眠情况怎样？”
小灯从皮包里取出一沓纸来，递给沃尔佛医生。
2月7日 全日睡眠大约2小时45分钟。日间占30分钟，夜间分两三段，2点到6点之间。多梦。
2月8日 全日睡眠大约3小时，在夜间，1点以后，断断续续，多梦。
2月9日 全日睡眠3小时，白天1小时，夜晚2小时，大致4点至6点；还算完整。有梦。
2月10日 全日睡眠3小时，在夜间，1点以后，分两三段，有一些梦，但不多。
2月11日 全日睡眠5小时！白天1小时，夜间从11点左右至3点，中间完全没有间断。有梦。这是服新药以来入睡最早睡得最好的一天。
2月12日 全日睡眠4小时，全在夜间，12：30以后入睡，有一些间断。梦少。
2月13日 全日睡眠再次达到5小时，全在夜间，有间断。多梦。
安慰剂开始起作用。沃尔佛医生在笔记本上写道。
讲讲你的梦。什么内容？
还是那些窗，一扇套着一扇的，很多扇。其实也不完全是在梦里出现，有时闭上眼睛就能看见。
窗是什么颜色的？
都是灰色的，上面盖满了土，像棉绒一样厚的尘土。
最后的那一扇，你推开了吗？
推不开。怎么也推不开。小灯的额角开始渗出细细的汗珠。
想一想，是为什么？是重量吗？是时间不够吗？
小灯想了很久，才迟疑地说：铁锈，好像是锈住了。
沃尔佛医生抚案而起，连说好极了，好极了。小灯，以后再见到这些窗户，就提醒自己，除锈。除锈。一定要除锈。记住，每一次都这样提醒自己。每一次。
这段时间，哭过吗？
小灯摇了摇头，神情如同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可是亨利，我试过，我真的试过。今天，我以为我今天一定会哭的，可是我没有。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小灯不说话，却一下一下地揪着围巾上的缀子，揪得一手都是红线头。
亨利，有没有一种泪腺堵塞的病？我想哭的时候太多了，可就是流不出眼泪来。水管，就像是水管，在出口的地方堵住了。
小灯，也许堵塞的地方不在出口，而在根源。有一些事，有一些情绪，像常年堆积的垃圾，堵截了你正常的感觉流通管道。那一扇窗，记得吗？那最后的一扇窗，堵住了你的一切感觉。哪一天，你把那扇窗推开了，你能够哭了，你的病就好了。
亨利，我离好，大概还很远。小灯幽幽地叹了一口气。
他，今天，搬出去了。我们刚从律师楼出来，签了分居协议。
女儿呢，怎么办？
暂时跟他，等我好些了再商量。
是你，还是他，要走的？
是我要他走的，因为我知道他的心已经不在这儿了。他有一个学生，也是同事，一直很崇拜他的。
那么他呢？他也喜欢她吗？
不知道，他从来不提。
所以，你要抢在他之前，把话说出来。这样，感觉上，你在控制局面。你一直都是控制局面的那个人，是吗？
小灯吃了一惊。半晌，才说：亨利，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你可以永久保存的。你以为你拥有了一样东西，其实，还没等你把这样东西捏暖和了，它就从你指头缝里溜走了。
可是，你为什么非要捏住它呢？也许，捏不是一个太好的方法？
不管怎么做，都没有用。亨利，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你能留得住的。
也许，爱情不能。可是，亲情呢？
没有，亨利，一样也没有。包括亲情。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穿得那么漂亮，今天？潜意识里，你是不是还想，留住他？
小灯又吃了一惊，半晌，才嗫嚅地说，我只是，想让他记住，我的样子，好的时候的样子。
那么，小灯，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你的婚姻吧。
1988年暮夏—1989年秋 上海 复旦大学
有一阵子，当苏西还处在愿意黏黏糊糊地跟在小灯身后的年龄时，小灯曾经对苏西讲过1988年8月29日发生的一些事情。这天的经历小灯对苏西讲过多遍，每一遍都出现了一些细节上的差异。记忆如一块蛀满了虫眼的木头，岁月在上面流过，随意地填补上一些灰泥和油漆。日子一久，便渐渐地分不清什么是木头本身，什么是虫眼上的填补之物。好在苏西并不在意细节。苏西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问：妈妈，如果那天你碰到的不是爸爸，我会出生在谁家？对这个充满了哲学意味的问题小灯没有答案。小灯只觉得那天是造就苏西生命的一个契机，那天也是老天敲在她身上的一个印记。那个印记之下，她后来的生活轨道已经无可更改地形成了——只是那时她还不知情而已。
1988年8月29日，她到了上海。
在那次旅途之前，她一直以为她对上海已经相当熟稔了。她的母亲董桂兰是六年前患癌症去世的。董桂兰生前曾经在上海进修过半年。回来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董桂兰的话题依旧还是关于上海的。上海的吃。上海的穿。上海的花园洋房。上海的男人。上海的女人。小灯想象中那个模糊的上海轮廓被董桂兰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述说修正剪切着，渐渐地准确而清晰起来。然而在六年之后，当小灯自己坐上了南下的火车，真正向上海行进的时候，她才突然意识到，她对上海的所有认知，其实都是从母亲那里得来的间接经验，没有一点是真正属于她自己的。
火车渐渐地向南方深入，窗外土壤和植被的颜色也渐渐地变得浓郁起来，停靠站卖小吃的吆喝声中已经有了她所不熟悉的口音。小灯心中那个一度很是清晰的上海形象却一砖一瓦地塌陷下去，越来越模糊残缺了。当她提着一个大箱子从车里下来，踏上那片被太阳晒得发软的柏油马路时，她终于明白了，她其实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
那天在陌生的街道陌生的人流陌生的方言中她很快丢失了方向，她像一只落入了蜘蛛网的昆虫一样徒劳愚笨地寻找着一条出路。经过了似乎无限冗长的找车换车过程之后，她终于在接近傍黑的时候找到了复旦。旅途的疲惫如水，冲淡了她见到这所名校时的激动。尿意在穿越大半个城市的旅途中渐渐酝酿囤积，此时正尖锐寻求着突破口。当她在外文系新生接待处的牌子前放下她的行李时，她已经憋得满脸通红。她不安地扭动着两腿，顾不得羞耻，急切地问：厕所在哪里？
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劳累了一天，神情十分疲惫，印着复旦字眼的绿色T恤杉上蔓延着一片地图似的汗迹。他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只是验过了她的证件和入学通知书，又让她填了一张表格，然后才对身边的另一个人说：大杨你把她带去9号楼，106室。
那个被人称作大杨的男人站起来，扛起她的行李，就领她上了路。男人极高也极壮实，她的大箱子放在他的肩上轻若草篮。男人三步两步就和她拉开了距离，她小跑着才勉强看得清他的头。男人的头浮游在嘈杂的人群之上，后脑勺上有一绺翘起的头发在随着脚步一蹦一蹦地跳动着。男人的衬衫很脏了，有一条一条的泥印，大约是扛行李之故——小灯猜想他是个校工。
男人走了一小阵子，突然停了下来，将小灯的箱子竖在地上，自己在箱子上坐了下来等小灯。小灯追上了，男人依旧坐着不动，却对旁边的一幢小楼努了努嘴，说左拐第三间，哪层都行。小灯没听懂，就愣在那里，男人说厕所呀，快去吧。
小灯飞快地跑进了厕所，蹲下来，撒了一泡平生最为畅快的长尿。在哗哗的声响里，她感觉一天的暑热一泻而去，身上顿时有了清凉。走出来，到了路上，虽然小腹还有些隐隐的疼——那是憋得太久了的疼，可脚下却生出腾云插翅似的轻快。她这才开始注意周围的景致。眼前是一片极绿的草坪，草坪正中，是一座大理石的雕像。刚才走过的半程路里，他们已经绕到了石像的背后。即使看不见脸，小灯也知道那石像是谁。那草坪，那石像高举过头的手势，连同石像上方的那些云彩，都是她早已熟稔在心的。她在上高一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一套复旦校园的照片。这些年里她早已用目光把这些照片上的景致舔抚了无数次，到后来即使闭着眼睛，她也能重塑出那些景致的每一个棱角，每一层颜色。现在真正站在了景致的面前，她却觉得那石像那草坪那云彩，都比她想象中的矮小了一截。在那个暮夏的傍晚，当江南夜风带着陌生的温软抚过她的脸颊时，小灯突然明白了什么是审美距离。
后来她开始注意到校园里来来往往的人群。骑自行车的大约是返校的学生，拖着行李步行的大约是来报到的新生。当然，居多的新生并不是自己背着行李的，身后那些负重的大人，应该是护送他们的父母。其实，她的父亲也是一再要送她来上海的，甚至都已经买好了火车票，是她坚决拒绝了。
“我的箱子是不是很重？我带了很多字典。”小灯看见男人眉毛上挂下来的汗珠，就有些不忍。
“什么东西对你来说都是重的，就你这个子。”男人得弯下腰来，才能和她说得上话。
“石家庄的，为什么不去北大？就在你们边上呢。”
“我妈妈说上海好。我有一个小时候的舅舅在上海当过兵，回家也总说上海好。我一直就想来上海。”
“什么叫小时候的舅舅，现在就不是你舅舅了？”
男人不过随意开了个玩笑，小灯的脸却骤然绷紧了。男人就是在这一刻里隐隐意识到了，这个叫王小灯的女孩子可能是有些脾气的。
半晌，小灯才缓了一口气，说其实，我也就想离家远点。
男人呵呵地笑了，说这也正常，在你这个年纪，所有的人都渴望离家出走。
很快他们就到了小灯的宿舍楼，天还是热，楼道里走动着一些衣着单薄的女孩子，大杨不便进去，就把小灯的行李放在楼道门口。“尽量找个靠窗的下铺——如果还没有被占满的话。”大杨吩咐说。
小灯急急地进去了，竟忘了谢大杨。转身再跑出来，大杨还等在宿舍门口。大杨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饭菜票，说放下行李先去吃饭，食堂很快就要关门了。小灯说那我怎么还你？大杨在一张饭票的背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楼房号，就走了。小灯这才知道大杨的名字叫杨阳。
小灯进了自己的宿舍，发现那是一个八个铺位的房间。靠窗的四个上下铺位已经被人占去了三个，还剩了一个上铺，就拉出一张凳子来，踩着凳子把箱子举到了那个空着的上铺，又爬到铺位上坐了下来。房间里很安静——比她早来报到的同学可能都去食堂吃饭了。小灯绷了一天的神经，终于在这一刻松弛了下来。她咚的一声踢蹬了鞋子，十个脚趾在渐渐浓起的暮色中开成两朵怒放的花。
好了，那一页，终于翻过去了。小灯喃喃地对自己说。
晚上吃完饭后，小灯带着新买的饭菜票，按照杨阳留的那个地址去找杨阳。杨阳住的那幢楼在校园深处，是四楼。房门没锁，小灯一推就推开了。一个男人站起来，说怎么这么着急？小灯过了一会儿才认出来那人原来就是杨阳。杨阳洗过澡也洗过了头，换上了一件鲜红的短袖衬衫和一条灰布裤子，头发上带着半湿的蓬松。这会儿的杨阳看上去干净整齐年轻甚至有点英俊。小灯隐隐有些惊讶。
“你，住得好宽敞。”小灯注意到杨阳的房间里只有两张床，而且不是上下铺。
杨阳说研究生的住房是宽松些，中文系的研究生还要轮流和留学生同住，就更宽敞一些。小灯又吃了一惊，这一惊她毫无经验地放在了脸上。
“你，你是研究生？”
杨阳呵呵地笑了起来，说那你以为我是行李工呀？我是被你们系的一位老师临时拉去帮忙的。小灯被说中了心思，脸就渐渐热了上来。在半明不暗的灯影里，小灯的面颊如同两张轻轻一弹就要破裂的生宣，红晕如水彩零零乱乱地洇了一纸。杨阳看得呆呆的，心想，再有一年，这样的脸皮就该磨厚了，在上海。
两人相对坐着，竟也无话。房门开着，不断地有人进进出出地找杨阳。小灯坐不住了。小灯站起来，在杨阳的书架上抽了一本书，是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人啊，人》。“我一直想找这本书，市面上都没有了。借我看看，很快就还的。”即使完全没有恋爱经验，小灯也知道，借书大约是她能够再来找杨阳的唯一理由了。
杨阳把小灯送到楼下，随意扬了扬手，说丫头用功些别尽贪玩，就回去了。
白日的暑气已经散去，初起的夜风里已经有了第一丝的秋凉，街灯把小灯的身影拉得瘦瘦长长的扔在路上。小灯怕冷似的搂着胳膊，一步一步地踩着自己的影子，行走在尚是陌生的校园里。“丫头”两个字妥妥帖帖地躺在她的心窝里，微微地生着暖意。杨阳。杨阳。杨阳。她一路默默地念着这个名字。她觉得她已经在这个硕大而陌生的都市里找到了一个坐标，她至少有了方位。
后来小灯才知道杨阳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读本科的时候，就在全国一流的文学杂志上发表过多篇小说。杨阳不说，她也不问，她只是通过各种渠道借来了杨阳的小说，晚上熄灯之后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悄悄地看。她把他的小说看了一遍又一遍，每看一遍，她就觉得自己离他又近了一步。杨阳在读第二年的研究生，而她才上本科一年级，他们之间相隔的不仅是简单的四个年级，还有经验，还有阅历，等等等等。可是她终究会赶上他的。她相信。
于是小灯就时不时地去杨阳的宿舍找杨阳。杨阳见了小灯大都是快活的，任凭小灯把借书还书的理由延伸到极致。杨阳几乎从来不用她的名字来称呼她，而只是丫头丫头地和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刚开始她很喜欢他这样叫她，后来就渐渐生出了厌倦，因为她从这个称呼里听出了自己的无望——他一直把她当作小孩看待。
杨阳，总有一天，我得让你换副眼睛看我。小灯把拳头捏得格格地响。
有一天晚上杨阳突然来小灯的宿舍找小灯。那天同宿舍的同学都去教室晚自习了，只有小灯一人在屋。小灯换了一套接近于睡衣样式的便装，头发随随便便地别在脑后，脚上趿着拖鞋。小灯毫无防备地见到杨阳，脸刷地红了——这是杨阳第一次来小灯的宿舍。杨阳拿过小灯放在桌上的笔记本随意翻看着，说我有个同乡住你们楼上，我顺便过来检查检查丫头是不是在认真读书。小灯要去夺，却已经晚了。杨阳扬着笔记本，大大咧咧地问：“这是什么变天账呀，一笔一笔地记得那么仔细。”
小灯低垂着脸，面皮越发地紫涨起来，半晌，才说是我爸寄来的钱。将来，一分一厘，都要还他的。
杨阳就呵呵地笑，说那是你爸，又不是别人，还算得那么仔细啊。
小灯抬起头来，脸上的颜色渐渐地清淡了下去，眼光定定的，穿过杨阳，穿过墙壁，落在不知名的地方。
“他不是我的亲爸。我的亲爸早死了，唐山地震，听说过吧？”
杨阳吃了一惊：“那，你，你妈呢？”
小灯顿了一顿，才说：“都死了，我们全家。我是孤儿，七岁就是。废墟，你见过那样的废墟吗？所有的标记都没有了，人在上面爬，就跟蚂蚁一样。我摔倒在一个人身上，脚动不了，以为是绳子绊住了，低头一看原来是一根肠子，是从那人的肚子里流出来的。扒拉下来，接着爬，爬到哪里算哪里。”
杨阳只觉得有一根粗糙的木棍，正慢慢地杵进他的心窝。钝痛随着呼吸泛上来，拥堵在他的喉咙口。他呵呵地咳嗽了几声，可是那疼痛他既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他的嗓子就喑哑了。
他走过去，将小灯搂在怀里，紧紧地，他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她零乱的头发。
“小灯，我一直以为，你是一只从来没有飞过森林的雏鸟。”杨阳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杨阳，不是天下所有的鸟，都得通过飞行才认识森林的。”
许多年之后，杨阳才真正明白了小灯这句话的含义。
1992年10月1日 上海
杨阳和小灯骑着自行车，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见缝插针地行走。毛巾衫，牛仔裤，运动鞋，背上驮着一个旅行包。在色彩和声响都很纷乱的街景里，他们看上去像是两个趁着假日出去散心的小年轻，没有人会猜到他们是在那天结婚。
杨阳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做了教书匠，而小灯本科毕业后在一家出版社当了一名外文编译。小灯离开学校后几乎一天也没有浪费就开始准备结婚。其实准备这两个字在这里绝对是一种夸张的用法，因为他们实际上不过是把两副被褥抱到了一张床上而已。杨阳刚在复旦分到了小小一间房，小灯的东西已经陆陆续续地搬过来了。
杨阳只是在五十年代的书籍和电影里看到过这种简单到接近于过家家游戏的婚礼。这样的婚礼其实并不是杨阳的原意。杨阳原来的计划包括旅行去双方的家乡，回程后再小规模地宴请几个亲近的同学朋友。杨阳已经工作了两年，有小小一点的积蓄，完全可以支付这样的一次行程。杨阳甚至把这一笔钱都已经交给小灯保管，可是这些钱在小灯的手里转过一圈以后，就渐渐销声匿迹了。有一天杨阳无意中在小灯的皮夹子里发现了一张寄往石家庄的汇款单，才终于明白了这笔钱的下落。
那天杨阳脸色很难看。杨阳说小灯你完全可以慢慢还他的，为什么非得要克扣你自己的婚礼呢？小灯说我一天也不想等，就想还了他，就什么也不欠他了。杨阳说钱还了，情呢？到底是养你这么大的爸。小灯说我只认养我的妈。杨阳说你在强词夺理，没有养你的爸，你妈一个人想养你也养不成。小灯的脸色渐渐地也难看了起来。小灯冷冷一笑，说杨阳你要心疼钱我可以以后慢慢还你，你想改变主意不结婚也行。话说到这一步，杨阳就不吭声了。小灯见杨阳软了，便也软了下来，期期艾艾地说，等元旦我跟你去看，看你爹妈。两人就算过了这一道坎了。
两人骑了半程的车，杨阳突然心血来潮，将脚往地上一点，说灯啊我们去王开照张相吧，也算是个念想儿。小灯看了看自己，说就这副样子吗？杨阳说就这副样子。今天咱俩照了，都还是一张白纸。过了今天，咱们就是历经沧海了。小灯呸了一声，说别臭美了，海什么海，你也就一个小泥潭。两人果真就改道一路风尘仆仆地骑去了王开照相馆。
进了照相馆，摄影师问是毕业照？工作照？杨阳看看小灯，说是八戒娶媳妇的照。摄影师哦了一声，将那半截惊讶圆滑地吞进了肚子。两人被摄影师铁丝般地绕过来弯过去，终于给摆弄出一副接近恩爱和谐的样子。镁光灯一闪，一个微笑瞬间定格为永恒。很多年后，杨阳和小灯在不同的场合里看到这张笑得龇牙咧嘴的照片，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这是他们一生中最为简单快乐的日子。
照完相，两人一身臭汗地骑回了宿舍。国庆大假，大楼里空空荡荡的，脚步声在过道里擦出嘤嘤嗡嗡的回响。推门进屋，秋阳明晃晃地照出了空空的四壁和墙上印记斑驳的蚊血。
小灯蹲下身来窸窸窣窣地翻弄着自己的那只旧箱子，终于在箱底找出了一条红色的纱巾。小灯用胶纸把纱巾贴在玻璃窗上。“八戒娶亲的记号，别的猪不得擅自入内。”小灯说。
杨阳只觉得一身燥热，便过去脱小灯的衣服。衣服之下的那个胴体他其实已经很熟稔了，他只是还没有走过那关键的一步——小灯不让。小灯的身体如同一座结构复杂景致繁多的园林，他已经走过了里边所有的亭台楼榭，流水林木，只有那最后的一扇门，小灯死死守住不放他进去。长久的持守使得他对门里的景致有了更热切的好奇，他迫不及待地分开小灯的双腿，将身子硬硬地贴了过去。慌乱中他听见小灯在他的耳畔低低地叹了一口气。“杨阳，其实我早就不是一张白纸了。”
杨阳愣了一愣。可是欲望已如蓄积了千年的洪峰，思维纤薄的闸门已经根本无法阻挡。小灯的话使他突然放松了，他有了肆无忌惮的力度。
这时他听见小灯沉沉地叫了一声，仿佛是被人用一把铁锹从背后猝然劈倒时发出的那种声响。杨阳吓了一大跳，站起来，一眼就看见了血迹。那血迹像被斩断了身体的蚯蚓一般蠕动蜿蜒着，在白色的床单上扭出一条一条的印迹。
杨阳慌慌地爬下床来，抓了自己的衣服就来擦小灯的身子。血很多，擦了许久才渐渐地干了。杨阳扔了脏衣服，一把将小灯搂住。“疼吗？你，啊？啊？”他语无伦次地问。“灯你，你还是，一，一张白……”杨阳没把一句话说完，眼中已落下泪来。
小灯的嘴唇翕动了几下，却没有发出声音来。窗外的阳光漏过纱帘，陡然厚重起来，满屋都是猩红的飞尘。
那天小灯没有说出来的那句话是：杨阳你的眼睛太干净了，你看不见纸上的污迹。
那天小灯想起了一个人。
一个叫王德清的男人。
1982年冬 石家庄
在这个冬天之前，中学英语教师董桂兰的生活，套一句当时用得很滥的成语，就是“蒸蒸日上”。这年她被评上了特级优秀教师——她带的班级连续两年达到全市最高高考升学率。她的丈夫王德清，也刚刚提升为厂里的财务处处长。他们的养女王小灯，在全市的初中英语会考中得了第一名。而且，他们全家刚刚从破旧的筒子楼里搬出来，迁入了两室一厅的新居。
王德清一家是在四年前随单位迁移到石家庄的。四年的日子不算长，却刚够磨掉他们脸上毛糙怯生的外乡人表情，让他们走在街上的时候，开始感觉到脚下的根基。
这年董桂兰四十八岁，正在本命年上。年初的时候王德清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要给妻子买一条避邪的红腰带。当时董桂兰正被接踵而至的喜讯折腾得云里雾里的，春风得意的人往往很容易忽略身后的阴影。所以那天董桂兰带着一点轻蔑的神情对丈夫说：我就不信这个邪。
可是这年的冬天一切突然都改变了。
变化最早是从一场咳嗽开始的。这里的“一场”是单数，也是复数，是由许许多多的“小场”连绵不断地接缀而成的一个“大场”。这一大场咳嗽是从夏天开始的，从夏末延伸至秋初，又从秋初延伸至秋末，再从秋末延伸至冬初。入冬的时候，董桂兰终于顶不住了，请假去了一趟医院。
董桂兰去医院的那天早晨和任何其他一个早晨也没有什么区别。她和小灯几乎是同时在收音机的早间新闻声中醒过来的。自从小灯来到王家之后，董桂兰就一直和小灯合睡一张床，而王德清则自己一个人睡一张床。厨房里王德清已经把早餐大致准备就绪了。王德清的工作单位在郊区，班车单程也需要开两个多小时。所以王德清平常住在厂里，只有周三轮休时才回家。王德清在家的那一天，总是早早地起来做饭，好让妻子和女儿多睡十五分钟。
董桂兰前晚备课备到很晚，早上起来就有些头昏脑胀。小灯倒是准时睡的，只是睡得不怎么踏实，董桂兰破铜锣似的咳了一夜。所以母女两个虽都醒了，却依旧赖在被窝里，一个在床头一个在床尾掩着嘴呼呼地打着哈欠。
“小灯你这一夜踢蹬的，小达小达地喊。谁是小达呀？”董桂兰问。
小灯怔了一怔，半晌，才蔫蔫地坐起来，说妈你睡糊涂了，我不认识什么小达的。
天冷，暖气稀薄如鼻涕，窗户上结着厚厚的霜。小灯跳下地，老鼠似的东钻西窜满地找鞋子。去年买的棉毛衫棉毛裤都有些小了，胸前已经鼓出两个小小的包，瘦骨零丁的裤腿里，竟有了一些内容。王德清热好了牛奶，进门来催，半截身子伏在门框上，突然就不动了。
“桂，桂兰，我们小灯长起来了。”王德清喃喃地说。
“跟她们班同学比，还是瘦。小小年纪，整天闹头疼的，唉。”董桂兰捏了捏小灯的肩胛骨，叹了一口气。
小灯觉得遍身贴的都是眼睛，就赶紧窸窸窣窣地找毛衣套上。钻出头来，把衣服抻平了，撸下了一地的眼睛。一扭头，突然看见了董桂兰脸上的血迹。
“妈，你怎么了？”小灯指着董桂兰的下巴问。
董桂兰用手背擦了擦，说这颗痣也不知怎么了，最近老出血。今天看医生，要些药膏抹一抹。
都洗漱过了，三人就坐下来吃早饭。早饭是牛奶面包，小灯勉强喝了一小杯，就搁下了，去拿书包。董桂兰追着让把那剩的都喝完了，三人就兵分两路出发——小灯上学，王德清陪董桂兰去医院看病。
董桂兰那天穿的是一件印着蓝花的灰布对襟棉袄，脖子上围了一条黑色的羊毛围巾。棉袄很新，在肩膀袖肘处绽出许多厚实的皱纹来。风很大，围巾一出门就给刮得飞飞扬扬的，像一只折了翅的鹞子。早上洗完脸董桂兰抹过一些防裂霜，茉莉花的香味被风吹送得很远。天开始下起了雪霰子，窸窣地砸在地上，仿佛是过年炒花生栗子时沙粒滚过铁锅的声音。这些颜色气味声响构成了小灯对健康的董桂兰的最后印象。
都走到路口了，董桂兰又跑过去，往小灯手里塞了一张五元的票子。小灯只觉得董桂兰那天走路的样子有点怪，一脚高一脚低的，好像鞋子里进了石子。
“万一妈回不来，你中午自己买碗面吃，牛肉的。”
当时无论是小灯还是董桂兰都没有意识到，这竟是一语成谶——董桂兰在这个清晨从家里走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她当时就给留在了医院。
肺。肝。癌细胞已经爬满了这两个部位。可是癌细胞最早却不是从那里滋生出来的。发源地是那颗已经在她下巴生长了多年的黑痣。董桂兰得的是恶性黑色素瘤，晚期，早已转移。从最初的诊断到最后去世，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董桂兰是在腊月二十五晚上死的，她终究没有走完她的本命年。
董桂兰的死正符合了当时一些关于教师待遇中年知识分子健康问题之类的时髦话题，所以就被演绎成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追悼会上，各级头面人物都来了，报纸电台电视台蜂拥而上。学生，家长，同事，领导，众人都哭得惊天动地的。
可是小灯没有哭。小灯的眼睛若两个冰窟，有寒气徐徐流出，将一张脸都凝聚成霜。哀乐声中董桂兰的骨灰盒被递到了小灯手里，小灯的嘴唇翁动着，轻轻说了一句话。众人不知道小灯说的是什么，只有站在身边的王德清听清楚了。
小灯说的那句话是：“你骗了我。”
当然，也只有王德清明白小灯的意思。当年把小灯领回家的时候，一路上小灯只问了一句话，不过这句话她一连问了三次。小灯问你们会收留我多久？这一句话问得董桂兰眼泪涟涟。董桂兰搂了小灯，反反复复地说：“一辈子，一辈子，我们一辈子都和你在一块。”
葬礼完后回了家，王德清就病倒了，高烧，一阵一阵地打着摆子。小灯端了药，喂王德清吃了，突然问：“你呢，你也会走吗？跟她去？”
王德清看见小灯的脸，仿佛一夜之间变得棱角尖利起来。那尖利是一层外壳，裹住了所有其他的情绪，而害怕却如一片雾气，在外壳薄弱之处冒出丝丝缕缕的马脚。王德清抱住小灯，抚摸着小灯马鬃一样硬挺的头发，忍不住号啕大哭，哭得一脸鼻涕。
“灯啊，爸爸不会，绝对不会，离开你。这世上只有，只有咱爷俩了。”
王德清的手抚过小灯的额小灯的眉眼小灯的鼻子小灯的嘴唇，呼吸渐渐地粗重了起来，鼻息犹如一只小马达，呼呼地扇过小灯的脖子。王德清的手哆哆嗦嗦地伸进了小灯的衣领，停留在那两团鼓起的圆块上。王德清的手指在那个半是坚硬半是柔软的地方揉搓了很久，后来便继续向下游走，伸到了小灯的两腿之间。
王德清的指尖如虫蚁一样，一路爬遍了小灯的身体。那虫蚁爬过的地方，却生出些酥麻的热气，热气之下，身体就渐渐地湿润了起来。
小灯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推开他，推开他，小灯的身体却瘫软在那未曾经历过的湿润里，动弹不得。小灯的心和小灯的身体剧烈地扭斗着，小灯瑟瑟地发起抖来。
“别怕，灯，爸不会害你，爸只是，只是想好好看看你。”
王德清脱光了小灯的衣服，将脸近近地贴了上去。小灯的身体鱼一样地闪着青白色的光，照见了王德清扭成了一团的五官。突然，小灯觉得有一件东西杵了进来——是一根手指。那根手指如一团发着酵的面团，在自己的体内膨胀堵塞着，生出隐隐的痛意。小灯突然狠狠地伸直了腿，王德清没防备，被一脚蹬到了地上。爬起来，声音就碎得满地都是。
“爸，爸只是太寂寞了，你妈，很，很久，没有……”
第二个星期王德清轮休回家，小灯没在。屋里留了一张纸条：
我去同学家睡觉，别找我。
纸条没称呼也没落款，是用一把削水果的尖刀扎在卧室的门上的。
那年小灯十三岁。
1994年春 唐山市丰南县
这年春天李元妮家新盖了一座两层楼房。楼是方方正正的砖楼，外墙贴了雪白一层的马赛克。二层有一个阳台，用栏杆圈围起来。栏杆也是雪白的，圆柱上雕着精致的花纹，远远看上去，像是一个又一个站立着的细瓷花瓶。门是锃亮一扇的大铁门，上方是一个镂花的扇面，正中贴了一张鲤鱼戏水的年画。这样的楼房，几年以后，将是所有乡镇新屋的模式，可是在那时，却是一条街上的奇景。完工那天，爆竹尖利地响了几个时辰，满天都是惊飞的鸟雀。一街围看的人里，说什么的都有。
楼是李元妮的儿子万小达寄钱来盖的。
其实在老家盖楼并不是小达原来的计划。小达原来的设想是带着母亲去南方定居。小达和母亲为这件事讨价还价了两年。李元妮不去南方的托词有好几个版本，比如故土难离，比如适应不了南方的暑热，又比如不想妨碍年轻人的生活。这些托词都没有让小达死心，最后让小达死心的是另一句话。李元妮说我们都走了，你爸你姐的魂回来，就找不着家了。这句话让小达沉默无语。
街坊里关于李元妮的儿子有许多的猜测。有人说小达在深圳买卖股票挣了一点小钱，也有人说小达认了一个有钱的女人做干妈，也有人说小达在广州办服装贸易公司发了几笔大财。对于所有诸如此类的猜测李元妮始终微笑不语。她神秘莫测的表情其实仅仅是为了遮掩她对儿子行踪的一无所知。
其实这条街早已是重建过的，邻居也已经换过了一茬。可是在地震发生多年之后，李元妮在一条街上依旧招着人恨。
李元妮在地震中死了丈夫和女儿，剩下一个儿子，也是个独臂的残疾人。可是这都不是李元妮招人怜或招人恨的原因。地震中失去亲人的家庭到处都是。一场地震把人的心磨得很是粗糙，细致温婉的情绪已经很难在上面附着。人在天灾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人既不能找天老爷算账，就只能选择认命。就像是一个暗夜赶路的庄稼汉，踩到一块恶石上摔得头破血流，伤疤是永远地留下了，他还不能记恨石头，他只能裹了伤口继续赶路。
天灾来临的时候，人是彼此相容的，因为天灾平等地击倒了每一个人。人们倒下去的方式，都是大同小异的。可是天灾过去之后，每一个人站起来的方式，却是千姿百态的。平等均衡的状态一旦被打破，人跟人之间就有了缝隙，缝隙之间就生出了嫉恨的稗草。
李元妮招人恨的原因，是因为她是站起来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
万师傅死了，李元妮拿了一阵子救济金之后，就给分配到一家餐饮厅当开票员。餐饮厅营业时间长，儿子小达放学回家后一直没有人照看。有一天小达的奶奶来看孙子，发现小达为了煮一碗面吃，竟被一壶开水烫得浑身是泡——小达那时还不太习惯用左手做事，老太太蹲在地上哭了个天昏地暗。又吵到李元妮的工作单位，坚决要把独生孙子带走。李元妮一狠心，就把工作扔了，回了家。
李元妮辞工之后，就跟娘家借了些钱，买了一台缝纫机。又等到小达学校放假的时候，带上小达去了一趟天津，在一个远房表姐家里住了一个多月，跟人学了几招裁剪的手艺，回来就在家里开了一爿小小的裁缝铺。李元妮从前在省歌舞团呆过一阵，多少也见过一些世面，向来对衣装样式很是上心，所以她剪裁出来的衣服，就和寻常街面上看到的，略微有些不同。
广告在那个年代还属于很新潮的一个词，李元妮不懂。其实李元妮不懂的，只是打在纸上的那种死广告，李元妮对于活广告，却早就无师自通了。人穿了李元妮剪裁出来的衣服，行走在县城有限的几条街上，很快就招来了眼目。李元妮的活广告源源不断地给她带来了新主顾，李元妮的小小裁缝铺，生意出乎意料地热火。她的日子，也就过得很有些滋润起来。
李元妮知道，其实她自己，才是所有的活广告中最为有效的一个。所以她给自己剪裁的衣服，总比给别人剪裁得更为上心，从面料色彩到样式，季季都赶在风口浪尖的新潮上。李元妮不仅小心地选择衣服，李元妮也小心地选择着发型。头发有时就留得长长的，在脑后盘一个横爱斯发型，像个贵夫人。有时却剪短了，直直地齐着肩，像一个清纯的大学生。地震那年猝然花白了的头发，又渐渐地转黑了。虽然三十多岁了，永远干净整洁新潮的李元妮领着儿子万小达行走在街面上的时候，依旧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李元妮习惯了在浑身贴满了目光的状态下走路，尽管骨折留下的后遗症使她的左脚略微地有些颠跛。其实，一条街上的人，无非是想在李元妮的身上找到一缕劫后余生的惊惶，一丝寡妇应有的低眉敛目，可是他们没有找到，一丝一缕也没有。李元妮高抬着头，把微跛的步子走得如同京剧台步，将每一个日子过得如同一个盛典。
在不同的阶段里，李元妮的家里自然也有不同的男人出现。街面上关于这个女人有很多的传言和猜测，可是传言和猜测最终还都停留在了传言和猜测的阶段——李元妮一直没有再婚。
李元妮当年扔了铁饭碗回到家里，不是胆识，也不是眼界，而纯粹是为了守住唯一的儿子小达。当她终于可以安心地一日三餐地照顾好小达的时候，小达却没有按照她的意愿成长。小达在她的眼皮底下走了一条她完全没有想到的路。
小达截肢以后，刚开始时是装了假肢的。后来身体长得太快，一两年之内又得换肢，小达懒得换，就干脆扔了假肢，痛痛快快地做起了独臂螳螂。小达很快学会了用左手写字吃饭干活骑车，小达的左臂独当一面地解决了生活上几乎所有的难题。可是小达却有一个与手臂和生活都无关的难题：小达不爱读书。对世上一切事情都充满了好奇心并具有无穷精力的小达，一拿起书却忍不住就要打瞌睡。小达勉勉强强高中毕了业，却没有考上大学，甚至没有通过职业专科学校的分数线。李元妮替他报名参加补习班，他念了两天就自作主张地卷起书包回了家。李元妮硬招软招都使遍了，向来脾气柔顺的儿子，却无论如何也不肯回去念书。
小达停了学，在家里无所事事地呆了几个月，就要和几个同样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一起去南方“看一看”。“看一看”的确是小达当时的心境，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要去那里干什么，他只是隐隐地感觉到那边未知世界对他有着朦胧的吸引力。李元妮坚决不放小达走，为此母子两个也不知热战冷战了多少个回合。后来有一次小达哭了。十九岁的男子汉的眼泪让李元妮一下子慌了手脚。小达说妈你难道不知道这裁缝市场的行情吗？满大街都是成衣了，将来谁还会找你一针一线地缝衣服呢？你想咱们娘儿俩都困在这里饿死吗？
一年。就给你一年。一年不成，你给我立时回来。李元妮终于松了口。
可是小达并没有信守一年的诺言。小达第一次回家，是三年以后的事了。在这中间小达的联系地址变换了许多次，有深圳的，佛山的，珠海的，江门的，等等等等。
小达第一次回来，长高了许多，却是又黑又瘦，空了一边膀臂的身子仿佛随时要被风掀倒。小达那次只在家里住了五天，替家里买了一台冰箱，并置换了原先的那台九吋黑白小电视，最后给李元妮留下了一个七千元的存折。李元妮多次追问小达这钱是怎么挣的，小达只是笑，说妈你放心，肯定是正路来的，我跟我爸一样挣钱有道。
小达第二次回家，又隔了三年，是1994年的春天了，正值万家的新楼落成。
小达那日是坐了一辆皇冠小汽车回来的——是从天津租的，那时县城还没有这样的车。司机一路按着喇叭，在县城狭小的街道上穿越大小食摊的重围，最终停在万家门前时，已经吸引了众多的围观之人。小达身穿一套极是合体的深蓝色毛料西服，头发乌黑油亮地梳向脑后，露出宽阔的额角和整齐的发际。小达的衣服里处处都是充实的内容，露在袖口的右手上，戴了一只薄皮手套。看惯了小达独臂螳螂的样子，众人一时竟认不出他来。
小达并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小达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女人。女人看上去比小达略大几岁，留着一头极长的直发，在脑后用一只红色的发卡别成粗粗的一束马尾巴。女人穿了一件橘红色的皮茄克和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脚上套了一双深褐色的高靿皮鞋。女人衣着的颜色和样式瞬间照亮了县城灰秃秃的街景。
小达站在门外几步远的地方，细细地看了新楼几眼，才拉着女人走上了台阶。
“县城的房子，也只能是这个格局了。”小达轻轻地对女人说。
门没关，小达轻轻一推就进去了。屋里黑蒙蒙的，只有靠紧里的那面墙上，点着一盏半明不暗的灯。灯影里有一个身体开始丰盈起来的女人，正背对着他们伏在桌子上裁剪衣服。女人剪得很是投入，整个上半身像一块柔软的面团一样黏在了桌面上。小达叫了一声“妈”，女人吃了一惊，手里的剪刀咣啷一声掉在了地上。
“妈，这是我说的那个阿雅，在中山大学教书的。”
李元妮缓慢地抬起身来，发现门口有一团红色的云雾正在慢慢地朝她飘移过来。她取下老花镜，目光渐渐地适应了灯影无法涉及的黑暗。她看见了一双点漆一样深黑的眸子。
红云漫过来，停在了桌子旁边。桌上摊的是一套黑色绸缎面料的衣服，中式的，对襟立领，前襟上缝着一对一对的盘花布扣。“做工真细呢。这里的人，时兴这个样式吗？”那个叫阿雅的女人问。
阿雅的声音细细的，句尾微微地扬起，仿佛带着一丝被骤然切断的惊奇。灯光下李元妮终于彻底地看清楚了儿子带来的这个女人，她只觉得这个女人似乎和她想象中的教书先生相去甚远。这个女人使她想起了自己尚未来得及全部开放就僵在了枝头上的青春岁月，她的心情就有些复杂起来。她顿了一顿，冷冷地说是个活人都不会喜欢这个样式，所以它只能是寿衣。
阿雅有些尴尬。小达把阿雅推到李元妮面前，指着李元妮说这就是我妈，也是你妈。你可以对我不好，你可绝对不能对我妈不好。我妈是一指头一指头地把我从土里刨出来的，地震那年。
阿雅拉起李元妮的手，摊开来细细地察看。手掌很薄，粘了一层黏黏的画粉。掌纹如瓷器上的裂痕，细致而凌乱地爬满了一掌。食指和中指上少了半截指甲，裸露出来的那团肉是青黑硬实的，仿佛沾满了泥土。阿雅用自己的手指抠了一抠，却什么也抠不下去。
“我现在知道了，小达是从哪里学会吃苦的。”阿雅说。
李元妮觉得心里有一堵墙，正在一砖一瓦地倒塌，有一线水迹正蜿蜒地爬过废墟，在干涸龟裂的地上流过，发出哧哧的声响。她转过头去，狠命地吞下了喉咙口的那团堆积起来的柔软。“吃了吗？你们？”她清了清嗓子，问他们。
那晚阿雅累了，早早地回屋睡去了。小达却在堂屋里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母亲说着话。
“妈，要不，你也找一个。一个人过日子，冷清呢。”小达迟迟疑疑地说。
李元妮笑了。李元妮笑起来的时候，依旧叽叽咕咕的，像下着蛋的小母鸡。“你满大街找一找，有一个像人样的不？找回来拴圈里还成，能给你当后爹吗？”
小达也笑了，心想这么些年了，母亲那尖利的舌头也没磨平一些。
“你要真想着我，将来生了孩子就放在这儿给我养。”李元妮叹了一口气说。
那夜是个大月亮夜。月色舔着窗帘爬进屋来，屋里的一切都有了湿润的毛边。阿雅的睡意浅浅地漂浮在意识的最表层，始终没能实实在在地沉落下去。半夜的时候，阿雅彻底地醒了，睁大着眼睛，看着墙上那两张镶着黑框的放大照片。照片里的人隔着二十年的距离和她遥遥相望，她隐隐听见了她的目光和他们的在空中撞响。
“你姐姐的样子和我小时候真像呢。”阿雅忍不住推醒了小达。
“姐，哦，我姐。”小达迷迷糊糊地回应着。
1999年6月19日 多伦多
这里是多伦多乱线团一样缠绕不清的闹市街区里最中心的一个地带，也是伊顿大商场的所在地。今天是周六，人流比往常来得晚。当太阳开始在人行道上投下稀疏的树影时，街市的颜色和声响才渐渐开始丰富起来。
杨阳在一个画家的摊子边上放下了自己的行囊。画家的生意还没有开始，画家只是在埋头整理自己的画具。画家戴着一顶宽檐草帽，他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他蓝色的T恤衫上印着一串与一个著名体操运动员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商标。也是一个中国人呢。杨阳想。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杨阳把那张画着十二生肖彩色图像的大纸铺在路边，又在四个边角压上了各式各样的石头和雕刻刀具。这全套的行头都是他从国内带来的，当然，在他把它们小心翼翼地包叠好放进行李箱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它们会成为他在多伦多陪读生涯里的谋生工具。
他会给在他的摊前停下来的每个人起一个美丽的中文名字。比如一个叫玛丽?史密斯的英裔女人，经过他的嘴就变成了一个叫史美兰的中国女人。一个叫威廉?伯恩斯的苏格兰男人，在和他聊上五分钟天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叫薄伟来的中国男人。他替人起了中文名字，再替人刻一枚小小的印章。完了顺便问一声人家的生日，然后就指出人家的生肖图像，再解释给人听那生肖所属的性格命相。若讲得那人有了兴趣，说不定就可以从他手里买走一个生肖雕像。这样全套的工序，大约耗费他半个小时到四十五分的时间，运气好的话，也许他能赚到二十到二十五加元的收入。
这是杨阳对自己的设想。他不知道这样的设想实施起来有几分可能性，但他知道他和小灯都需要钱。小灯三年前来多伦多大学留学，念完了英国文学硕士，现在接着念博士学位。而他带着他们的女儿苏西，刚刚以探亲的身份来到多伦多。小灯虽然有奖学金，但是他们刚刚搬入了一个宽敞一些的公寓，房租贵了许多。小灯为他们的到来，买了一辆二手车，保险汽油修理费用，再加上苏西的钢琴课学费，这些零零总总的额外开销，都是要靠他的双手挣出来的。
有一串步子在他摊前重重地停了下来。生意，来了。他的心急剧地跳了起来，跳得一街都听得见。其实他完全不用害怕，那些篆刻印章和用生肖算命的雕虫小技，他早已在复旦和留学生同居一室的日子里操练得炉火纯青。只是，只是他从来没有用这些伎俩实实在在地换过钱。第一次，熬过第一次就好了。杨阳这样安慰着自己。
杨阳慢慢抬起头来，先看见了两条穿着蓝制服裤子的粗腿，后来他才发现是一个人高马大的警察。警察对他和蔼地笑了笑，咿哩呜噜地说了一串话。复旦教室里规规矩矩地学来的英文，却在鱼龙混杂的多伦多街头遭受了最残酷的考验——他居然没有听懂一个字。他满脸通红地摆着手，一次又一次地说对不起啊，对不起。警察放慢了速度，又把同样的话说了一遍。这次他听懂了一个词，一个关键的词：营业执照。
他傻了，他用两只手咝啦咝啦地搓着裤腿，舌头在嘴里无谓地蠕动着，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时旁边的那个画家站起来，对警察说了一串的话。画家的英文远没有警察的流利，可是杨阳却听懂了每一个字。画家说：这是我的先生，我们用的是一张执照，我画画，他帮我刻印章，用在我的画上的。警察展开一个灿烂的笑脸，说好美丽的画，好美丽的印章，就走了。
杨阳这才看清，宽檐草帽之下的那张脸，是一张女人的脸。女人有一张宽阔的大脸，皮肤黝黑，两颊布满了星星点点的雀斑，脸上的每一个毛孔，似乎都在嘶嘶地喷涌着阳光。
很久，没有见过，这样健康的女人了。杨阳心想。
“谢谢你，真的。”杨阳说了，又觉得这话被太多的人在太多的场合里使用过，难免有些轻贱了，却一时又找不出比这更合适的，只好望着女人呵呵地傻笑。
“没什么，大家都是讨一口饭吃。”女人说。
女人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叫杨阳的心沉了一沉。记得小时候看过一幅国画，是画乞丐的，上面的题词是：谁不吃饭？谁不讨饭？只不过弄几个花样番番。那时他虽然还很小，却也一下子被谋生的沉重所震撼。只是没有想到，许多年后，千里万里漂洋过海地来到加拿大，他竟会沦落到街上卖艺的地步，和那画中乞丐，也就是五十步和百步之别了。
“脸皮磨厚了，就好了。其实，这个钱还是蛮好挣的，至少不用朝九晚五地坐班。夏天的时候把一年的钱挣下了，然后，另外三个季节你都可以去追求你的理想。”
他被女人的话逗笑了，乌沉沉的脸就晴了些起来，说咳，也就是把老婆孩子养活了，哪还有什么理想呢。就问女人叫什么名字，女人说叫向前。他暗暗叫绝，心想这样的女人，当然该是这样的名字。就说我有一块绝好的鸡血石，不是这些个糊弄人的假玩艺儿，改天我找出来，给你刻个好印章。
女人也不推辞，露出一脸欢欣的样子。“好啊好啊，我偷偷看了你那些印章，真是漂亮，还正想跟你学雕刻呢。”
两人就坐下来等生意。杨阳拿出一条细细的磨刀石来，碾磨他的雕刀，向前就从画袋里掏出一本旧书看了起来。杨阳瞥了一眼，那书名是《废墟》。只见向前蹙着眉心的紧张样子，就忍不住咕地笑了一声。向前问你笑什么？杨阳说没什么，我只是奇怪现在还有人看小说。向前说其实我也不爱看小说，不过这可不是一般的小说。杨阳问何以见得？向前说反正挺感人的，我也说不好，我看完了你自己拿去看吧。杨阳微微一笑，说不用了，我熟悉里边的每一个章节——那是我写的。向前一怔，半晌说不出话来。
这时候人流就渐渐地浓稠起来，有人过来坐到向前的摊子前，要画肖像。也有人走到杨阳跟前，看他开雕印章。看了一会儿，杨阳就有了第一个顾客。后来又陆陆续续地来了几个，有的是要刻印章，有的是要算命，也有的什么也不要，就是要聊聊天。可那聊天的，杨阳也不敢得罪，谁知道会不会聊成客户呢？其实那天的生意并不是太忙，却因杨阳没有经验，手忙脚乱的，竟连中午饭也来不及吃。直忙到擦黑，才喘了一口气，摸出口袋里那卷又黏又脏的零票，数了数，竟有一百六十多元。开始以为自己数错了，便又数了一遍，还是这个数，脸上就忍不住绽开阔阔的一朵笑来。收了摊子，和向前约好了明天见，就站在街角等小灯——小灯下午去钢琴老师那里接苏西，接完了苏西就顺便把他捎回家去。
杨阳进了车，就看见苏西眼睛红红肿肿的好像刚刚哭过的样子，便问小灯怎么回事？小灯哼了一声，说问你的宝贝女儿。苏西不说话，鼻子一抽，眼泪又一颗一颗地落了下来，砸得杨阳心里到处都是洞眼。见小灯一脸怒气，也不敢去哄苏西，只问到底怎么了？小灯说老师用英文教琴，她听不懂，就不听了，一个下午坐在地上看小人书。杨阳说她刚到一个新地方，还摸不着北呢。小灯冷冷一笑，说我就知道你要唱白脸。下星期我跟着去上课，看她敢不敢那样。那是交了学费的，你以为呢？
杨阳赶紧从兜里掏出那厚厚一沓的零票来，说在这儿呢，学费。没想到钱挣得还挺容易的。小灯乜斜着看了一眼，也吃了一惊。杨阳乘势将手伸过去，捏了捏小灯的肩膀，顿了一顿，才说：“小灯你放松点，别一根弦老绷得那么紧，断了怎么收拾？”小灯呸了一口，说你是干什么的？断了你得包我一辈子。脸色才渐渐地松泛了下来。
“杨阳，我的小说，那篇讲过年的，在《纽约客》上发表了，刚刚接到信，寄到系里的。”小灯说。
杨阳哦了一声，竟半天说不出话来。心里有些东西咕咚地泛涌上来，是惊喜，又不完全是惊喜。小灯和他说过想用英文写作，他从来没有拿她当真过。没想到她的第一篇英文小说，就上了《纽约客》这样的杂志。
而他自己呢？他却已经整整七年没有发表过一个字了。
2002年11月2日 多伦多
小灯很早就和杨阳分房睡了，开始时是因为失眠，后来就不完全是因为失眠了。
刚开始时，是小灯怕夜里翻身吵醒杨阳，就央求杨阳去另一个房间睡觉。杨阳有些不情愿，总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在小灯的床上多赖一会儿。到非走不可的时候，也总会发出一些大大小小的抗议声。后来这些抗议声渐渐地低落下来，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背景杂音。再后来，一到睡觉的时间，不用小灯催促，杨阳就主动进了属于自己的房间。
当小灯意识到这种转变时，局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惯性的旋流。其实，如果小灯那时愿意伸一伸手，她还是有能力来逆转那样的旋流的。可是小灯不肯伸手。伸手不是小灯做人的姿态，从来不是。
于是小灯和杨阳就一直这样在同一个屋檐下分居着。
小灯的神经是在吃晚饭的时节里就开始绷紧起来的。暮色将她一寸一寸地拉近睡眠，当然，那渐渐向睡眠趋进的，只是她的肉体。她的意识始终像一头警醒的豹子，远远地匍匐着，万分警惕地注视着那片属于睡眠的黑暗之地。她的身体一次又一次地向睡眠俯冲过去，却总在和睡眠一线之隔的地方被她的意识捕捉回来。在身体和意识一个又一个回合的交战中，曙色就渐渐舔白了窗帘，她便开始等待着同样的循环，在另一个白天黑夜的交替中进行。愈演愈烈的失眠状态，使她再也无法承受繁重的课程，所以在即将得到博士学位的前一年，她终于决定退学。
今天小灯在凌晨时分终于进入了朦胧的睡眠状态。小灯的睡眠浅薄得如同一层稀稀地漂浮在水面的油迹，任何一阵细微的风吹草动，就能将油迹刮散，裸露出底下大片大片的意识河床。在这样浅薄的睡眠中，小灯隐约听见了一些脚步声和一些水声。那脚步声和水声都被紧紧地包裹压抑着的，轻微得如同灰尘被风刮过地板。后来，小灯就听见了一些嗡嗡的声响，那嗡嗡的声响穿过墙壁的阻隔，在她的耳膜上抚摸震颤着，轻柔，酥麻，温暖，令人昏昏欲睡。睡意的油迹又开始在意识表层聚集起来。
蜜蜂，那是蜜蜂的翅膀。小灯想。
油菜花，一直黄到天边的油菜花。一个年轻的女人，骑着一辆擦得锃亮的女式自行车，在这样的乡野路上走着。蜜蜂擦着她的头发飞过，满天都是嘤嗡的翅膀震颤。女人的车后座上坐着一个瘦小的女孩，女孩偏着身子，膝盖上放着一个竹篮。
追过去，追过去，看一看那个女孩的脸。
小灯一次又一次地对自己说。可是正当小灯马上就要追上女孩的时候，她突然醒了。油菜花骤然凋零，蜜蜂纷纷坠地，女人和孩子隐入一片黑暗。
不，那不是蜜蜂。那是杨阳用吹风机吹头发的声音。小灯突然明白过来。
今天，是杨阳中文艺术学校的开业典礼。
其实，杨阳在两年前，就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中文学校。只是最近，他的中文学校才和向前的绘画班合并成为向阳中文艺术学校。杨阳和向前的联合学校已经运行了三个月，之所以把开业典礼放在三个月之后，是因为杨阳想试运作一段时间再正式对外公布。“我们磨合得还不错。”杨阳对小灯说。磨合这个词像千层饼一样有着复杂丰富的结构和内涵，小灯切入的不一定是杨阳寓意的那个层面。
分摊房租水电费用之后可以节省开支。彼此的学生资源可以共享。一个人度假的时候至少另一个人还可以维持学校开张。
杨阳是这样对小灯解释他的合并主张的。
小灯也信，也不信。
这时候传来轰隆轰隆的一阵闷响，仿佛是一发发的炮弹，正从一个锈迹斑斑的老炮筒里射出，在她的房角爆炸开来。房子抖了几抖，窗玻璃嘤嘤嗡嗡地震颤起来。小灯知道那是杨阳在启动他的汽车。杨阳小心翼翼地压抑了一切属于他自己的声响，可是杨阳无法控制他那辆将近十年的老福特。消音器上个星期坏了，却一直没有时间去修。听着轰隆的声响渐渐地远去，化为街音的一部分，小灯知道杨阳的车正拖着一尾的轻烟，碾压着一街色彩斑斓的落叶绝尘而去。小灯甚至隐隐看见了杨阳脸上的急切。
也许，现在，他已经到了。向前肯定比他先到。她大约一直站在门口，等着他把车钥匙揣进兜里。她会接过他的大衣，挂在门口的衣架上。然后，捧上一杯滚烫的咖啡。“只加奶，不加糖，好吗？”她问他。
再过一会儿，人都到齐了，她会把他推到媒体的闪光灯下，介绍说：“这位就是杨阳，著名汉学家，小说家，向阳中文艺术学校的校长。”迎门的桌子上，肯定早已摆满了他的各样著作。当她向众人介绍他时，语气也许有些夸张急切，带着遮掩不住的热切取悦。但是她灿烂的微笑足以瓦解一切的戒备和怀疑。即使最没有经验的人也能看出，在她的眼中，他已经成为她的地基她的内容她的实体，而她，只不过是从他身上折射过来的一缕光亮。
然后是讲话。各式各样头面人物，校长的，老师的，家长的，学生的。然后是宣读贺词。然后他和她会站在摆满了鲜花贺卡的大厅里，和各式各样的来宾合影。明天，就在明天，他和她的微笑，就会充盈着大小中文报刊的社区版面。
等到所有的来宾都散了，他和她就会不约而同地叹了一口气，说哦，终于过去了。她会问他，你，饿了吗？我请你，去唐人街那家新开的越南馆子吃午饭。
想到这里，小灯觉得有一条长满了毛刺的多脚青虫，正缓缓地蠕爬过她的心，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麻痒和毛躁不安。她再也躺不下去了。
苏西今天起得略微晚了一些。苏西今年上三年级，平常的周六，她都要去父亲的中文学校补习中文。这周因为开业典礼，停课一次，她就趁机多睡了一会儿。起床的时候，她还没有完全清醒。半睁着眼睛推门去上厕所，一脚就踩在了一样软绵的东西上，几欲摔倒——原来是母亲。
母亲坐在过道上，睡衣的下摆松散开来，露出两条细瘦的大腿。母亲的大腿很白，是那种久不见天日的白，白得几乎泛青，血管如一群饥饿的蚯蚓，有气无力地爬散开来。母亲靠墙坐着，头发在昨夜的辗转反侧中结成粗厚的团缕，眼睛睁得很开，一动不动地望着天花板，像是两个蒙上了雾气的玻璃珠子，有光亮，却是混浊不清的光亮。
“妈，你怎么了？”苏西一下子清醒了过来，声音裂成了几片。
“苏西，那个向前老师的画，画得好吗？”小灯微微一笑，问苏西。
“大概，不错吧。”苏西的回答有几分犹豫。
“你爸爸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大概，也是吧。”
“到底是是，还是不是？”小灯的脸，渐渐地紧了起来。而苏西的身体，在小灯的注视下渐渐地低矮了下去。
“妈妈，我不知道。”
“平常你去补习中文的时候，你爸爸在学校里，是怎么吃午饭的？”
“是自己带的饭，用微波炉热的。”
“在哪个房间？和谁一起吃？”
小灯一路逼，苏西一路退，小灯终于把苏西逼到了墙角。再也没有退路的苏西，突然就有了拼命的胆气。
“妈妈，你那么想知道，为什么不直接去问爸爸呢？”
小灯的嘴巴张了一张，却是无言以对。
苏西去了厕所，哗哗地洗漱过了，头脸光鲜地走出来，母亲已经回房去了。苏西去敲母亲的房门，母亲正在换衣服。母亲换上了一件天蓝色的套装，母亲的衣服领子袖口都很严实，遮掩住了所有不该显露的内容。母亲甚至化了淡淡的妆。化过妆的母亲，脸上突然有了明暗和光影。苏西很少看见母亲这样的隆重，不禁愣了一愣。
“妈妈，你要出去？”
小灯用一把疏齿的大梳子，一下一下地梳通着缠结的头发，却不说话。
“妈妈，今天晚上，丽贝卡家里有睡衣晚会，玲达和克丽丝都去，我可以去吗？”
苏西是个爽快的孩子，苏西的嘴和苏西的肠子几乎成一条垂直线。苏西早已忘记了先前的不快。苏西现在的兴趣是在另一个崭新的话题上。
小灯倒了一团鸡蛋大小的摩丝，慢慢地在头发上揉搓开来。小灯的头发若遇雨的干草，突然间就有了颜色和生命。可是小灯依旧不说话。
苏西以为母亲没有听见，就又问了一遍。这次小灯回话了。小灯的回答很直接也很简单。
“不，不可以。”
“为什么你一次都不答应我？为什么别人可以，而我就不可以？”
苏西的脚咚咚地跺着地板，脸涨得绯红。
“不为什么。你不是别人，你就是你。”
小灯看了一眼手表，就朝门外走去。走到门口，她听见楼上突然涌出一阵山呼海啸般的音乐声，轰轰的低音节拍如闷雷滚过，震得地板隐隐颤动。她知道那是苏西在开音响。苏西生气的时候，总需要这样那样的一些发泄渠道，音乐只是其中的一种。
她管不了了——雷声再疾，也总会过去的。她现在得赶她自己的路。这会儿是十点半。坐上公车需要四十五分钟。等她赶过去，开业典礼大概刚刚结束。如果赶得巧，应该可以在他们准备出门吃午饭的时候，把他们正正地堵在门口。
希望没有打乱你们的什么计划。她会这样对他们说。
2006年3月29日 多伦多 圣麦克医院
“小灯，《神州梦》里的那个女人，为什么一直不愿意回到她出生长大的地方呢？”沃尔佛医生问。
“亨利，因为有的事情你情愿永远忘记。”
“可是，人逃得再远，也逃不过自己的影子。不如回过头来，面对影子。说不定你会发觉，影子其实也就是影子，并没有你想象的那样不可逾越。”
“也许，仅仅是也许。”
小灯低头，抠着手掌上的死皮。经历过一整个安大略的冬季，手掌上都是沟壑丛生的细碎裂纹。手摸到衣服上，总能钩起丝丝缕缕的线头。
“小灯，你的童年呢？你从来没有说起过，你七岁以前的经历。”
小灯的手颤了一颤，皮撕破了，渗出一颗乌黑的血珠。血珠像一只撑得很饱的甲壳虫，顺着指甲缝滚落下来，在衣袖上爬出一条黑线。
“小灯，记住我们的君子协定——你可以选择沉默，但是你不可以对我撒谎。”
小灯紧紧按住了那个流血的手指，不语。许久，才说：“亨利，我要去中国了，下个星期。”
沃尔佛医生的眼睛亮了一亮，说是去你出生的那个地方吗，啊小灯？
小灯摇了摇头，说哦不，不是。我只是去取一点资料。结婚的资料。不，确切地说，离婚的资料。我们是在中国登记结婚的，所以，要在这里办离婚，就需要当初结婚的公证材料。
“那么快，就决定了？”
“是的，亨利。”
小灯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神情像是倦怠，又不完全是倦怠，仿佛有些缱绻，也还有些决绝，那都是沃尔佛医生不熟悉的表情。
“小灯你看上去情绪不错，是睡眠的缘故吗？”
“是的，多谢你的新药。当然，还得算上我刚刚争来的自由。现在我才知道，我给他的不过是一丁点自由，给我自己的，才是一大片的自由。至少，我再也不用担心，他中午和谁在一起吃饭，晚上躺在哪张床上睡觉。”
沃尔佛医生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颈脖上的赘肉一圈一圈水波纹似的颤动起来。
“脐带，你终于把脐带割断了。”
小灯走出沃尔佛医生的诊疗室，凯西已经等在门口。凯西递给小灯一个彩纸包装的小盒子，说这是我和沃尔佛医生给你准备的，祝你今天过得愉快。小灯这才猛然想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拆开纸盒，里面是一块做成一本厚书样式的金属镇纸，镇纸上面龙飞凤舞地刻了几行字：
雪梨?小灯?王：
接近完美的作家，不太合作的病人
一直在跌倒和起来之间挣扎
小灯紧紧搂住凯西，竟是无话。
小灯走到街上，兜里的那块镇纸随着她的脚步一下一下地拍打着她的身体，仿佛有许多话要和她说。也许，这做我的墓志铭，会更合适一些。她想。也许，在中国的某一个角落，真的有一块刻着我名字的墓碑。那块墓碑上，也许会写着这样一段话：
万小登（1969-1976）
和二十四万人一起，死于唐山大地震
也许，我真应该去看一看，那块压了我一辈子的墓碑？
小灯抬起头来看天，天很阴郁，太阳在这个早晨其实只不过是一些光和影的联想。沿街的树枝一夜之间肥胖了许多，仔细一看，原来都是新芽。
2006年4月20日 唐山市丰南区
小灯走进那条小街时，正是傍晚时分。
雨骤然停了，风将云狠狠撕扯开来，露出一个流黄的蛋心似的太阳，重重地坠在树梢之上，将那树那云都染成了一片触目惊心的猩红。积水窸窸窣窣地朝着低洼之地流去，顺势将街面洗过了一遍，街就清亮了起来。沉睡了一季的夹竹桃，被雨惊醒，顷刻之间已是满树繁花。
小灯提着裤腿，踮着脚尖，避开路边的雨水，朝着一座两层楼房走去。走到对过的时候，小灯却突然停住了。隔着一条窄窄的小街看过去，那楼已经老旧了，外墙的马赛克被一季又一季的泥尘染成了灰黄，一如老烟鬼的牙垢，早已看不出最初的颜色了。铁门大约是重漆过的，黑色的油漆暴了皮，翻卷起来，露出底下的深红。在四周高楼大厦的重重挤压之中，那楼显露出一副耸肩夹背的佝偻落魄之相。
二楼的阳台上，有一个五六十岁的妇人，正在整理被风雨击倒的花盆。妇人穿了一件月白底蓝碎花的长袖衬衫，脖子上系了一条天蓝色的丝巾。衫子有些窄小，腰身胳膊肘处绽开了一些细长的皱纹。妇人弯腰的时候有些费力，手一滑，一个瓦盆咣啷一声跌在地上摔碎了。妇人骂了一句天杀的，就站起来，朝着屋里喊了起来：
“纪登，给奶奶拿扫帚来。”
妇人的嗓门极是洪亮，穿云裂帛的，震得一街嘤嗡作响。
阳台里就走进来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都是七八岁的样子，长得很是相像。男孩在先，女孩在后。男孩提着一个簸箕，女孩拿着一把扫帚。女孩站定了，就把手里的扫帚塞给男孩，说念登你去扫地。男孩拿了扫帚，却有些不情愿，嘟嘟囔囔地说奶奶是叫你扫的。女孩靠在门上，将眉眼立了起来，指着男孩的眉心说：“叫你扫你就扫。”男孩就噤了声。
妇人拿过扫帚，轻轻地拍了女孩一下，骂道：“纪登你个丫头，忒霸道了些。”
妇人将碎瓦片都扫拢来，找了个塑料袋装了，就直起身来抹额上的汗。突然间，妇人发现了站在楼下的小灯。妇人愣了一愣，才问：“闺女，你找谁？”
小灯的嘴唇颤颤地抖了起来，却半天扯不出一个字来。只觉得脸上有些麻痒，就拿手去抓。
过了一会儿才明白，那是眼泪。
2006年4月21日 多伦多 圣麦克医院
沃尔佛医生今天上班迟到了十五分钟。跨出电梯的时候，突然发现秘书凯西正等在电梯门口。沃尔佛医生刚刚被安大略医疗科学学会推举为2005年的年度医生，心情大好，就忍不住和秘书开了个玩笑。
“出了什么事？地震了吗？”
凯西递过去一张纸，微微一笑，说那得看你怎么想。
那是一张传真，从中国送过来的，只有一句话：
亨利：我终于，推开了那扇窗。小灯
初稿2006-9-7——2006-10-16
二稿2006-10-21
于加拿大多伦多